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列传》读后感,商鞅其人

刘莉莉老师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

  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变法之初,孝公心有顾虑,商鞅用“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说辞为秦孝公坚定了变法的信念。他和守旧派代表甘龙、杜挚激烈辩论,辩论中引经据典,最终力排众议,得到孝公的全力支持。紧接着,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了……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对于商鞅本人的评价,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