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听说刘庆义的《世说新语》,直到大学才通读了一遍,读之不忍释卷,深深地被这本书吸引,一桩桩小故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如行林荫道上姹紫嫣红令人目不暇接。现在又重新从市图书馆借了本来看,如同老友相见,分外亲切。孔子说:述而不作,这述又何尝不是作?王夫之主张“六经注我”,也就是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去阐释六经,旧瓶装新酒,经典著作就是一张皮,每个人都在上面衍生出许多毛毛来,西方有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所谓“文学”是指文章学术,辞学修养,也包括人生态、处事原则。这一时期文学雅士们以清谈为主要内容,以辩论为主要方式,对佛、道、玄学进行了融合理解。这当中所体现的包容和学术研究精神,值得我们用心研究,用心学习。
阅读《世说新语·文学篇》,更多的感触是古人的那种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浓厚的学习学习氛围。其中让我感触颇深的一段记载是说郑玄的故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槊,逢彼之怒’”。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郑玄家的佣人都喜欢读书。有一次,郑玄觉得他的奴婢干事不称心,准备用“家法”惩罚。这位婢女认为自己冤枉,想加以解释说明;但恰逢此时郑玄盛怒,于是就叫人把她拽到院中的泥地里。这时,恰好另外一位婢女走来,见此而问:你为什么站在泥地里?她问话时引用了《诗经·邶风·式微》中的“胡为乎泥中”一句。被斥责的这位回答时则引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薄言往槊,逢彼之怒”,用来解释说:我本来是要向他(郑玄)说明清楚的,谁知正好赶在他生气的火头上。
这里且不论郑玄的不论是非的火爆脾气,郑玄家里的学习氛围更是让人叹服,虽是“婢女”,却能那么娴熟地引经据典,且诙谐隽永、恰如其分。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吧,但是想到更多文人的事迹时,又不尽然,这里让人更多的是感受到郑玄为学成就之高,连家里的佣人也极富文化修养,郑玄的学术修养更是让人钦佩。这又不禁让人想到现在学生的学习状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更应当继承和弘扬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同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的记载,古人自身所营造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却是真的让后人为之惭愧不已。文人为了探讨学术知识,竞相辩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种胸襟和气度也是后人鞭长莫及的,然而,这种涵养却是我们现在做研究和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只有在互相努力地前提下,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让各自的研究做到飞跃性提升,也为我国强国之路的发展,伏下强有力的一笔。
未及弱冠的王弼前往吏部尚书何晏所设宴请有名望的宾客宴会,何晏把客人谈论最精彩的部分告诉他,并问道:“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我认为这个道理讲的很对,还可以提出质疑吗?)面对前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弼依然提出质疑,然而在座宾客无人能对答,王弼自问自答,反复论辩多次。何晏并没有因为王弼的出色而大怒,王弼也博得了在座的钦佩和敬仰。可以说王弼的行为在现在看来就是出尽风头惹人嫉妒的情景,而何晏等老一辈的文人却并没有因此排斥王弼,而是忘记年龄,虚心学习,可以说这种思想将有利于更好的促进学术的进步,也更有利于培养新的文化传承者,这样的胸襟和气度,这样让人折服的学术气息,让人向往,更应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思。
