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同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但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现在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平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但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但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么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有趣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后来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但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可以一句话总结的原因。但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能力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对比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对比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可以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积极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况下,充分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但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万历十五年》是即我在床头读完《明朝那些事》之后又一本关于中国阶段历史的描述,由于习惯性失眠,书中其中感慨也大多因为深夜的躁动而随风去了,但也却有一部分随着可吸入颗粒物一齐沉淀到了我的血液里。
我惊诧,此书中许多人物身上,竟都有当今现实社会的影子。
若将万历儿时看做我们的当代,他原本聪明敏感、乐于上进,也以往励精图治、喜欢读书,他本不是暮气沉沉、消极厌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为臣僚的教师或家长,从不曾将他当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确切的说是有尊严的独立个体来看待,同样也像像我们的学生时代,很多时候被当成了学习的机器,原本活泼好动、乐于思考,最终却极度厌学。诸如参加完升学考,要将书本剪碎或早上依旧习惯的坐在写字台前却不明白该干什么。所以,万历皇帝作为学生,臣僚做为教师,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大臣们剥夺了万历作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应有的个性、思想和活力。
张居正不让他练习书法,申时行不让他练兵,所有人都不让他立三皇子为太子,甚至与他生前形影不离的爱妃都不能与自我埋在一个坟墓里。失去了如此自由,就算做着皇上,又有什么趣味?但他毕竟是皇上,依然拥有无尽的奢华和整个国家,而当今社会我们的悲哀何至于此。
张居正作为首辅原先言行不一,到我们看见了太多人士的虚伪。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黑二代。这个社会原先已经并正在真正属于这些有钱有势有权和不要命的,“学校十年功,不如一棵葱”的现象难免出现。
我一向感觉,张先生本不是奸臣,他也是期望明朝国富民强的,他仅仅是一个有缺点的聪明的刚愎自用的大臣而已。孔子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难养”的岂止是女人和小人?任何人彼此接触久了,都难免“不逊”起来,皇帝如此,张居正如此,恐怕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也难免如此。事实摆在眼前,改变虽不及万难却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我唯有在心田播种善的种子,也时刻提醒自我,只要是人都会产生某些偏见和不可避免的缺点,学习如何体谅并选择,哪些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那些是“见不善而内自省”的,现实无奈与社会种种幽暗的侧面,但却必须允许这些幽暗的存在,因为他毕竟是“丰富多彩”这个词的重要部分。
应对如次、遇到问题、唯有进取想办法,努力让自我多一些才能,开阔些眼界,理清些思绪。而决不能消极怠工,心灰意冷。充满期望才能使我们欢乐生活。
——我们无奈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奈于我。
近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平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最近认真把《万历十五年》一遍,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好读,又能启发思考。
打开这本书,没有枯燥的图表,没有复杂的历史陈述,而是把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讲得像普通人一样生动、丰富,触摸得到。这些人里,张居正可能是最让人“心疼”的那个。他能力出众、志向远大,努力纠正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在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算得上一股清流。但他穷其一生,却根本无法逆转这个国家衰落的趋势。在时代的浪潮下,人总是无奈而被动的。万历十五年,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却藏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里,难以明言的种种奥秘!
