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大同读后感

　　礼记礼运大同读后感1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礼记·礼运》开头部分里的一段话，主旨是阐明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原文此前还有一段文字记述孔子说这番话的来由，照录如下：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礼记》是孔子学生的作品，并不是孔子的作品。不能因为这个作品是孔子学生的，就说其思想就是孔子的。这是许多年以来的一个误会。

　　《礼运》篇成书于西汉早期，对于儒学来说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时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宣布了威权专制政治的开始。不幸的是，坑掉的虽然只是几个沉缅于繁文缛节的腐儒，打掉的却是儒家的尊严，奠定的是专制的基础。

　　据说，儒学的很多经典都是由“陈王涉博士”孔鲋保存下来的，可是《礼运》不是，作者不详。孔子之后，儒家一派衰象，儒生中循规蹈矩的、甚至是泥古不化者不少；到了秦一统后，思想界更是战战兢兢，对于《礼运》这样的理论，种种质疑自难免了。这种质疑更多的是出现在唐宋间，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一个代表作。

　　北宋国史编修官李清臣认为：《礼运》“其语尤杂而不伦。”；

　　南宋“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认为：蜡宾之叹……以为非孔子语。

　　而南宋学者黄震说道：“篇首匠意，微似老子。”。

　　概而论之：逻辑混乱；不是子游之作；微似老子。

　　而朱熹的否定更为彻底：

　　弟子问：“看礼记语孟，孰先？”

　　朱熹答：“礼记有说宗庙朝廷，说得远后，杂乱不切于日用。”；

　　在谈论《礼记·檀弓上》的时候朱熹说：“檀弓恐是子游门人作，其间多推尊子游。”显然因为一篇《礼运》，他对子游的弟子大不以为然。因此有此问答：

　　弟子问：“礼运似与老子同？”

　　朱熹曰：“不是圣人书。胡明仲云：‘礼运是子游作，乐记是子贡作。’计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浅。”

　　后来更是来个一概否定：“人谓礼记是汉儒说，恐不然。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何尝有礼记中说话来！”

　　朱熹质疑“大同”如同我们笑谈空想*者的乌托邦与基督徒的天国。

　　第二，民间曾有“孔子问道于老子”的说法，孔子学说最为深层次的内核即老子的学说。即使在这篇假借在孔子晚年之名提出的“大同”构想，实质上就是老子的“德即不得”观。文章中的“大道之行”的“道”是从“无”向“有”的进步，是无“名”向有“名”的跃进，这里发生的“有”或“名”的规定就是老子学说的“德即不得”观。

　　再说了，《礼运》中所描述的仍然只是一套美好的理想。没什么好奇怪的，古今中外，关于这种理想世界多的是！

　　不过千万不要把“选贤与能”看作是民主主义，这种选贤与能是否通过推选，还是上面的提拔，都没有说清楚！

　　不能说这些说法没有价值，但是大体上都是一套理想，却没有实施的具体步骤！其实都脱离不了空想的范畴。

　　实际上的社会远比这些简单的想法复杂得多！

　　礼记礼运大同读后感2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读《礼记·大同》篇，看注释，大概知其意，无深厚古文功底，观现实之状态，遂作以下解读，姑妄看之。

　　一是大同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社会的文明程度也是逐渐提高的。夏、商、周真的有过如此高的文明，值得怀疑。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当时物质溃乏，人们必须相互帮助，才能生存下来。试想，当人的生存成为问题的时候，出现这种和谐和友善，就算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人具有两面性，对于生存的本能，可能也会有更多的暴力和野蛮存在，只是这种事情谁也无法考证。就像农村的老太婆喜欢念叨，我们年青的时候社会风气如何如何好，人如何能干等等，但真让她选择，她还是会选择现在。

　　退一步说，就算当时人们因为生存的原因，相互协助，从严格意义上讲也不能称为文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出现一些问题，向后看回到那个大同时代也是一种倒退。社会向前发展，时异则事异，时过境迁，大同社会只适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过期作废，历史在向前发展，历史也无法复制。当然如果作为理想，在下面讨论讨论也未尝不可，至少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

　　二是对大同制度的.探讨。“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意思很明白，选拔有能力的人当领导。中国自古至今都是这么宣扬的，但真正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谁来选，按什么标准来选，这个标准考验过后就是真正的有能力的人吗，标准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当然中国社会的人制状态至今存在，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和喜好来选择，谁也无法超脱。我们可以理解为当时社会条件艰苦，在和自然的斗争中，身强体壮兼智慧者通过自然的优胜劣汰而成为领导，因为只有他才能胜任这个工作。而现在的社会有能力的人太多了，能干工作的人遍地都是，所以就给选拔增加了难度，优中选优不太好办，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诺贝尔奖，标准定的高，达到此高度的人才廖廖，所以就相对公平。但用到其他行业却未必合适，所以其选拔制度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太值得大加宣扬。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不是孝敬别人的父母和扶养别人的孩子，而是尊敬除自己父母外的老人，爱护其他的孩子。这样就没有太多问题了，现在也能讲得通，而且大部分人做得到。如果照前面的理解就有点乱了。后面提到了“老有所终，幼有所长”，我觉得前句的意思准确地讲，应该是孝敬没人子女的老人，扶养失去父母的孩子。这就是个基本的社会保障问题，当时可能还没有那个意识，因为劳动相互协作，算是一个组织，劳动过程中生病或不幸遇难也是算因公牺牲吧，当时这种行为可能算作对死者的补偿吧，因为工作条件差，死人是常有的事，说不定哪天就轮到了自己，所以得到了大家的默认。现在的社会也相互协作，因公牺牲的补偿却比当时少很多，也这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谁也不想企业成本过高，要不怎么发展。结果就把这个问题推向了社会，政府买单，好在近几年，对于社会保障，政府还比较重视。

　　三是对社会秩序的思考。财物不必放到保险柜里，晚上睡觉不用锁门，没有偷盗和抢掠。这当然很不错，这只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状态就是温保问题，而且都是相互协作，分配平均，而且几乎没有剩余，有饭吃就不错了，也就几乎没有财富积累。说白了，就是大锅饭，中国实行大锅饭的时候社会秩序也很不错的。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人们逐渐有了财富的积累，分配制度也开始不公平，贫富不均。有些人的生存问题受到威胁，如果大家都饿着还没其他想法，有些人则很富，心里就想不通，偷盗和抢掠就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走冻死骨”。不从制度本身出发去考虑问题，在当时的社会去宣扬这种理想化的东西，怎么说也是很有局限性的。

　　当然，现在的社会法制观念日益加强，依法制国被提得很多。搞法律的总觉得中国的法律太少，要加强立法，也有人觉得中国的法律太多，执法不严。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分配制度问题，分配公平合理，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社会问题就会少些，单单从法律角度出发，这个该立法那个该立法，觉得有些荒唐，舍本逐末，只看到了外部表现而没有探寻问题产生的根源，那些主张靠严酷的法律来规范社会的人本身就是一群社会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