太尉王夷甫见阮宣子时问道:“老子、庄子与儒家的教化有什么异同?”回答说:“将无同?”太尉很满意,便任命他为掾官,世人称他为“三语援”。而卫玠嘲笑他说:“一个字就可以调用了,为何用三字!”宣子说:“只要是众望所归,也可以不说话而调用,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于是两个人成为了朋友。宣子没有因为卫玠的嘲笑而恼怒,而是用巧妙地语言说服了卫玠,两人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学术性探讨,并没有个人恩怨的纠纷,也更加体现了文人的学术氛围和宽容的学术胸怀,这一点是尤为可贵的。
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交往更多的是建立在学术、思想上的。博学多才的人更多的得到人们的结识和尊敬,对当时魏晋时期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是一种促进,也值得后人在这一点上效仿。特别是对于文人的学识修养方面,更多方面引人深思。
殷浩、孙盛、王濛、谢尚这些名士,都聚集在王濛家里。殷浩与孙盛共论《易》,孙盛自以为他的发言是最合理的,不可一世。在座各人都不同意他的说法,又不能说服他。王濛叹着气说:“假如刘真长来,一定会制服他。”孙盛也意识到自己不如刘真长。等刘到来时,孙盛简略的说了刚才所说的理由,语气已大不如前。刘真长讲了大约二百多句,言辞及提问,都简明扼要,孙再无法回答。由此可见,学者们的辩论更多的在于互补,激烈的辩论更多的体现了文人对知识的渴求,这一方面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的,也是我们应当极力推崇的。
孙安国到中军将军殷浩处一起清谈,两人来回辩驳,都无懈可击。侍人把端上的饭菜热了好几遍也顾不得吃。双方奋力甩动拂尘的毛全部落在了饭菜上,宾主竟然到傍晚也没想起吃饭。殷浩便对孙安国说:“你不要做硬嘴马,我就要穿你鼻子了”孙安国接口说:“你没见挣破鼻子的牛吗,当心人家会穿你的腮帮子!”当辩论激烈到这种程度时,更加的感叹学者们幽默诙谐的言辞,同时,双方的学术精神更是让人由衷的佩服。
当然这当中更多是体现了文人多知识的热爱与包容。然而其中也不乏文人利用知识摆脱困扰的例子。
郑玄在马融门下,住了三年都未见到老师,只是由马融的高足弟子传授一些知识而已。有一次马融曾计算天象,不相符合,门下弟子都不能解决。有人说,郑玄懂得计算。马融于是召郑玄令他计算,郑玄把式盘一转就解决了问题,大家无不惊奇。等到学业完成,郑玄告辞还乡,马融叹息说:“礼乐都到东方去了!”同时又唯恐郑玄的名气高过自己,心怀妒忌。郑玄也怀疑有人迫害他,就坐在桥下,用木屐踏在水上。马融用《周易》转式之法进行占卜,探寻他的行踪。见到卦象后,对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又靠着木板,这样必然已经死了。”于是不再追寻。郑玄因而免于难。
这个故事是说郑玄学识遭人嫉妒,郑玄机智脱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难体会,学习就应该向郑玄那样,应该积极探索,勇于向前辈和别人请教,同时自己更应该加强学术修养,利用自己的知识做更多有用且有意义的事情,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说新语·文学篇》关于文人对妇女态度看法的文章,谢太傅问陆退:“张凭为什么为母亲作悼念的诔文,而不为父亲作?”答曰:“这自然是因为男子的品德已经在他的事迹中表现出来;而妇女的美德,那就非诔文不能显扬了。”谢朗母亲王夫人因为儿子的体弱曾对支林道说:“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这些话语中所显示的文人对妇人尊敬的的态度,就不难想象《花木兰》这部文学作品为何会流传至今了,故事本身的价值当然重要,但是,更应该看到人们对传承这些作品的积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
明代的学者胡应麟评介《世说新语》:“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古今之绝唱也。”既是绝唱,定有属于他绝唱的魅力,反复认真诵读这36门学说,定能让我们受益匪浅。
近来,高三毕业班的工作逐步接近尾声,我也终于静下心来好好地学习了《世说新语2·刘墉教育秘笈》一书,颇有齿颊留香、余味悠长之感,自觉受益匪浅。
《世说新语》在我国——韩国也有一定的认识,地位。学这门课前我只知道它的书名而已,可通过这门课我才学到它所提到的东西。对一名留学生来说读一本中国的文学品是非常不容易的。《世说新语》这本书实在很难,但我个人认为,作为学汉语的,学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非常值得读一读。《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有关东汉到南朝刘宋人物轶事的杂史。