此书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绍一个人物,以每个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从这些朝廷中各种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阳早已成夕阳,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军事上来说,戚继光——这个孤独的将领,带领戚家军平倭寇之后,并没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许是因为明朝的重文轻武,导致戚继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后军事掌控于庸才之手,军事力量也逐渐下滑,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明朝的军事力量早已成为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了。再加上朝中无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满族的铁骑埋没。而从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风邪气盛行,一些忠义之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像这样的朝廷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只能等着灭亡了。而万历十五年,恰恰为此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本书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
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家。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儒与法”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这本书阅毕,有一种愤慨之情,热血喷张的感受,与对世道苍凉的哀叹,历史的确有它的魅力啊!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以该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中,分别讲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首相张居正、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及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六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他们互相独立,同时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万历皇帝不同于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职责和权限已与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视为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绝对的抑制。他与他的祖先们虽然在他们臣僚的协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时的文官却早已成熟。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此时的文官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情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争端无法解决时做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中不夹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简单的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样。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越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万历皇帝这一年,由于其特殊性,更是能通过各种事例体现这一点。万历皇帝在从政后期,看破这一点,虽然依旧有被老祖宗赋予的权力,但是这权力已经“无能为力”,遂转而“无为”。
他的两任首辅兼老师俨然是两个极端,张居正锋利,申时行圆滑。无论是锋利还是圆滑的处事风格,目的都是为了万历朝堂的稳固。可惜,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终究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张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养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颠沛流离。申时行也不得善终,无法功德圆满。抛去他们首辅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学的他们,将忠君做到了极致。万般皆下流,惟有读书高。如果我是张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还活着,我一定泪流满面。身为读书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他所有读书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风,在万历皇帝的猜疑中,灰飞烟灭。可是人间再无张居正,人间再无申时行。这一切一切的源头,是当年暗流不断的朝堂,更是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万能的。他清廉、节俭、不畏权贵、不屑与官场的腐败之风为伍,这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结果。他将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甚至在判案过程中依旧秉承着道德原则。“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会失败,毋庸置疑。这并非是他个人之错,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而遏制法治的成长发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极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时说“举朝之中,皆妇人也。”只会削减他同僚对他的同情。
