浙江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报告

2016年浙江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报告

　　“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睡觉!但怕睡醒了爸爸妈妈就走了。”“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可过了年，他们又走了。”……和爸爸妈妈团聚，是留守儿童奢侈的愿望。这样的团聚只是昙花一现，却是每个留守儿童都经历过的常态。

　　时报调查数据

　　样本数约600人

　　填写者年龄7岁~16岁

　　觉得幸福的家庭应该是一家人在一起爸爸妈妈在身边94.1%

　　与爸爸妈妈很少见面只是电话里沟通且很少58.2%

　　与父母一年才见一次面26.5%

　　平时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的67.1%

　　发现自己不是很想念父母12.5%

　　看到别的小孩和父母在一起会感到难受53.6%

　　做错事被批评时会当面顶撞老师、长辈12.9%

　　在学习上并不刻苦29.4%

　　在学校会拉帮结派、打架33.7%

　　会害怕见到陌生人遇到陌生人会躲52.6%

　　觉得身边的人会欺负自己且很害怕29%

　　曾经有过离家出走的念头但没有离家出走过的39.7%

　　当遇到烦恼总是自己解决憋在心里不说49.1%

　　觉得身边的人不关心自己32.4%

　　觉得社会不公平50%

　　觉得自己的未来没什么希望12.1%

　　留守儿童是中国城乡二元体系松动后的一群“制度性孤儿”，父母因为生计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在(外)祖父母家中或亲戚篱下长大，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亲子长期分离带来的不良后果慢慢呈现：自卑，害怕见到陌生人，存在逆反心理，还有少部分的孩子会对父母产生怨恨。除了这些心理问题，安全隐患、侵害危机等同样令人心悸。

　　浙江省民政部门去年9月曾进行过一次调查摸底，将18岁以下，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的儿童全部纳入，各地共上报农村留守儿童26.56万人。因为统计口径不同，这个数字比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11年统计出的44.1万人、省教育厅2012年统计出的39.78万人都要少一些。

　　从地区分布来看，农村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温州、台州、丽水、衢州等山区。

　　今年以来，省民政厅再次启动调查摸底。该厅儿童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陈小德介绍，新一轮的排查摸底今年4月底已结束，全省农村留守儿童“一人一档”基本完成。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时报记者深入我省农村留守儿童最多的几个地区，收集到了一份关于浙江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报告。土留守她将心事刻在了泛黄的墙上

　　一扇雕着花的老式木门，推门进去迎面看到的是一个泛黄的“喜”字，贴在已经发黑的墙面上，显得突兀。这就是可茜的家，家中一台3年前买的冰箱，在布满老旧家具的房中有些格格不入。

　　可茜今年10岁，家住衢州市开化县池淮镇白渡村，每天要自己坐公交车去镇上上学。早在她出生前，父母就已经外出打工，她一出生，就被放在了奶奶的床榻边。10年间，她与父母见面的次数不过十余次，除了爷爷奶奶，家中还有比她大6岁的姐姐。

　　这是典型的留守儿童家庭。

　　表面开朗的可茜，乖巧、懂事，内心却藏有不为人知的感性一面，在她的房间里，墙壁上满满都是字，没有规律，但每个字的背后，都代表她的一个回忆或愿望。

　　10年只见父母十余次“钱”成了这个开朗孩子的心结

　　白渡村应该有1100多人，但这个时间进村，除了嬉戏的孩子和正在农耕的老人，很少能看到年轻人。

　　可茜家在村子北边，外墙早已开裂，趁着周末天气还好，可茜和邻居在玩跳绳。看到陌生人进屋，穿着大红衣服的可茜立即一蹦一跳地过来打量着记者的相机和背包，这些对她来说好像很新鲜。

　　屋子里没看到可茜与父母的合照，在可茜看来，爸妈只是一个称呼——刚出生，她就被留在爷爷奶奶身边，一晃十年，她和父母相见的次数都能数得清。对于想不想父母这件事，可茜是拒绝回答的，她用询问奶奶是否能洗澡来转移了话题。