作者是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公元403年——公元444年),梁朝的刘峻(字孝标)作注。在汉代时,刘向曾写《世说》,但已散失。《世说新语》原名也是《世说》,所以为和刘向的区别,又叫《世说新书》,宋代之后改为现在这个名字。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宋书?宗室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著有《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及《典叙》、志怪小说《幽明录》等。刘义庆以前的志人(轶事)小说有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均已散佚。《世说新语》虽被保存了下来,但近代学者根据唐写本残卷考证,亦经后人删改,与原貌已有很大出入。
刘墉,是一双优秀儿女——刘轩和刘倚帆的成功父亲,也是台北青少年谘商中心的创办人,对于当今时代受教育的主体“新新人类”确实是了解深入,并且有前卫的理论、丰富的经验,更用积极的行动践行。全书总计48篇,内容丰富,有日常沟通的技巧,有特殊事件的处理,有学习方法的建议,也有心理健康的指导,生动实用,深入浅出,轻松幽默如话家常,谆谆教导又似醍醐灌顶。对于受教育者“新新人类”来说,本书确能引领他们认清自我,规划自己的人生,一步步走向成熟;对于教育者尤其是老师来说,确能指导我们更好地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担负起培养新一代社会接班人的重任。
全书首起尾合,浑然一体。第1篇主要交代了教育对象的两个特质:第一,新新人类的平均寿命长得多;第二,新新人类要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第一个特质意味着新新人类必须坚定终生学习的理念;第二个特质决定新新人类的个人意志品质,观念灵活,转变得快,适应得快。熟悉了教育对象的特质,才能因材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这是前提。第48篇则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教育新新人类的终极目标和根本方法(原则),教育的终极目标时“更懂事、更成熟、更体谅、更宽容”“行善、助人”“活得更积极、更快乐”,教育的根本方法(原则)是“教‘新新’人类做‘心心’人类,有爱心”。我以为,生活的目的是积极、快乐,教育的目的更该是积极、快乐。哭着过是一天,笑着过也是一天,何如“微笑每一天”?教育新新人类是用“心心”来完成的。
从《世说新语》的某些分篇中,可以看出刘义庆编著此书时的倾向性。如《德行》、《政事》、《方正》、《雅量》等篇,作者对其中的人与事大抵采取肯定的态度;《任诞》、《简傲》、《汰侈》、《尤悔》、《惑溺》等篇,则对所写人与事多持否定态度。其他各篇,虽然从题目中看不出明显的态度,但行文中仍有其倾向性。大体来说,刘义庆对汉末一些名士,都是歌颂或赞赏的;对魏晋的清谈家则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如他比较赞赏的晋代乐广等人,尚清谈而又不违背“名教”;至於象阮籍等蔑视“名教”的人,则被斥之为“狂诞”。
第2篇至47篇,刘大师具体地谈到了教育新新人类的案例及方法,不只是教孩子如何考高分,更是使孩子们快乐、追求并体验成功,在“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适应未来的时代。每一个案例都阐述了很多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深思的理念和方法,下面我试举几例。
什么是成功?这是教育的出发点。真正的成功不是所谓的考高分,而是“从生下来起就能快乐、健康、积极地过好每一天”,“每一天都有收获”,“每一刻都在寻找快乐”。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教育才变得灵动深入了。当然,这实在是一种理想状态,真正实施起来恐怕是要饱受诟病的。惟其如此,我们的教育才更需要我们去努力地贴近本质。