相对于海瑞,戚继光这个武将甚至可以说是更明白为官之道。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能力,在当时全国边防守卫混乱的情况下,他成功组建并训练了戚家军,使这支部队成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后期有才能的武将已经消失殆尽,笔者说,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不似明前期的武将似百花争奇斗艳,这个时期,只有戚继光一枝独秀了。不得不说,明前期的军事力量非常强悍。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文官可乱国,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国。所以每个朝代都在尽力打压武将的权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国的军队,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书中对边界军队的描述来看,不知有多少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没有组织的军队后勤补给,可以说边防的守卫军,形同虚设。无法想象,这个时期积贫积弱不仅仅是百姓,军队也无法避免。
至于哲学家李贽,他不相信卫道士们口中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欲是一种很正常的存在,这是实话。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万万与他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长大的书生们,似乎是在思想上认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却不能身体力行。李贽说出了他们不敢承认的真话,却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问题来源于这个时代与社会,让他无法从中超脱出来。他的一生都在试图与整个社会抗争,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后,自杀在了监狱中,也许,这就是这个封建时代的悲剧。
作者将这一年放进了世界史中,让人对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衰落有了一个大致的对比。从这一年开始,世界悄然改变,西方书写了一部大国崛起史。表面上四海升平的大明,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这本书的网上评价是相当高的,或许由于几十年国内的传播,其中的一些观念已经间接或直接影响我们,或通过影响相关史学文章进而潜移默化影响我们。读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的新颖、觉得与众不同的观念。当我看完书,看到后面关于成书的介绍,我想大概是八十年代时候,书中的那些说法相较于传统较为突破人们对史学文章的认知。但,今天,可能由于其影响通过我身边的老师、或读物直接与间接影响着我,就没有了眼前一新的感觉,或许这正是其伟大之处吧。我没有去探查八十年代时候人们的历史观念是什么样的,不能站在那个时代而以今天的视角来评价是不合理的。
作为一本畅销书,自然可读性是其第一要素,要兼顾可读性,自然史学的严谨会有所欠缺。但是,wr如果仅仅是枯燥客观的描写,又有几分精神能够读下去。文章包含了作者带感情的理性分析,也给我们开拓了一种眼界,毕竟假如是枯燥的描写不见得我们就会去思考。作者的大历史观,我总结为分析背后的制度及根生蒂固的道德,而把而人看作在历史的车轮面前无抵抗之力。对于背后的道德、法律分析是深刻的,我比较认同的。
但是,作者似乎给予了历史人物更多同情,尤其是万历、申时行,这点我是不太苟同的。在书中,他们是制度、根生蒂固儒家的受害者,有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历史的兴衰更替确具有周期,每个人均会在其中深受影响。但是,我对万历的态度确是批评的。不论这么样从内心去,万历是不值得同情的。万历的不作为,消极怠工不值得同情。生活中谁不又遭受着痛苦呢?我更喜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乐观、拼搏态度。对于申时行,作者予以了他那折中调和、熟悉人性阴阳的赞美,在我看来,身处要职,如不够强硬,是难以改变现状而有所进步的。在世上,只有你什么都不做才有可能受到别人的最小非议。既然如此,就应为了正确的事情而不顾他人看法。对于身居要位,处事显示温和又为哪般。为人谦恭是应有之义,但做事应有坚定与不让步的原则、立场。在历史的进程中,我更喜欢强势人物张居正。虽然身上有有那些黑暗面,但强势更能反应一种改变精神。
最后,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人生何尝不是,看似简简单单的万历十五年,何尝又不是我们看似平平淡淡的每一天。几十年后,我们走到的地方,都映射着我们身上一直以来的影子。正如这个帝国,一直为其固有的道德与法律、文官系统的牵累,终将走向衰落。而,我们身上的懒惰、得过且过,也在不断的在无意中束缚着我们。
我先读了明朝那些事,因为笔法幽默轻松,所以是一气读完。读的过程中查了很多资料,也偶尔百度,整个明史出场人物众多,也读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也有很多在历史框架内左右挣扎,企图挣脱时代的镣铐,推进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发展,却始终领悟不出桎梏不前的原因。
历史的发展受各方面影响的因数太多,黄仁宇个人经历丰富,使他对历史的认识有独特的思考。万历十五年另辟蹊径,企图从大历史的角度,节选几个代表型人物,进行阐述。
以张居正为文官集体中的异端代表,企图调整腐朽落后的政治体制,推进法制改革。以海瑞为道德文化坚守者代表,解读了坚守陈例,缺乏法制规章的弊端。以申时行为例图维持现状左右疏通代表,却功亏一篑,阴阳即导致了国家机构运行的低效,也割裂了文官集体。
武将戚继光的改革之所以能成行,一是没有从根本上动现有体制的手术,二是得到了张居正的鼎立支持,在保守中推行,但最后还是在张居正落势后,随着张居正改革的废除,一同消失在历史尘埃中。
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集中考察明朝历史,通过前期大量阅读史实资料及学术研究资料,综合个人历史研究成果,一举将明朝兴衰的前因后果摆在一起斟酌,最终将明朝的历史节点聚焦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暗藏玄机的万历十五年。
文中一直提到这一年是无关紧要的,却在黄仁宇先生从不同角度对关键历史人物的融会贯通地剖析之下,显示着这一年的不平凡——以各个关键历史人物最终不幸的归宿,暗示着明朝最终历史走向——文官集团以孔孟道德作为立国之本,越来越僵化的政治体系与落后的法制体系,社会发展寻求不到创新的途径,即使有,也总是被大环境所扼杀:
万历皇帝因个人之力无法抵抗固化文官体制而不再热衷于国事的退变、张居正鸿鹄之志以及先明政治手段与策略的落空与死后被反、申时行勉力维持文官之间平衡的无奈、海瑞作为最廉洁最死板清官独自硬抗没有法律支撑的土地纠纷、戚继光有志规整强化军队建设却屡遭文官压制的无力、李贽欲寻求个人自由却始终受限于传统道德的压抑,每个历史人物的不幸都能印证明代的社会思想之僵化,终将终结为努尔哈齐及其儿子所取代。
还有点奇怪当时的传统观念会认为文化与政治与生活不能同时繁荣?有一个很独特的历史观点,“文”与“质”的关系。哲学家李贽发现文极必乱,乱而后治,由重文转重质(“质”保障人民生活质量)。
早在两年前,朋友便送了我这本书,但最近我才刚刚开始翻阅,本书一共有七章,我一口气看完了第一章——万历皇帝。
万历(1573年-1620年7月),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万历10岁就早早登基,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皇帝,在元辅张居正的辅佐之下,迅速成长起来,张居正在职期间,万历皇帝对他十分信任,认为张居正“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在万历刚登基时,先皇的元老重臣高拱认为他只是小孩儿,不能担此大任,让万历的处境十分为难,而这时张居正建言献策,建议直接罢免其官职,解决了登基以来的第一个危机,由此保障了皇室的安全。