　　“下午洗吧，今天天气不错。”奶奶说，可茜一周洗一次澡，这会令她开心，因为穿了一个星期的脏衣服可以换了，头发也可以洗了。

　　可茜穿的红色外套，正面明显要比背面脏，袖口已经发黑，“平时爷爷奶奶没时间，奶奶采茶，爷爷要种地还要打零工给人家造房子。”对爷爷奶奶的忙碌可茜很理解，这被爷爷奶奶认为是“懂事”。

　　在这样的家庭，“懂事”的定义是不乱花钱，“和她姐姐可盈不一样，可盈喜欢攀比。”爷爷坐下来抽起了烟。

　　从来不要求买衣服，连头发也是自己剪的，可茜笑嘻嘻地摸着自己的前额。房间里唯一的方凳是属于可茜的书桌，课外读物已经翻得有些破旧。“这是4块钱买的，我都已经看好几遍了。”可茜指着纸箱里整齐摆放的书说。

　　“爸爸妈妈是因为赚钱到外面去的，爷爷奶奶因为钱一直愁眉苦脸，姐姐也没钱还常打我……”

　　虽然才10岁，但可茜已经有了不少不为外人知的心事，爷爷奶奶忙碌、姐姐和自己不亲、爸爸妈妈更是指望不上，她把泛黄的墙当成了倾诉对象。

　　爷爷奶奶说，可茜的房间很少让人进。

　　所以，当记者推开房门的那一刻，可茜眼泛泪光迅速把头埋在了被子里。房间里，四周泛黄的墙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字，没有规律，字迹却很清晰。

　　“是娃儿写的，无聊的时候她自己会写写。”爷爷弹了弹烟灰，语气很随意，他觉得可茜这么做就是因为无聊。

　　墙上写着“阿德的梦 找春天”“小鹿的玫瑰花”，还画了四只眼睛的蜗牛，一直到记者的手指碰到大大的“云南”两个字时，可茜才把头抬起来，“书本上有，老师说很漂亮，书本上的照片也很漂亮，我就记下来。”

　　“想去吗?”

　　“当然想，想去玩，呃，肯定会很幸福。”可茜指着旁边的“幸福”两字说，“老师让我们想个去云南后的感受，我觉得自己会很幸福。”

　　“想要爸爸妈妈带你一起去吗?”

　　“不。”可茜想也没想迅速回答。

　　“墙上的这些字写了就擦不掉了，为什么不记在本子上?”记者蹲下来问可茜。

　　“笔记本要做作业的，没有多余的，墙上没关系，长大了我赚钱造房子。”可茜认真地说。

　　她说不会想爸爸妈妈心里却渴望着“家”的氛围

　　可茜的姐姐可盈今年16岁，读初中三年级，两人并没有因是亲姐妹、同为留守儿童而更亲密。“姐姐一生气就要打我。”可茜说自己知道，并不是她不乖，而是姐姐经常因为学校的事情不开心。

　　每次挨打后，可茜都会告诉奶奶，“奶奶帮我骂姐姐。”而这样后，姐妹俩的关系就更加疏远。

　　在可茜的心事墙上，没有爸爸妈妈的名字，挨着“房子”的位置，可茜写了“害怕”两个字。对此，可茜的解释是学校的朋友多，老师对她好，“不会想爸爸妈妈的，平时妈妈打电话来和姐姐说几句，我不接的。”

　　即便如此，可茜还是渴望着爸爸妈妈的。墙上，可茜写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喜欢的围裙妈妈”。“我平时最爱看这个，大头儿子有事情小头爸爸总会解决，围裙妈妈会做饭，少儿频道会播的。”可茜一边说一边跑出去看老式挂钟，“还没到时间呢。”