教育是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的对话。对话如何达成效果的最大化?“拥抱是心灵的沟通”,看似肉麻,实则切实有效,大家都很熟悉,我校高考文科考生进入考场之前,很多都和自己的科任老师、班主任握手甚至拥抱。其实,这哪里是握手、拥抱呢?这分明是一次心与心的碰撞,是一次心与心的无声地交流啊!效果如何?学校的高考成绩便是明证。多弯下腰来和孩子说话,多低下头来和学生说话,这才是交心、和谐的切实有效的方式啊。
“别为孩子‘擦屁股’”!很多家长、老师,其实都有一种想法,怕孩子太小,阅历不丰富,办事没经验,所以,总是不敢放手,偶尔放手,还总是跟着身后,帮着擦未净的屁股。一直这样下去,孩子何时才能长大?正是因为孩子还小,所以需要加强磨练,丰富阅历,增长经验,逐步走向成熟。在磨练的过程中,犯错误在所难免,需要关注的是:错误犯了以后,谁该面对错误,如何面对错误?勇敢地担当,才是我们应该教育孩子一定要树立起来的意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啊。
对有些历史人物,他虽然并不赞成,但对他们某些行动,却又持欣赏的态度。如对西晋末年“清谈误国”的王衍,有时也赞赏他不和人计较的“雅量”;对桓玄则称其早慧。总的来说,他还是依据世族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人物的。《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但言简意赅,颇能传达人物的个性特点。如《雅量》篇写祖约和阮孚两人的优劣,只通过祖约料理财物和阮孚为木屐上蜡的两个细节,显示出一个是吝啬的守财奴,一个只是出於对木屐的癖好。淡淡几笔,人物性格就跃然纸上。
《忿狷》篇写王述性急,吃鸡蛋时用筷子刺不破壳就发怒,以至用脚踩,还放口中嚼破后吐掉,寥寥数语,把他当时暴怒的状况生动地表达出来。在《世说新语》中,记言论的篇幅比记事的更多些。记言方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如实地记载当时口语,不加雕饰,因此有些话不很好懂。如《政事篇》记载王导对几个“胡人”弹著指头说“兰阇兰阇”,就是一句“胡语”;《排调篇》又记载他当著刘惔的面说“何乃渹”,“渹”是吴语冷的意思。此外象“阿堵”、“宁馨”等当时的俗语也屡次出现。它在记言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能通过几句话,表现人物的性格。如《简傲篇》写桓冲问王徽之做什么官,他回答说:“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又问他有几匹马,死了多少,他都答不上来,却用《论语》中的话来答对,活画出世族士大夫们狂放而不切世情的特徵。
《尤悔篇》载桓温自言自语地说:“作此寂寂,将为文(晋文帝司马昭)景(晋景帝司马师)所笑。”接著又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这几句话,也活画出一个野心勃勃的权臣的心理。后一句话是内心自白,很可能出於传说和想象。书中还有一些反映人物心理的语言,也很生动传神,如《忿狷》篇写王恬对王胡之发火,王胡之握著他手臂说:“汝讵复足与老兄计耶?”王恬拨开他的手说:“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言语间表现出一个很冷静,一个在狂怒,都很形像。《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几如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读了一遍《世说新语》,内心颇感世事沧桑。
在这纷繁的世界上,保持一颗平常心是何等重要,可想而知。我非常欣赏那些在乱世中还能力挽狂澜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才能。我欣赏他们的个性。也许有的人会说这些人都太怪异了。是的,我也承认他们的行为怪异。但我更看重的是他们的能力。我欣赏他们的魄力。读过这本书我感觉到自己的行为的不随意。当然我愿意做一个真正的自己。做我自己。这本书中有许多经典的故事值得大家去深思回味。我愿与大家共同分享我的读后感。我觉得这本书中的许多事情似乎在我们身边发生过一般,只不过这些事离我们太遥远罢了。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最近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还会发生世说新语中所述的事。这是我读后所有所思的地方。这本书中的故事有启人深思的地方。
近日,教学之余,在翻阅《世说新语》时,读得其中一个故事,觉得挺有味道,但细细品位之余,对其观点我却不敢苟同:郭洗马入洛,听伎人歌,言佳。石季伦问其曲,郭曰:“不知。”季伦笑曰:“卿不识曲,哪得言佳?”郭笑曰:“譬如见西施,何必知姓名,然后知美?”