此后,张居正又监管了万历的教育事务,对其非常严厉,小万历时刻把敬天法祖(作为皇帝最重要的任务)放在心上, 在他登基还不满4个月的时候,天上出现了类似流星的天文现象,那是被认为这是上天降灾的警告,因此小万历为了让消除天心的不快,保证国泰民安,修省(时刻检讨自己的行为、思想)两年之久。之后物力的节约也在进行,张居正教导万历,为人主者,应该注意天下臣民的衣食,而不是珠宝玉器是否充足等等,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已经不仅仅是信任了,到后来已经成为了依赖,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惯例,张应该返乡守孝两年,但是万历认为他自己不能离开张居正的辅佐,不顾群臣的反对,让张居正留京守孝。
在张居正父亲去世后的第五年,张居正也去世了,享年58岁,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并没有持续多久,张去世之后,百官们纷纷投诉张居正,认为张是个巨贪之人,在其位不谋其职,四处敛财,仿佛张居正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之后,万历收缴了张居正的所有财产,并狠狠地惩罚了他的家族。
身前无限光荣,死后凄惨无比。张居正也没办法再出口解释,身为臣,那么必然懂得君心难测。
在过去的一段很长很长的历史中,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书很多情况下都是带有强烈的意思形态,史学家治史都是带有各种限制,都要规避统治者,亦即官方的避讳。例如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称的史记,也是要避过汉武帝。黄仁宇先生能够写下如此巨著,以我之见,其实是有时代的推动之功。何解?黄仁宇先生生于晚清民国时期,但是中晚年却在美国居住,一直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涉猎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并且常年在西方工作与生活,思想方式也受西方思维的影响,所以,其写下如此一步巨著是有一定的客观要求,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时代的推动性,既是顺应潮流与时代的发展而生。但是,我们却要认同黄仁宇先生的非凡之间,和创新精神。
《万历十五年》一书运用了全新的分析手段,一种结合数据,理性的方法,通过厚重的,尘封的历史画卷富有想象力又不失严密的描述了明朝万历年间的各种人与物,还有那种历史轨迹,这确实开了华人治史之先河,为后人展现了一种新的视角。
在本书中,作者非常智慧与独特地选择起一个时间点——万历十五年,这个节点展开描述。正如作者所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位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时间。这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虽似末段小节,但实质上确实从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作者以诙谐的语言,故事般的语气,极为生动的描述了事件的线索发展,但是每个细节都根据数据与文献的论证,有强烈的说服力。于本人之间,这书完全没有其他历史书的枯燥无味。但是其思想确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不失为适合大学生的读物之选。
书中的第一个章节:万历皇帝。一个富有争议的皇帝。一个饱受历史学家争论的皇帝。作者在描述这一关键人物之时,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解读。万历,是个无奈的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作者在描述这个有君主之名,而少君主之实的皇帝时,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官集团作了深刻的嘲讽。文官官僚体制,是一个稳定的体制,作者揭示了这种体制的极大弊端。这时,作者抛出了了首辅——张居正,一个智慧的相国,深谙文官群体的行为。其中作者提到了阴阳之说,深刻揭示中国道德治国的严重缺陷和政治的丑陋。作者对张居正的描述是较正面的。张居正是一个托孤大臣,作为皇帝老师,其一边要管好年幼的万历,一边要协调文官集团的利益,使文官集团的运转正常,但是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书生,不可避免又要胸怀百姓,总之,张居正是一个无奈的人物,他最后的下场却道尽了文官集团的畸形。
其次,最有争议的人物,海瑞出场了。这是一个独具个性的文官,作者对其进行了一个深刻的描写,分析其处境,还原历史的情形。海瑞是一个激烈性格的官员,其这种饱含正义的性格为其他官员所憎恶。但是他思想迂腐,做的很多工作没有根据实际情形开展,仅凭胸中的正义,作者再次深刻揭示这是行不通的。但是作为文官集团合性的要求与基础,海瑞尽管与世道各个不入,但是他却很长一段时间受到重用。者再一次批判了该道德制度的奇怪之处。
相对比于史记,史记更多的是生动的还原事件的本来性质,在语言中透露作者的观点,本书更多从事件与史料出发进行分析,从而理清线索,从小事着手,在读者前面一步一步展示历史背后的发展规律,正如文中最后所说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帝国的倾倒是尤其历史的必然规律的。
后记:多读书是有好处的,让你可以看到大师的视角,从更客户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肤浅的哭爹骂娘,还是一句话:历经千年的洗礼,经典,会带给你千百年眼。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黄仁宇开篇即说道"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既然如此,作者又是为何执意将此年份用作书名?作者指出,该年份发生的一些不为史学家注意的小事,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确是"前事之节症、后事之机缘,期间因果,恰为历史之节点"。从这些小事上,也许更能看清楚历史的真面目,还原一个本来的神宗,和神宗统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开篇即为读者介绍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庆节封赏、见宾阅军等等活动都是由皇帝亲为,并按照严苛的礼仪行事。皇帝贵为天子,即为天命所选之人,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也是全国臣民行动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不可过分随性,以乱礼法。
事实上,作为庞大的帝国,要想井而有序地运行,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文人官僚阶层都明白,仅依严刑峻法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有效的统治必须以"礼"治人,儒家的礼教已实行千年,"礼"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贯彻并非强大行政力量的强制,也不是严酷惩罚性后果的威慑,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实行和"上行下效"的学习、模仿。这一系列活动的关键人物即是皇帝,这位天选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亲"地践行礼教规范,再由文官记录并撰文,传颂天下以为范。