　　房间里东西两面墙，可茜能够得着的地方基本已经写满了。看了一下挂钟，可茜又返回房间，蹲下来找了个空隙，写下了一天的经历。

　　除了每天上学来回坐车的2元钱，可茜没有多余的钱来买笔记本，“钱”，是她在爷爷奶奶面前最不愿意提及的字。

　　只能解决温饱和安全老人最担心孩子心理上的健康

　　两姐妹除了每年4000多元的学费由父母承担外，其余开支都是爷爷奶奶出的。

　　“儿子儿媳在杭州待了10多年，还去过德清，也去过山东，今年好像在江苏。赚不到钱啊!”爷爷摇着头说，“回乡?回乡连个工作都没有，回来干什么。”

　　除了钱，更让老人担心的是孩子的成长。

　　在爷爷王应祥看来，两个孙女性格迥然不同：可茜活泼开朗，学校里的朋友比较多，成绩也比较好;可盈比较内向，学习成绩一般，最让人担心的是可盈的攀比心。

　　“可盈上初中开始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喜欢和同学攀比，每个星期拿生活费总是埋怨我们给得少，说其他同学家里给得多。”爷爷说，他们每个星期会给可盈几十元生活费，她总不开心，念叨着同学的生活费有几百元。

　　“我们两个老了，平时要赚钱，也管不了她们，只能保证她们的基本生活。”解决两个孩子的温饱和安全，是老人唯一能为儿子做的，再让他在教育或心理上扶一把就有些力不从心，平时老两口对两个孩子说得最多的是“乖一点”，但他们知道收效甚微。

　　离开之前，记者问可茜长大了想做什么。“给自己买五颜六色的干净衣服。”她很快就作出回答。

　　侨留守我已经好久没有喊出“爸爸妈妈”了

　　与大部分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留守儿童不同，在浙江还有一部分这样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国外打工或经商，家庭条件相对富裕，但是却和父母常年分离，跟随(外)祖父(外)祖母一起生活。

　　“侨领之乡”有留守儿童7300多人

　　温州市文成县，现有旅外侨胞2.5万多人，分布在欧洲、中北美等地39个国家和地区，担任各种华侨社团副会长以上职务的有400多人，素有“侨领之乡”之称。

　　记者从文成团县委了解到，温州的侨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文成，而文成的侨留守儿童就集中在玉壶镇。全县共有学生(小学、中学、高中)25000多人，通过学校摸底上来的留守儿童在7300多人，而玉壶镇就有留守儿童7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都是侨留守儿童。

　　在玉壶镇中心小学，出生后没多久就离开父母的留守儿童不在少数。

　　“不久前，我们刚刚对学校的留守儿童做了一个摸底，除朱雅校区外，共有留守儿童542个，占学校总人数的55%。”玉壶镇中心小学校长孟文忠介绍，这些留守的孩子大多出生在国外，出生后便被父母带回国，交由爷爷奶奶抚养，有些孩子甚至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

　　为何会出现侨留守的现象?这还要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一辈华侨为求谋生，背井离乡，离妻别子，漂泊异国，从摆地摊、做苦工到办工厂、开餐馆，走出了一条从苦力帮工到积累资金创办实业的致富路。

　　“有些因为上一代出国了，下一代也要出去;有些觉得出国是一种荣耀，跟风出去;还有一些是为了出国赚钱，跟着亲戚出去打工。”孟文忠说，其实这些在国外打工的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光鲜亮丽，“在国外开小作坊的日子还可以，打工的其实很辛苦，睡集体铺，吃集体饭，干的活是国内工人的一到两倍，省吃俭用才能留下一些钱寄回国内。”孟文忠说，很多夫妻不回国，或是回国次数少，大多是因为舍不得路费。

　　用出格行为引起老师和家长的注意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我有无数话想对你们说。你们知道吗?我需要面临学习的烦恼、中考的'压力、学校里交友关系人际问题、同学师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你们也许认为我可以只单纯地学习，但是你们真的走进我们心里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我的烦恼还不止这些。而且这些烦恼我真的解决不了，我该怎么办?”