在郭洗马看来,一个人完全可以凭感觉去认识美,“不识曲”照样能言其“佳”,--就像见了西施姑娘,不必“知其姓名”,也照样可以“知美”一样。感觉这是浅尝辄止的看法。美的事物一般都具有具体可感性,或赏心悦目,或动听悦耳。审美欣赏活动首先是凭感觉和直觉来把握事物,或者说,感觉和直觉是审美欣赏活动的起点。因而,美育是通过对美的事物的欣赏,陶冶人的思想感情,提高人生艺术化的程度。但是,审美欣赏活动仅有这个起点是远远不够的,它起码还需要知识、趣味、心境三个条件。
知识条件指的是丰富的知识修养。郭洗马“不识曲”也能“言佳”,这里的“佳”,只是一般人说的“好听”的意思。若进一步问“佳在哪里?”“为什么佳?”他是断然回答不出所以然的。中国有句俗话:“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看门道。”郭洗马所说的“佳”,充其量不过是听着热闹而已。若是要听出门道,即能讲出“佳在哪里”“为什么佳”,则不仅需要“知其曲”,而且要具有一定的音乐修养。有人把音乐欣赏分为三个层次:一为“知觉的欣赏”,指听音乐而产生悦耳的感觉;二是“情感的欣赏”,指听音乐而产生喜怒哀乐的情感;三为“理智的欣赏”,指听音乐而能对其结构、主题、技巧加以剖析。一个人要真正领略音乐之美,就应该努力达到“理智的欣赏”的层次。因此,感觉到东西不一定能很好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
大音乐家贝多芬的名曲《田园交响曲》,一个音乐修养高的人会听得如痴如醉,赞叹不已;而一个不懂音乐的人却会听得莫名其妙,甚至酣然入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你已经懂得了乐理常识,又对贝多芬的时代和生平有所了解,再听《田园交响曲》,那时的情形就会完全不一样。你不仅会听得津津有味,甚至能对每个乐章都会细细品味,能分辨出哪是“初见乡村景色时的愉快情绪”,哪是“农民的欢乐舞会”,哪是“小溪流水”,哪是“狂风暴雨”……,从而真正步入音乐美的迷人世界。
欣赏艺术美,少不了知识修养;观赏自然美,同样离不开知识修养。有一出历史剧叫《关公单刀赴会》,其中写关羽带着周仓来到江边,见江水在旭日的辉映下一片通红,两人都产生了美感。周仓目不识丁,只能叫:“好水!好水!”关羽满腹经纶,便由通红的江水联想到在此发生的流血战争,感慨道:“鏖兵的江水犹然热,……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显然,关羽多获得的美感要比周仓丰富得多,原因就在于他比周仓的艺术修养和文化修养要高得多。面对同一审美对象,不同的人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很大程度上与知识修养有关。游览黄山,知道一些黄山传说和历代诗人吟咏黄山的诗词的人,会比对黄山一无所知的人增添许多游趣。登上万里长城,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对长城的雄伟都会发出由衷的感叹,感叹先人的智慧和才干。而对历史知识了解不多的人,面对先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感慨的也只能是表面所见的景象罢了。
法国大雕塑家罗丹有句名言:“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就是说,美是无处不在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发现它们。靠什么去发现呢?艺术修养和知识修养是很重要的方面。修养越深,展现在你眼前的美的事物就会越丰富,你获得美感的机会也就越多。欣赏美还需要健康的审美趣味。这里所说的趣味是个比喻,是由口舌的感觉引申而来。长有人讲:“说到趣味无争辩。”也就是说,各人有各人的趣味,你喜欢甜,他喜欢辣,你喜欢咸,他喜欢淡,--这没有对错之分,高下之别,因而没有什么好争辩的。这种看法若仅仅指人的饮食口味,当然无可厚非;若扩大到审美领域,不说大谬不然,起码也是值得商榷。因为,审美趣味不仅有高下优劣之分,而且这种区分往往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例如,同是阅读文学名著《红楼梦》,从中看出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与只见骄奢淫逸和宫闱秘事,实在有天壤之别。同是欣赏西方绘画艺术,沉浸在美的造型和丰富的寓意里,与只从裸体中寻找刺激和医学专用,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两码事。在这里,前者是吸收营养,后者是吸毒;前者是可使人的精神品位得到提高,后者却让人的思想品质受到腐化、堕落。