尽管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掌有至上权利,但皇帝在维持统治的礼教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文中以早朝为例,从朱元璋时起就确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动了解国情,行使权力。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后,早朝制度逐渐成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这种百官受累、皇帝厌倦的制度却又不得不实行,原因即在"礼"。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仅百官要遵守,当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训。
弘治皇帝因宫中失火彻夜未眠,精神恍惚之余用央求的语气要求免朝一日,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才同意辍朝一日,足见皇帝为"礼"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礼教之态,整个文官集团,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员会群起而攻之,进而矫正,以复规矩,达到合"礼"。十七岁的万历皇帝因一场纵酒狂欢、恣意而为的游园闹剧被认为是有失礼教,皇太后自责督育不足,众百官齐奏何为之过,甚至皇太后以废失德之君以立新主为要挟迫使万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处处受张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为,更不得恣意妄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礼"的规制。但在其成年后,张居正去世时,神宗尽管已经大权在握,却绝望地发现纵使再无喋喋不休的张严师和皇太后,他依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获得突破"礼"的自由,这一点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时。
"立长不立幼"的固化观念使得整个文官阶层不惧严刑、前赴后继地反对神宗,使得他连立皇子都不能自己决定,因为不守祖训即是违背礼教,而不守礼教将会被推向道德的反对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则就必须被文官集团牵着走。此时的文官集团已经成为礼教的象征,而在强大的礼教面前,即便贵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为礼教的代言人。
皇帝从礼教中受益,统治全国,同时也为礼教所虏,成为礼教的代言人。没有礼教,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没有皇帝,礼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皇帝逐步沦为统治帝国的工具,借助这个工具,文官集团可以尽享鱼肉百姓之乐,而免受严苛礼教之苦。
通览全书,万历的成功在于仁慈,终万历一朝,他没有用凌迟,也没有任用一个大太监。失败在于懒政,归根结底是对郑贵妃的宠爱和在立嗣问题上的争执。
申时行的成功在于圆滑,他既不得罪皇上,也不得罪同僚。失败在于无为,但是通览全书,他的下场最为美好。海瑞的成功在于清廉,他能够严于律已,严于律人。失败在于极端,须知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安守清贫。
戚继光的成功在于务实,他放弃了俞大猷使军队现代化的建议。失败在于为时代所不容,毕竟明朝重文轻武,不允许武官作大。
李贽的成功在于真诚,同时他结交了大量的豪门贵族。失败在于妖言惑众,有些事看破不说破,特别是在以一个以孔孟礼教为意识形态的农业国。
通览全书,本书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讲了军事,还讲哲学。好像什么都讲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讲。
我怀疑作者是理科生,他对历史的理性分析大于感性认识。对技术的研讨大于对善恶的见解。虽然篇幅甚短,但是整体架构要比明朝那些事儿成熟的多,不愧是博士生导师。
要研究明史,还是要看明实录,然而那个太长了,我决定还是先看钱穆的书。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眼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利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层、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通过对他们的描述和点评,侧面描绘出明王朝的衰败。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突破和改变,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以道德为标准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进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究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出发,探究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更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发展至此,所以他通过联系比较、归纳等等方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结合《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索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师应当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以“问题”开始,以“问题”结束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索,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一直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对于历史,学生需要建立起问题意识,只有脑中有疑问,有了好奇心才会去探寻原因,带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于历史教师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仅会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进行历史教学设计时,可以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穿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利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对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理解,也利于师生一起挖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培养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分析能力《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记叙史实,增强了可读性和趣味性,虽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要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
