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富论有感

读国富论有感1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初版于1776年，作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偶然发现，该书出版的同一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从历史的角度看，1776年可谓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跨步之年，自由、民主、商业社会发展的文明结晶通过两本划时代的书籍和声明宣扬到了整个欧洲和北美大陆。而具有历史蕴意的是，《国富论》所面世的时代，恰恰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认为的“世界时间”钟摆离开中国的时间（彼时中国应处于大清帝国乾隆治下的“所谓辉煌盛世”），这既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站在今天回首两个世纪前的全球文明中心的变迁历程，以及回顾东西方两种文明在随后的200余年所经历的碰撞，更让人感到唏嘘不已。

　　重新将焦点回到《国富论》一书。全书分为五篇，从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分析到资产的划分和积累，从不同国家的财富发展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再到对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探讨，斯密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通过其所闻所思，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和分析。从现实出发，在查阅大量资料后，斯密研究比较剖析出一条符合富民与富国发展规律的道路。因此《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真正开始作为一门严谨的社会科学的诞生。

　　诚然，当下再看此书，斯密所提出的部分观点和理论已被一代代“后浪”经济学家所延伸甚至突破，但如果说站在18世纪的角度看待此书，那么我认为这应该是一本能让人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去翻阅的经济学圣经。不仅如此，《国富论》不应仅仅被视作一本经济学类的巨著，更应该被视作当时那个时代人类社会制度、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孕育出的智慧文明资产。彼时“日不落”帝国的繁荣，依我看，自然有人民勤劳的财富创造能力，但更离不开英国当时社会所运行的机制。事实上，也正是有了底层机制的确立，繁荣才有可能到来。那么，时隔240年后的今天，人类发展历史已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那么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又应该怎样形成属于这个时代的智慧资产？

　　对于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更为特别。在《国富论》出版后的240余年里，“沉睡的东方巨龙”历经列强炮火的唤醒、先进思想的启蒙，是否在今天做好了迎接“世界时间”的钟摆重回东方的准备？这一切，才应该是中国青年“后浪”所应该思考的。继承着斯密等前辈所留下的精神文明，结合着中国本身令人惊讶的经济发展体量和动能，*新阶段的富国富民之路，也理应留下属于中国人书写的印记。

读国富论有感2

　　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

　　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产生了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通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轼先生有趣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国富论》全书共分为五篇，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1﹑2章，讲合作分工优点。斯密举了个制针工厂的例子，把制针这个职业分成大约18种不同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专门人才从事。因此，一个10人的小工厂每天能制造48000枚针。如果他们独立工作，不专门从事一种工序，他们谁都不会每天制造20枚针，也许连一枚都知道不出来。所以，凡是能采用分工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便能相应地增加劳动生产力。（《国富论》第八页）

　　第一篇5章，讲的是的劳动价值论。斯密说，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因为金和银像其它商品一样，价值是变动的。任何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或所交换到的其它商品数量。取决于已知金银矿藏的丰富程度或稀缺程度﹒﹒﹒﹒作为衡量尺度，自身价值不断变化的商品，决不能成为其它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而同等数量的劳动，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可以说和劳动者具有同等价值。按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情况和技能熟练程度，他必然总是牺牲相同份额的安逸﹑自由和幸福。无论他得到回报物品的数量如何，他所支付的价格必然是相同的。诚然，这种劳动所买到的物品的数量有时多些，有时少些；然而，变动的是这些物品的价值，而不是用来购买它们的老动价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费许多劳动的物品价格就昂贵，反之则低廉。因此，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而真实的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劳动来衡量和比较。（《国富》26页）

　　第二篇1章，讲的是资产的性质。斯密认为一个人的资产足够维持他生活几个月或几年，他自然希望用这笔资产中的大部分来获得收入。保留适当的部分维持生活外，可以将资产划分为两部分：他所希望用来创造收入的部分被称为资本；另一部分被用来消费。

　　资本又有两种：第一，资本可被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产品，然后将产品销售出去，取得利润﹒﹒﹒﹒﹒﹒此种资本被称为流动资本；第二，资本可以被用来改良土地，购买生产用的机器或工具，也就是来购买不需要改变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可以创造利润的东西。这种资本被称为固定资本。（《国富》205页）

　　第二篇3章，主要是论资本的积累。斯密说，有一种劳动投入到劳动对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前者因为可以生产价值，所以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称为非生产性劳动。但有些非生产性劳动者又非常必要，例如：军队﹑律师﹑医生﹑牧师，等等。如果要缺少这些非生产性人士，社会将不稳定﹒﹒﹒﹒与穷国比较，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大的多﹒﹒﹒（《国富》242-246页）

　　斯密认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诚然，没有节俭以前必须先有勤劳，节俭所需的东西都是由勤劳得来。但只有勤劳，而没有节俭，有所得而无所留，资本则不能增加。

　　第三篇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也是体现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认为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实话实说，斯密这点可能有问题，但驴又不敢确定）。所以，乡村向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乡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产品作为回报﹒﹒﹒﹒两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这里的劳动分工也和在其它场合一样，对从事分工中不同行业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为乡村的剩余产品提供市场；乡村用剩余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数越多，为乡村居民提供的市场也就越大；这种市场越大，对大多数人的好处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说，通过分工合作，然后交换，这样双方的财富都有所增加，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财富自然增长。

　　第三篇4章，斯密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进而在乡村居民中建立了个人自由和安全。因为，在一个没有商业与制造业的国家里，大地主的剩余产物没什么可以交换，他就会将其全部用在款待宾客上。斯密说，如果这种剩余产物足以维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没有其它的用途。因此会被许多人依附与围绕，只能靠地主的恩惠来生活，就必然服从他，如同士兵服从支付响银的君主一样﹒﹒﹒﹒因此，导致贵族势力的强大，上弱下强，国王无法约束大贵族的暴力行为﹒﹒﹒最终会导致一幅暴力﹑抢劫和混乱的画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强制力量绝对办不到的事情（阻止贵族势力与战争），却由对外商业和制造业做到了。它们渐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自己剩余产物来交换的东西，他们自己可以消费这些东西，不必与其它人分享，一切都归自己所有，这在世界的每个时代似乎都是人类主子们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于地主生活的人员就会脱离他们，地主的势力也会被消弱，最终暴力﹑混乱也会停止。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说道，社会每一个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利益。（《国富》327页 )

　　关于把资本用在哪里能够生产出最有价值的产品这一问题，斯密认为，显然一个身临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断；

　　斯密在贸易方面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商业上的垄断与限制（包括退税与出口奖金）.斯密认为，享有这种国内市场垄断权的各种产业，往往受到极大鼓励，并且使社会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本转到这些产业上来。但这样做能否增进社会总产业，并引导其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十分明显。

　　由于垄断提高了商业利润率，从而妨碍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润，取决于土地的现实产量和投入一定资本后可能产量之间的差额。如果这一差额提供的利润，大于等量资本从任何商业取得的利润，土地改良就能从商业抽取资本。反之，商业从土地改良业抽取资本。无论什么原因提高了商业利润，都会减少土地改良相对高的利润。所以，垄断阻碍了土地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