所以,培养健康、纯正的审美趣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大事,对青少年来说尤其是如此。青少年正是审美趣味的形成期,如果缺乏正确的导引,那就是容易受各种低级、庸俗趣味的引诱;而一种低劣的趣味一旦形成,便会逐渐成为习惯,甚至进而由习惯变成自然,不但改起来难乎其难,甚至会执迷不悟,越陷越深。在这方面,一些青少年由接触网络到沉迷于虚拟世界无法自拔,到荒废学业,甚至违法犯罪的教训已经很多。因此,青少年要注意培养健康、纯正的审美趣味,在热爱优秀文学艺术的同时,自觉地抵制那些庸俗、低级“艺术”的侵蚀,以防自己的心灵受到污染。
欣赏美除了要有知识修养和健康的趣味外,还需要有适宜的心境。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当自己心情愉快时,往往见到什么都能寻出乐趣来;而当自己心情苦闷时,常常对再好的书和风景也引不起欣赏的兴趣。兰花很美,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灾区的饥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吧。”这不是说灾区的人没有欣赏兰花的能力,而是他们饥肠辘辘,没有摆弄和欣赏兰花的雅兴。《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景色很美,但在寄人篱下、爱情受到挫折的的林黛玉眼里,最使她动心的不是迷人的春景,而是一片无人清扫的落花。因而她置身于美丽的春色中,反而吟成一首酸楚凄恻的《葬花词》。唐代大诗人杜甫有句名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和鸟都是美神的使者,是很好的审美对象,但在杜甫伤感慨叹和怅恨离别时觉得花也溅泪,鸟也惊心。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适宜的心境对审美活动具有重要作用。
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学习的困难、考试落第的忧愁、失恋的痛苦、人事纠缠的烦恼,以及其他种种人生挫折,都会干扰和影响我们保持愉快的心境。减轻、消除这种状况的一种很好的办法,就是“看得开”,就是豁达、祥和、乐观--以博爱的胸怀去宽以待人,以淡薄的心田去疏远名利之争,以坚强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困难和挫折。如果说,美也有“偏心”的话,那么,它对于豁达、乐观者常常格外多情,它的大门对心胸开阔者也格外敞开。
初中时听说刘庆义的《世说新语》,直到大学才通读了一遍,读之不忍释卷,深深地被这本书吸引,一桩桩小故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如行林荫道上姹紫嫣红令人目不暇接。此刻又重新从市图书馆借了本来看,如同老友相见,分外亲切。孔子说:述而不作,这述又何尝不是作?王夫之主张“六经注我”,也就是用自我的话语体系去阐释六经,旧瓶装新酒,经典著作就是一张皮,每个人都在上方衍生出许多毛毛来,西方有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读书上我向来主张“误读法”,就是作者本意可能并非此意,你或颠覆或曲解作者意思,却到达一个好的效果,这也是可取的。《韩非子》里有一个小故事说一个楚国人给燕国的相国写信,因为是晚上写,光线不好,楚国人就吩咐手下:“举烛”,边说边写顺手就在信上写了“举烛”。燕国的相国收到信了,打开一看有“举烛”二字,不禁感叹:“举烛就是崇尚光明啊,这是让我们选拔任用贤能的人。”相国把他的“误读”给王说了,王大喜就照做了,燕国变得国富民强了。像一本《红楼梦》让多少误读红楼又自称研究红学的人吃上饭,这“误读”多好啊。所以我看《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将不拘于字句的解释、不拘于时代的考量、不拘于玄理的考辨,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记录脑海火光一闪,这也是我把这篇文字分类到随笔的地方。这样做可能会对《世说新语》的理解多有谬误,再加上本人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可能会有不马克思的地方,科学学得不好,可能会有不科学的地方,难免贻笑方家,欢迎批驳、指正、赐教。
我看了一本世说新语,这本书中摘写了许多的小故事,都是一些说道德,说道理的故事。但是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就像故事书一样。