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理解能力。在《文艺复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利用史料进行引导。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要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发展起来……”通过这则材料,历史教师可以让学生联系材料和书本内容进行思考,从经济的角度的出发,文艺复兴产生的原因。根据材料,学生可以总结出工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剖析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论从史出”的治史精神,形成历史学习的正确方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出发,还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具体的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内容组织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史料分析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思考意识和整体意识。
周末,天气苍白,发霉的心情,觉得该出去晒晒太阳了,和好友一起到书店,买了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一口气看了半本。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万历十五年,没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败。高拱,张居正,海瑞,申时行,直到最后的自以为明君的崇祯皇帝,在整体制度体制的腐败下,中华民族也迎来的自己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的萌芽很难兴起,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中国人如何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以德治国的传统,如何保持以孝道的中国式价值观呢?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思考的问题,也在现实中不断激荡着无数中华赤子的心胸。
这一段时间,国学兴起,伴随着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传统文化复兴的势头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国学、历史类图书开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讲史记,汉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儿,讲座,电视剧,小说,历史以各种形式体裁不断出现。国学兴旺,历史重温,文化复兴,这是好事。我们小时候,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稀松荒疏的很。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近几年开始恶补的,感觉也只是走马观花,粗略浏览,很难记住了。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早早把它们看过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费问题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视,我辈只是从语文书的枝节中记住了星星点点的古籍名句。中国的古籍、历史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我们文化的载体。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里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这些财富却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甚至发生断层。有时候阅读古籍,真的有种韩愈《石鼓歌》中的痛苦。看了些古籍,我个人觉得,五千年的文化积累,既有精华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绝对不能一窝蜂的去全部接受。学习的原则,根本的方法,还是毛主席的话,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万历十五年》是对明代衰亡原因的概括,选取的人物分别反映了不同方面衰亡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可以归结到社会制度的某个问题上去,让人明白明代衰亡的表面与内在之间的必然性。
从“表”上看,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皇帝制度本身是君主专制,而皇帝决策常常有误。并且在与群臣的较量中,群臣占优,皇帝便报复性地消极怠政。一方面皇帝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皇权正在被变相地攻击而受限。前朝的集权化导致了万历年的皇帝即便不谋其政也不让大臣出头,结果拖累了社会发展。
第二,官僚政治严重。书中有一句话说“官只担心民众吃不饱,不担心民众吃不好。”官们更关心的是“合法与非法的收入”,地位,名利。私心人皆有之,但放到国家层面,缺乏法律规定,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张居正。《明朝那些事儿》这样评价他:“最奸的奸臣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他对皇帝来说是父亲一样的存在,而张居正本身是官僚阶层的顶点,是剥削阶层的主力。尽管他本人渴望更好地治理国家,重视民生,但他所在的阵营却因他的力量壮大甚至与他本人、与皇帝对抗。
第三,是岗位待遇问题严重。明代官俸之低众所周知,而正是这一问题导致监察部门对腐败视而不见,从而使人民生活水平与生产力长期低下,转而又威胁到岗位待遇与税收的规范性。
