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一：

　　读完亨廷顿的这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很明显的一种感觉就是，这是由一个西方学者站在西方国家政治立场上分析所谓“非西方文化”国家对他们的体系所构成的威胁的一次精彩演说。并且仅仅是演说。他的一些观点的形成是在意识形态差异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偏见下产生的，而不是站在各个文化的角度分析不同国家、经济体系合作或者冲突的原因。

　　在全书一开篇，作者就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分别列举了非洲的部族冲突，塞尔维亚及附近的民族争端，两德、两朝及台海等问题，意在说明的就是“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一种欠成熟的观点。

　　首先，作者把在南斯拉夫战争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等做法看作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而造成的，但他却没有看到其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如果就按作者所说，那么二战前一直排斥犹太人的欧洲国家为什么又要在中东战争中与美国一道支持以色列复国呢?难道西方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立仅仅是因为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么?如果放在几百年前，这个理由也许还成立，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造成他们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最直接原因只有一个——能源。

　　几百年前，凶残的“十字军”打着驱除异教徒的“圣战”旗帜东征耶路撒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掠夺东方的财富;几百年后的今天，北约帮助以色列复国的间接目的是为了在阿拉伯世界建造一个据点，直接目的还是为了沙漠中的石油。

　　在列举两德、两朝和台海问题时，作者说“社会被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我认为，造成上述冲突的原因不能只局限为文明的冲突，而是地域、不同意识形态下利益集团的冲突所造成的。冷战结束后，两德统一，两朝也在谋求更多的对话，台海问题是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没有别国的干预下也一定会很好的解决。另外，作者把台海问题说成“几个中国”，这不单单是措辞上的错误，而是一种受冷战思维局限所形成的思维，试想，一个仍然带有冷战思维的学者又怎能正确、全面的分析当今时代的国际问题呢?

　　作者认为“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举例了欧盟国家“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但他却忽视了欧盟及北约不断东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难道俄罗斯不是欧洲国家么?他们最近吸收的一些东欧国家在冷战之前与俄罗斯还同属一个国家。再看另一个例子就是中俄关系。如果苏联解体之前两国因为同样的社会制度算是沾上了一点“文化”亲缘关系，两国有那么一点合作的共同语言，那么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为什么仍然与中国保持着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呢?原因就是两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和经济现状使两个巨人不得不并肩而战。

　　那么，总结起来，造成当今世界政治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有如下几个：能源、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关系以及生存空间，其次才是文化。

　　概括起来讲就是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关系。很显然，亨廷顿用文明造成冲突和文化认同解决争端的想法太过于理想化。不过从这本书中，作者所谓的“非西方文化”国家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当今西方世界对于他们的看法，从而探寻更好的发展空间。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二：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再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长，曾多次访华。1993年夏，他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百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所持观点公允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论。但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读者会有重大参考价值。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据我所知，中国学者对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所作的评论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为此，我的完整著作现在尤其应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他们便可以了解我对世界政治所作的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而不仅仅是从一篇30页的文章中可能了解的东西。

　　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

　　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三：

　　根据学习计划，自五月始，我翻开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政治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因时间关系，我断断续续地翻阅，现在也只是完成了一半，但是它却似一盆冷水让我曾经的热血沸腾冷却下来，像一面投影汇聚了整个社会的浮光掠影，光彩昏暗俱明：要驾驭这纷繁复杂的社会，于乱世中傲视群雄，展现自我游刃有余，就要紧紧牵住社会脉动的“牛鼻子”——不同地域间的文明差异。

　　在作者的眼里，不同的地域孕育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植生出不同的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文明的不同，难以融合，在相互碰撞和冲突之中，就会产生摩擦和矛盾，甚至会激发战争。“鹬蚌之争，渔翁得利”，作者深谙政治平衡的智慧，只要在矛盾冲突的平衡杠杆任何一边，稍稍拨动矛盾的筹码，就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功效——制衡他国，甚至将一些强国玩于股掌之中，即是：要想成为世界性或区域性的掌握话语的大国，只要通过制造或控制其与他国因文化、文明差异而引起的矛盾，就可以抓住这个国家的软肋，实现操控的目的。按此规则，当时的作者预示出了20多年后，当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矛盾，而某些国家就是其矛盾背后的操纵者。

　　读此书，会给人以一种冷静、一种淡漠，即使当前社会纷纷扰扰，争端不断，但是只要我们把握其间的文化差异，就会很快明了之所以然。或许，这是由于作者长期置身于各种政治漩涡、争斗之中而不自然形成的。无论是面对悲剧，还是看到幸福，都没有一丝的伤感或微笑，有的只是紧握的拳头，目不转睛紧盯对手，在别人相斗最虚弱的一霎，自己用最少的力量将敌手击倒。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均是在文明的冲突中被某些国家玩于股掌间，甚至会出现：“被卖了，还帮着数钱”现象。其实，这些离我们都不远，或许就在我们的身边，某些国家利用个别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差异，不断制造事端，影响社会稳定。从对文中所述文明的特点和分析比较，文明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文明的认同，将是有利于具有不同价值观人群的融合团结和促进社会的稳定。如何抓好社会文明差异的“牛鼻子”，减少因文化差异造成的摩擦矛盾，我认为对于文化建设如果不加以重视，积极引导，就会在面对因文化差异而冲突的场面时变得被动，甚至会激化矛盾，加剧社会动荡。因此，在如何应对不良团体侵入和促进本地文化、文明融合力提升，维护好社会的稳定，把握住社会管理的主动权，我个人建议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一是加强文化教育，提高社会群体的素质。我们必须要重视文化知识教育，积极推进社会群体的文化知识教育，不断提高他们文明素质。只有社会群体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文明程度得到提升，社会的文化氛围才会浓厚，个人和社会群体才会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才能奠定相互包容谅解的基础。

　　二是加强交流学习，促进社会群体的沟通。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要多加强相互交流，与时俱进，学习对方的长处，消除误解，促进社会氛围融洽。通过多举行活动，密切加强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增进了解和情谊，提升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度。

　　三是互相尊重理解，确保相处交流的和谐。不同文明之间，风俗习惯各有不同，爱好憎恶各有侧重，我们必须要相互尊重和理解，加大矛盾纠纷调处力度，相互包容，而且要相互帮助，共同发展。我们要做到求同存异，积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引导不同文明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和信念朝相同的文明化方向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