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 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 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三经商之道,贵在把握时机,咬定目标,薄利多销。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四推动企业长远发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资金,重视“实体经济”。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商业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在悠久的商业历史中逐渐培育出了商人自有的经营谋略,而这些经营谋略同样适用于当代的各种商业经营者。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有云:地形,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是决定作战胜败的一大关键,作为一名领兵作战的将领,必须深谙此道。古有云商场如战场,商场上的经营者就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能抓住有利时机,占据有利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谋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所以把陶地作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市贾。陶朱公的美名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之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有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为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并有了较好的发展。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而变。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白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谋略,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变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
《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我们在曼昆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中有学到,当需求曲线富有弹性时,价格下降,总收益增加,则富有弹性的商品可以薄利多销。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
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就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钱,本身是的确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我们的祖先把土块当做“钱”来换吃换喝的,那么现在的土块就不是被小孩子和泥巴的玩意儿了,当然,我只是打比方而已。况且为富不一定就是不讲仁义的人,正所谓国富民强,同样的道理,家富了亲人也不用受人冷眼,遭人欺负。骨气不是穷人的专属名词,富可敌国是一种本事,家徒四壁就算清高吗?可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两袖清风,只是说明你不愿陷于泥淖之中,换一种说法,就是保身之法,避免以后因此落个骂名。在生财之道这个方面,到底是差那么一些。现在的我们一无所有,靠的是父母资助,上大学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过上一份富足的生活,而不是整天烦恼于明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许又会有人批评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也钻到钱眼里了,试问,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我们要抱着书本去呼喊越穷越光荣吗?
我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只是,我们应该正视金钱这个问题,追求财富并不是可耻的事情,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回报。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而尽责的基础是你有这个经济实力,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凭什么来让自己的亲人在最起码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无忧无虑?
昨从小阿姨那拿来了因房屋拆迁而寄存在她家的一袋书,发现了其中有一本《史记》。鉴于现今中国有很多专家教授在研读《史记·货殖列传》,欲从中国史学大家司马迁那汲取古代中国的商业社会发展经验。于是我也仔细读了一遍,深有所感。
士农工商,商排最末,本篇亦可说是排在最后(实际位置是倒数第二,但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可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发达农耕文明的国家是如何蔑视商品经济的。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仍然发现了至今仍是天道的商业文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完全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市场经济情形;“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这些都适用于现今瞬息变化的市场,综合分析各种信息,果断追随市场脉搏;“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正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所言,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作既是修行,什么事都要用心去做。
在我的上一篇随感中论及了“富”这一话题,感觉自己多是从心理上去感受生活的满足感。太史公则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论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真是一针见血,刺破我辈面皮啊!女的嫁给自己父辈年纪者现如今比比皆是,男的则家无余财可偏要买车去装出一副“富贵容”。这一切虽说是病态,到底可能还是符合人性天道的吧。
“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句话有种《道德经》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意味。一户人家生活条件好了,下一代就会贪图安逸,家境贫寒就会出去闯荡、去冒险。再加上“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天道,他们就有可能发横财而变富。历史的轨迹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又有山川、长城阻隔外族侵袭,于是乎与外界不通独自过上了自给自足、安详舒适的生活。西欧则地势平坦,屡遭他族迫害,自身经济有不好,最后被迫走上了海洋之路,使得现如今英语成了世界语言,蹂躏中国的儿童、少年直至老年人。如果明朝在派出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国内有“饥馑之患”,急需海外贸易补贴家用,那么说不准就是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发现地球是圆的。如果中国国内人民无法生存,中国人再去移民他乡,那么现在我们出国就像出省一样讲普通话,那该有多好啊!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历史正随着我写下每一个字时循着天道一往无前,不曾回头……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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