第四是部门管理上的不科学。其严重后果从倭寇攻入内地环南京城抢掠后全身而退可见一斑。曾经发展水平世界第一的明朝被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来的流寇恶民如此狂虐,其部门管理确实存在极其严重的漏洞。说到底,还是中央机构、文官集团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来管理军事机构,使其能高效运作又不至威胁中央集权。而文官集团在日本人的长刀架到脖子上之前并不想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更在意的是压制武官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主导社会风气,攫取更多物质利益。因此,若无张居正这样的人力挽狂澜,事情还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然而这四个方面,以及其他未提到的方面,在书中被归结到一点上:道德统治社会。以四书五经作为不成文的治国方针,让人的利益、欲望缺乏可见的管制,而使行为与准则渐相背驰,而形成的了“阴”与“阳”。明代是一个充斥着“伪物”的朝代。哲学家李贽也因研究这种现象而名声鹊起,最后却触犯了士绅阶级利益而在当时身败名裂;张居正生前励精图治,死后也被大清算;二辅门生参奏大辅,三辅门人参奏二辅;戚继光因自己用士兵武器战斗而得以留职,他的同僚却因支持技术创新发配边疆,只因技术发展要重新洗牌各个衙门和官职。文官集团曾为这个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却成为了社会毒瘤。这不是什么人性的悲哀,人为利益来去本无可厚非,说到底还是治国之本出了差错。
由此观之,要整顿的是执法制度和力度、社会生产制度、军队编制,而最重要的还是限制这些“伪物”,着眼人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利用当时的剥削关系促进技术发展,再促进社会革新,这样以来就可能为我们的明朝续上个几十上百年的寿命了,直到工农社会真正的主人再次为自己代言。
可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万历十五年一去不复返。我们只有在它的教训之上尽全力把未来的事情做到最好了。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但是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发奋,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取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取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发奋,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正因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群众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但是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发奋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留意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理解。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好处,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证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期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应对混乱的现状期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发奋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正因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因此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留意谨慎地持续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刻而已。
我还太年少,从这纸业中厚重的历史,只窥得一些野心,闻得一些感慨,也有了一些见解,今与诸君一谈。
纵观万历年间,其实有许多想不明道不清的事,为何万历皇帝前十五年兢兢业业,后期却废于朝政?为何一代首辅张居正有权衡阴阳之术,却在死后身败名裂?为何向来宽厚的申时行, 却被迫乞骸骨?有太多太多的谜团可以在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得以解释。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中提到了人有阴阳两面,于万历皇帝而言,阳面在他创业伊始最为凸显,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祭天地,祭庙祖,庆元旦,赏端午,他接见外国使臣和谢职对修著有功勋的官员,毛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中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然而于阴的一面,身为皇帝,他不能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能立自己心爱女人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出去游玩,他只能通过不上朝尽量不与官员往来这种消极的行动做最后的挣扎,这是他无声的呐喊,也是他最后的反抗。他的一生对阴阳失衡的问题都没有做出解答。而于首府张居正,阴阳对比则更为明显。于炀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没不香了,长须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横分明,他的心智完全和仪表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颇合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然余音一面全清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则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
我先是很不解,我知道人有多面。一面,可是人可受到他人的尊敬和崇拜。另一面就很不堪,甚至自己都难以直视。其实权衡这两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自己的信念。就像万历皇帝一般身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中,方可置身于朝堂,而不注重于后宫之事。倘所有朝堂之人,都视朱子为信仰,万众一心,那明朝末期就不会那般的颓坏。政策的实施实施后的成败,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勿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人不过是空中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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