　　这是玉壶镇中学学生小丹在《给父母的一封信》命题作文中的节选部分，在信件中，她告诉父母自己早恋、逃课、打架的种种“坏”事，以及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烦恼。

　　小丹今年15岁，父母都在意大利打工，她和姑姑住在一起，生活物质条件还算优渥。只是父母出国8年了，只有去年回来看过她一次，平时的联系只有偶尔的电话和微信视频，情感交流并不多。

　　小丹的班主任也很纳闷，这个在班里学习成绩不错的姑娘怎么会早恋呢?还有打架和逃课，甚至怂恿别的同学一起逃课。看到小丹的作文后，老师才恍然大悟。

　　采访中，小丹提到自己的这些不好的习惯和行为，都充满着深深地自责。“我也不想变成这样，可是我真的抵不住诱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做那些事。”

　　其实，在玉壶镇中心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也有类似的表现，诸如紧张啃手指头，站起来回答问题时紧张得全身僵硬，故意做出出格行为引起老师和家长的注意等。而造成这些表象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缺乏亲情关爱，因此十分没有安全感。

　　好久没有喊出“爸爸妈妈”了

　　今年9岁的二年级学生意康出生在意大利，4岁前跟随父母在意大利生活，家里共有4个兄弟姐妹。“奶奶说我是4岁回来的，回来后我只见过爸爸妈妈一次。”从意康班主任的口中，记者得知，意康一直跟随爷爷奶奶生活，老人过分宠爱，导致孩子学习不主动，自主学习和生活能力都比较差。

　　记者问他平时都怎么跟爸爸妈妈联系，意康说：“我不知道他们电话，是爷爷奶奶打过去，我说几句。”那与父母通话都聊些什么呢?小男孩沉默了很久，回答了一句：“我会说：‘你好，妈妈!’”那会不会将学校里、生活中发生的、有趣的、难过的事情与父母分享?意康久久没有回答，似乎是在努力地回想。过了许久，他才补充了一句：“我还会问：‘妈妈，你身体还好吗?’”

　　与意康同班的9岁男孩小军的情况有些类似，同样出生在意大利，同样是4个兄弟姐妹。“我3岁的时候，爸爸带着两个哥哥和我一起回来，可是走的时候他说忘记带我的身份证了，就把我留在家里了。”在小军小小的脑袋瓜里，深深地记得一件事，“有一次妈妈回来看我，说去买鞋子，就偷偷回意大利了。”

　　记者问孩子：“爸爸妈妈要是回来，你们最想和他们一起做什么呢?”10岁的森森回答：“我最想爸爸妈妈陪我去抓田螺、看风景。”9岁的小倩最希望的是能和爸爸妈妈一起睡觉……而年龄稍大点的奇军说：“我也不知道，可能会不想见他们，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叫他们。好久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也好久没有喊出爸爸妈妈了。”

　　侨留守儿童对学习的认知有偏差

　　在距离玉壶镇60公里的丽水市青田县也是浙江著名的侨乡，素有内地“小香港”的美誉。据青田团县委2013年数据统计，青田县共有留守儿童14313名，父母双亲或单亲在国外的华侨留守儿童有6617名(全县小学统计数据，未包括幼儿园)，其中最小的出生一个月就被带回中国，在中国寄养的时间最长达十五六年。

　　“侨留守儿童的父母远在他乡，无法及时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加上监护人年龄偏大，据我们统计，监护人中年龄最大的为80岁，教育方法简单，致使他们长期生活在一个没有父母关爱、没有充满亲情的环境里。”青田团县委相关人员表示。

　　对于侨留守儿童来说，心理健康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根据青田当地一些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了解，这些孩子经常有厌烦、冲突、愤怒的情绪表现，在同学交往中有明显的自卑感。他们开始学会了一些不良的习惯，如抽烟、打电子游戏等，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造成很大的威胁。

　　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是这些侨留守儿童对学习的认知存在明显偏差。记者和一个父母在西班牙务工的侨留守孩子交流时，他告诉我们，读书对于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反正以后父母就会带他出国打工。

　　侨留守儿童还有个突出问题，表现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无法有效衔接。具体来说，原因有三：爷爷奶奶等隔代监护人年纪偏大、文化知识水平普遍较低;不少隔代监护人同时监护多个留守孩子;大多数隔代监护人思想观念陈旧，且与学校老师无法进行有效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