我看到一篇什么管宁和华韵的故事,管宁和华歆有一天共同在菜园里翻土种菜,他们看到地上翻出了一块金子,管宁没有捡起金子,而是将金子像泥土一般,继续翻土。华歆却把金子拾在手中看了一看,才丢回地上。还有一次,两人一齐在读书。一位做官的人乘车而过,大家都去看热闹了。华韵把书丢到一边,去看热闹了。于是管宁拿刀割断草席,分开去坐,向他说:“你并不是我的朋友啊!”华韵因为一时的搞笑,为了一时的富有,而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觉得华韵没有高尚的品德,而管宁就有高尚的品德。他看到金子不动心,因为这不是他的,他不会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华韵从捡黄金的事看出他想把黄金占为己有,只是怕管宁看到。我觉得我要像管宁一样,不为金钱失去良心。不为名和利失去良心。
孔融被别人抓了,可他一向哀求别人不要把自我的两个儿子也捉了。但孔融的两个儿子却说:“父亲难道见过打反了的鸟巢下方还有完整的蛋,这两个儿子也立马被抓了。”虽然这两个孩子被抓了,但他们小小年纪懂得整体既然保全不了,那么个体也不可能独存。孔融的两个孩子虽小,但懂得这个道理,应此不做没有用的哀求,从容镇定的理解厄运。我要学这两个小孩,眼望未来,明白结果以定,就不做无谓的事了。
邓艾口吃,总是称自我“艾艾”有一帝和他开开玩笑说:“你说艾艾,到底有几个艾。”邓艾回答凤兮凤兮,本来就是一只凤。邓艾即显得子己博学多才,会用论语。又让皇帝无地自容,无话可说。婉转的挽回了自我的面子。我遇到困难时,我也要学邓艾用婉转的语言跟别人说,不会和别人大吵大闹。
还有许多,我就不一个一个说过去了。反正我受益匪浅。
叙事简明,精炼生动,为小品文之典范,词汇之丰富,远远超过其他笔记小说,对后代的文学作品有很大的影响,所记清谈场面,往往描摹如画,使读者若临其境,若见其人。“文学”篇记孙安国(盛)与殷中军(浩)共谈,往复辩论,不暇用餐。左右侍者一再重温冷饭,而两人只顾奋挥麈尾,争锋口舌,以致麈尾脱落,布满餐饭,抵暮犹未进食。最后情急,竟至反唇相稽。殷谓孙:“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谓殷:“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彼此以“口”、“鼻”讥嘲,皆从辩论出发,读之失笑!一时热烈气氛,活跃纸上,《世说》所写,真善传神。“排调”篇记王文度(坦之)与林法师(支遁)讲析义理,林每欲小屈,孙兴公(绰)曰:“法师今日如著敝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说理以通达为贵,一有滞碍,即难成胜解,孙之诮林,恰当无比。“轻诋”篇记庾亮谓周顗:“诸人皆以君方乐。”周问:“何乐,谓乐毅邪?”庾曰:“不尔,乐令耳。”乐令,指乐广,为当时以清谈著称的名士,周顗认为以他相比,是贬低了自我,就说:“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也!”无盐,丑女;西子,美人;美丑攸分,不宜相拟,设喻亦妙。又“政事”篇的“桓公在荆州”一条,叙桓温治荆州,政贵宽和,耻用威刑,桓温的第三子桓式(即桓歆)见令史受杖,仅从朱衣上擦过,即谓温曰:“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思是讥诮刑杖没打在人身上。桓温是否真这样政简刑轻,姑置不论。“上捎云根”言举杖之高;“下拂地足”,谓着地多,着人少;措语形容,巧用夸张,可见晋人之善于辞令。
《世说新语》中的名言隽语,层出不穷。如“德行”篇记郭林宗称黄叔度(宪):“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谓其气量深广,不为物牵;“赏誉”篇记王夷甫(衍)称郭子玄(象)“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谓其辞采缤纷,议论不穷;“容止”篇记山巨源(涛)称嵇叔夜(康):“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谓其风神俊异,潇洒出众;“文学”篇记孙兴公(绰)于潘安仁(岳)、陆士衡(机)二人之文谓:“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比较恰当,评价极公;“言语”篇记顾恺之描摹会稽山川之美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些话全都形象鲜明,比喻精妙,能把丰富的资料概括为极其精炼的文学语言,给人以深刻、具体的印象。又“言语”篇记晋简文帝(司马昱)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谓胸襟开阔,则无往不适,随处怡悦,觉万物无不可亲,其意既含哲理,语亦神韵悠远,令人领略不尽。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来自:世说新语
译文:阮光禄是当时的名士,辞官后隐居剡县;为人很慷慨——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因为是葬母的事情而不好意思借车,阮光禄听说之后便焚车以自省;今天我们看来此举未免有些做作,那是我们的修养还未达到阮光禄的境界。一个贤人从来不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唯有不断完善,才能在人格上继续前进。一辆车就是品德上的一个污点,不但要烧掉车,还要去自省,去改掉身上的不足。
