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四篇

阿林老师2023-08-18 20:34:14

　　《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篇1

　　我一直以为远古的中国是个完全的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千万人民生活的主旋律。最让人心动的是文化的灿烂，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但不曾想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商业经济曾经几度发展，并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在商业经济的起伏中，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商人一次次站在历史的舞台，长袖善舞，虽然其中不少人最终成了政治的殉葬品。但商业在很多时候只是政治的附庸，商人的命运自然被政客玩弄与股掌之间。商人逐利的本性必然要需求政治的庇护，政客必然也需要商人的支持，于是二者或明或暗捆绑一起，拆不开打不烂，这种暧昧关系竟然延绵至今日，依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自由、文化自由，商业也很自由，商人也比较潇洒。齐桓公在春秋时代率先称霸，在他霸业的后面，起到支撑作用的是商人出身的管仲。从政后却把商人的思维发挥的淋漓尽致，尤其是在经济上的改革，主要有四民分业、贸易兴国和盐铁专营。从而让齐国走上经济强国、政治强国之路。在中国以后的发展中，经济一直是政治发展、文化繁荣的强心剂。

　　古代最潇洒的商人叫范蠡。他协助勾践开创春秋后的最后一个霸业。在越国称霸后，他却辞官经商。在商海他如鱼得水，成了那个年代的超级富豪，而每当财富积累的一定数量的时候，他又散尽千金从头再来。无论他从事什么，总是能把握住经济规律的脉搏，游刃有余。巨大的商业成功，被后人尊称为“商父”。

　　秦始皇大一统后，中国进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皇权社会。中华文明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获得了快速发展。在政治强人轮番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背后总少不了商人智慧的大力支持。秦始皇的背后是吕不韦，一个具有经济头脑和政治眼光的`商人。通过一系列精心运作，竟然把秦始皇的爸爸扶持为秦国国君。他应该是中国历代最成功的商人了，但功成名就后的吕不韦后来也逃不脱政治的诅咒，被秦始皇赐死。汉武帝登基后，内政外交均采取了强硬政策。而这些强硬政策的背后，自然需要经济的强力支持。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应时出现——桑弘羊。桑弘羊的命运可想而知，75岁的时候被以谋反的罪名灭族。

　　在随后的历史演变中，乱世也罢，盛世也罢，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非但未变，反而愈演愈烈。在任意一个朝代的兴盛过程中，必然会带动商业的发展。而随着王朝的没落，商业发展往往也会深受其害。

　　《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篇2

　　作者站在历史的高点俯视这一切，但是多少还是带了一些现代经济学者的态度。

　　从14世纪开始朱元璋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完成了绝对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完成了社会的平铺化，将所有的经济改革的条件都束之高阁。郑成功7次下南洋的所有文献资料航海记录都被付之一炬片板不许下海。彼时正是欧洲大航海时代，中国错失了时代。同时完成了中国南边的封闭，北方明长城又重新修建万里，构建起了北方相对的封闭。西北方向的天然屏障自不必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仅仅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为了这个核心目的所做的努力，并且完成的相当好，很多政策延续至今。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大概的规律，从建国初期的相对轻徭役薄税收相对开放民间商业，用30—70年达到国家经济军事的顶峰，但是中央集权制度必然会导致以家族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官商不分，让一小部分人掌握了大部分的国家资产，国贫的时候桑弘羊类的政策上马加上执政人的能力不足直接导致大面积的民间破产，民怨四起。

　　这个时候无外乎两方面天灾人祸导致民反推翻旧的国家，第二就是外敌来袭势如破竹。

　　《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篇3

　　我一拖再拖实在不知道这书评怎么写好。一来他梳理的是历史，从商人的角度；二来跨度太长，不知从何说起。从管仲、商鞅、桑弘羊、王莽、李隆基、刘晏、赵匡胤、王安石、朱元璋到清朝落寞，一一数来，沿着历史的印记，跌宕起伏。商人一直被“鄙视”，直到王阳明、顾宪成始为其正名，商人开始有了独立意识。

　　但终究逃不脱依附国家的依赖性。现在回过头来看，明明那样做完全不会有今天的问题，可是放回历史，身在其中的人是看不清未来的。统治者思考如何长治久安，如何平衡各集团的势力，在放放收收中走出了独步天下的制度模型。

　　致使今后的每一步局限都很大。其实可能是有希望改变这一切的，答案在《跌荡一百年》里。我无法给你一个高度概括，不如去看，真的。

　　《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篇4

　　买来吴晓波的经济史三部曲，我首先读了最晚成书的《浩荡两千年》。从春秋齐桓公时期管仲变法，到闭关锁国的晚清被打开国门，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舞台上，众多工商界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散场后却多数面目模糊、事迹难考。

　　正如费正清的发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以中国人的聪慧勤勉，擅长经商的自然不在少数。然而历史的一个循环是，商人一旦积蓄起财富，便往往被国家以“均贫富”的名义“合法抢劫”，生杀予夺总在顷刻间。至于盐铁等暴利产业，或是由国家直接垄断，或是必须拿到国家特许才能经营；于是商人往往需要花费大量财力精力打点政府关系，或干脆直接成为官员。加之儒家传统对商人极度轻视，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土壤下，商人从未获得过真正的安全感与尊严感。费正清的一句话读来甚是凄凉：“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在这样一个自秦汉以降，中央集权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我们看到一位位志士主持“变法”，从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到王安石，其经济思想一脉相承，核心却脱离不了与民争利。每个朝代自建立伊始，便往往陷入宽松——过度——管制——凋敝的轮回，两千年的历史呈现惊人的相似性，这个国家从未能够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经济模式。

　　在我看来，《浩荡两千年》不只是经济史，也是国运史。在书的第一部，我们震撼于从春秋至魏晋间一个集权帝国的横空出世；在书的第二部，我们自豪于从隋唐至宋元间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这是帝国的黄金时代；而在书的第三部，我们痛心于中国的封闭，当西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中国只是执拗地背过身去。

　　当统治者认定维稳压倒一切，几百年间一成不变地要求人民“男耕女织”；当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民从未意识到他们的私产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当现代民主法治从未萌芽，国家对人民毫无契约精神……生产关系的落后，终于导致了生产力的落后。相对于西方现代科技的愈加发展，明清时代的中国实际上是愈加倒退，离世界愈加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