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报告背后的积极意义

国家审计报告背后的积极意义

　　要制约一些政府部门的权力扩张和腐败，关键是要打破它的信息垄断。这一在传统社会无解的难题，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已出现多个可破题的角度。除去年以来民间自发利用网络技术的信息民主方式，实现了民间与执政高层的某种直接沟通和良性互动，并取得实际成效外， 今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提交的“审计清单”，再次揭示了从体制内打破一些政府部门信息垄断优势的另一可能途径。

　　根据吴思著名的潜规则理论，决定传统社会兴衰存亡的关键是统治者与其代理人即官僚集团的矛盾。由于二者立场不同，利益也有重大差异。执政者的根本利益在于持续和稳固政权，因此反对权势群体对民众过度掠夺、竭泽而渔，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代理人即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在于代理期间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所谓“权力不用，过期作废”。从自身利益出发，后者一般并不怎么关心政权的持续稳定，至少不关心长期稳定。只要能惠及小我，管它将来洪水滔天。客观说，从个体而言，官吏个人也无法承担全局性的政治责任;他们只是局部的短期代理人，纵然管得住自己，也保不了别的代理人将局面搅得一团糟。于其着力于不能及之虚，不如抓紧时机捞实惠。因此，他们的利益立场驱使他们不但不会“廉洁奉公”，而且还必然尽最大可能掠夺民众、侵吞公共财富，这一过程往往会呈现一种加速奔向终点的趋势，直至竭泽而渔。

　　无疑，在传统社会，唯一可对官吏行为进行有效制约的是被称为“孤家寡人”的统治者。统治者从自身立场出发，必然要想方设法约束代理人行为，制定系统庞杂的典章法纪。但是，历史证明，统治者施加约束、官吏集团反约束的较量，最终总是以官吏集团打被约束、以潜规则取代正式典章法纪的胜利而告终;伴随官僚集团及其潜规则全面胜利而来的，是社会加速走向失衡，直至政权全面崩溃。

　　传统社会之所以无法摆脱上述治乱循环，按照吴思的研究，是由于权力的代理者官吏集团在与其委托人即统治者的较量中，拥有信息优势。由于官吏集团在传统社会处于上令下传、下情上达的中枢位置，它可以垄断信息，欺上瞒下，使拥有强大权力的统治者变成瞎子和聋子。又聋又瞎的巨人，当然斗不过一大群耳聪目明的小人物;正是这种信息不对称，尊定了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格局和朝代变迁的固定走势。

　　审计报告揭示的问题可谓触目惊心，大致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政府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侵吞国家财产，挪用公款，套取救灾、教育、奥运、国债等专项资金。二，银行缺乏监管，内外勾结，违规贷款及其它金融违规业务，数额巨大。三，偷逃税款。税务部门有税不征、违规缓征，甚至严重渎职。四，滥占土地。一些地方政府倒卖土地，违规批地。五，民营企业骗贷或违规贷款问题突出。

　　问题的.重心在于，一些政府部门利用权力，侵吞、诈取和占有公共财富。其严重和普遍，说明了经济领域的各种秩序已经松动，国家制度的权威和法律尊严正在丧失，潜规则正在取代正式的典章法纪发挥实际的支配作用。但是，问题能够被揭示并公开，又使人们看到了打破政府部门和官吏集团信息垄断的一线希望。

　　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直接受命于执政高层的独立审计机关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打破一些政府部门的信息封锁，使执政高层在遏制腐败、规范秩序的过程中做到相对的耳聪目明。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立法机关对行政部门的有效制约，也是在立法机关拥有了独立的审计能力、不再只能被动听取行政部门的报告后开始的。

　　以技术手段打破一些政府部门的信息封锁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根据所掌握的信息有效抑制腐败、重整秩序。从本次审计所披露的信息看，政府对权力违规和腐败的处理力度偏小，不能令人满意;人大常委也要求有关部门针对审计所披露的问题进行彻底调查。

　　这种行政处理不力，根源于执政高层与其所委托的官吏集团既相冲突、又相依存的矛盾关系。虽然委托人与代理人有着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但委托人的意图终究要通过代理人来实现;没有了代理人，委托人的意志无从贯彻。因此，委托人可以通过奖惩之法来约束代理人，但他不但不能取消代理层次，而且还必须调动代理人的积极性、保持代理系统的高效率。

　　正是这种相互依存所导致的复杂关系，使执政高层囿于多重相互矛盾的目标，难以有效抑制一些政府部门的扩张和腐败。在这种僵持背后，代表了一种非有效的力量均衡。要打破僵局，就要改变力量对比，为抑制官吏集团找出或释放新的支持性力量。

　　在现行体制内，体制内外可支持抑制政府部门的主要力量是人大和舆论监督。如果人大拥有依据审计报告追究到底的权力义务和实现途径，政府部门就会受到另一种形式的有力约束，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舆论监督则可以使这种对代理权力的约束和反约束在相对透明的背景下进行，依托具体量化的审计报告，压缩潜规则发生作用的空间。

　　可见，本次国家审计署将审计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汇报并在媒体公布，是向着打破政府部门信息垄断、改变腐败与反腐败力量对比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循此而进，结合信息民主方式，中国在现行基本体制框架下不但有可能回复公众信心，而且有可能将权力腐败、经济失序和社会不公遏制在大为减轻的程度。

　　有人进而提出，为加大对行政的监督力度、减小阻力，应该将国家审计署等监督部门置于人大系统之内，这是典型的书生之见。在现行体制下，监督的动力主要来自权力上层，监督的有效性取决于执政高层控制的直接性。监督权力越分散，越令出多门，越会制造更多的代理层次和环节;这种安排只会制造新的腐败，改变原来的权力分肥结构，而不可能遏制腐败。传统社会尤其是明代各种监督机构的叠床架屋及其无济于事，充分证明了此点。

　　现代社会能够遏制一些政府部门腐败的关键是技术手段的进步，在现行体制下，打破信息垄断的关键部门如国家审计署必须直接掌控在执政高层手上，直接对执政高层负责，其间不能再出现新的代理层次或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