《世说新语》是汉末人物品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它的不少故事是取材于魏晋时期作品《语林》、《郭子》、《名士传》等书的。看了《世说新语》就能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逸事笔记的内容和形式了。也可以说它是一部魏晋风流故事集,从而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按冯友兰的一句说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当然这种人格美是以当时士族的标准来衡量的。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的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任诞,简傲,种种人格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如《德行》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通过与华歆的对比,赞扬管宁淡泊名利。所以由此可看出一个人是否有高超的德行,并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德行是日积月累所培养出来的。有德行的故事还有许多,如情绪这方面,德行较不好的人常会以它个人的情绪为中心,心情好时大家没事,心情不好时大家得遭殃,古时就有一位不管快乐或失意,都不会表现于自己的情绪上,那个人就是稽康,王戎说我和稽康在一起相处二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高兴或者生气的表情。人通常得到一个不好的东西,或遇到对自己有害的东西都会闪而避之,但是有的人得到这一个东西,或者遇到这个东西也不是闪而避之。而倒霉反而还一点不会被那样东西所波及到。瘐亮的坐骑中,有一匹叫的卢的凶马,有人劝告他派人牵去卖掉,瘐亮回答说:“卖它一定会有人买它,但这样又会害了别人;哪里可把对自己有害的东西转移到别人身上呢?从前孙叔敖杀了两头蛇,就是因为不让后人看见,从此他就成为古人乐于传颂的佳话,我效法他不也是合理的吗?”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世说新语》涉及人物有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的主要人物,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的人物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王戎有好李,卖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了16个字,就写出了王戎贪婪吝啬的本性。
从另一方面谈,《世说新语》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由于魏晋之际品评人物重视仪容辞采的风气较汉末更甚,所以位高名重的官僚,也往往凭只言片语和某个细节来论定一个人的优劣,或据此而援引这个人入官,如“雅量”记载王王旬做桓温的主簿,桓温想提拔他。有一次故意突然骑马冲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这种测验人的方法上是奇特的,从此得出是“公辅器”的结论,尤其荒唐。又“文学”篇王衍问阮修:“老庄与圣教同异?”阮回答说:“将无同。”王衍很赏识这“将无同”三个字,即请阮修为椽。这就是著名的“三语椽”的故事。这两个例子足证明当时重容止,言谈的风气之盛。
在虚无、厌世的思想基础上,魏晋士大夫都消极、颓废,或乖僻、放荡,时时流露出生死无常,叹老嗟伤的感慨,饮酒浇愁和养生服药,也成为一种风尚。《世说新语》从很多方面写下了这些内容。“任诞”篇说张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言语”篇记桓温因见旧时种的柳树长大,哀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而流泪,即足以反映当时士大夫的没落、灰色的人生观。此外,《世说新语》还记叙了一些人的优良品质,如荀巨伯的重义轻生救护朋友,周处为民除害、勇于悔过等。全是有意义的小故事。对魏晋统治阶级的凶残、丑恶、奢侈等也做了具体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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