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读后感

《封锁》读后感

　　摘要：短篇小说《封锁》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故事描述了某天旧上海在电车被封锁的短暂一刻中上演的世态人情。该小说的词汇艺术具体体现在“语体渗透”、“叠字组合”和“雅俗共赏”三个方面。

　　张爱玲的《封锁》描述了1943年8月的某天旧上海在电车被封锁的短暂一刻上演出的世态人情，小说没有回环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纷繁复杂的人物构成，也没有直白通透的情感流露，有的只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冷静叙述，却拥有振聋发聩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当然与张爱玲高超的写作方法和用词技巧密不可分。这里，我将试着抛开以往学者对该作品思想主旨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分析，而单纯地从词汇学的角度探究该作品的词汇艺术和用语特点，并以大量具体实例加以说明。毫无疑问，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是极具时代特色的，它虽然基本完成了新旧文学之间的嬗变，却仍处在探索并亟待完善的风口浪尖，张爱玲是当时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她拥有丰富系统的文言知识，也接受了新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的浸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的结合使她的作品在词汇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古典性和现代性，并且这两种特点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为表现的，故张的作品总是显得精美婉丽，同时又显得大胆新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殊美感。下面我将试从“语体渗透”，“叠字组合”和“雅俗共赏”三方面详细分析张爱玲的《封锁》，以此探究深藏在作品文本背后瑰丽华美的词汇艺术。

　　一、语体渗透——突破常规的“准点到达”

　　在品读张爱玲的小说作品时，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一种使作品语言极具张力的“语体的交叉与渗透”。那么，什么是语体的交叉渗透呢？在我们目前的现代汉语中，较为通行的分类方法是：先分为谈话语体和书卷语体，书卷语体再分为政论、公文、科技和文艺四体。不同的语体因为交际区域和交际任务等因素的不同，具有各自的言语风格特点，各语体之间具有排他性，但是，为了表达的需要，不同的语体之间会发生交叉渗透的现象，一种“语体”借用其他语体的一些“专用”表达手段，来提高表达效果。而所谓的“语体渗透”，其实就是不同语体间通过各自“专用”表达手段的交流，将适于某一交际目的的手段经功能改造而运用于某一别的交际目的，从而形成了一种语体包含有其他语体的某些成分，兼具其他语体的某些特点的一种语体现象。[1]而小说显然是文艺语体下位语体中的一员，张爱玲生活在较为现代化的上海，新事物不断得到催生，她就不自觉地便运用了语体交叉的表达方式，从政论语体，口头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等语体中借用了一些语言要素，提高了语言表达的效力和美感。在张爱玲的《封锁》一文中，“语体渗透”这一特点就显得格外明显，例如：（1）老头子左手坐着吴翠远，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有结婚。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2）吴家是一个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了顶儿尖儿上……（3）他认得出那被调戏的女人的脸谱——脸板得纹丝不动，眼睛里没有笑意，嘴角也没有笑意，连鼻洼里都没有笑意，然而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一点颤巍巍的笑意，随时可以散布开来。

　　显然，例（1）中的“讣闻”的语体是适用于某一特定场合的公文语体，张爱玲借用了其中的某些要素形象生动地刻画出了吴翠远素整规矩的衣着特点，同时也利用“讣闻”这一词语的严肃性，暗示了女主人公在生活中的严肃、刻板、不苟言笑并缺乏活力的特征，产生了一种近乎白描的表达效果。再如例（2）中的“顶儿尖儿”一词，分明是口语语体中的一个要素却被用到文艺语体中，这种创造性的用法把翠远家人鼓励她读书的心态描述得十分准确，甚至还流露出了些许自私与委琐。又如例（3）中的“脸谱”，它借用了传统京戏的行业术语，而文中描述的却是翠远误以为自己被调戏时的面部表情，这无疑是一张一本正经的面具，在面具之下的翠远仿佛已经失去一个生命该有的真实与生动，甚至有些虚伪做作，由此流露出小说“好人的面具容易见到，真人的表情却无法见证”的无力与哀凉。

　　张爱玲在《封锁》中多次运用了语体渗透的方法，并借此刻画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与他们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还深化了小说的主题的反讽性，强化了小说的表达内涵，正如吴先生字《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所说“含蓄表现风格的构建宜重表层语义与深层语义的分离，即‘字义’与‘用意’的不一致，表里有异。”[2]

　　二、叠字组合——“重峦叠嶂”中尽显“庐山真面目”

　　这里所说的叠字，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叠音字。在《封锁》中，张爱玲就运用了大量的叠音字，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形式：（1）单音重叠，如：蠕蠕、冷冷、渐渐、重重、窄窄、略略、缓缓、长长、双双、轻轻、淡淡、孜孜、悄悄、细细、偏偏、暗暗、匆匆、微微、灼灼、怯怯、小小、冷冷、喃喃、霍霍、当当、遥遥等。（2）单音词素+单音重叠，如：光莹莹、沙啦啦、紧腾腾、红喷喷、眼睁睁、油汪汪、热腾腾、一个个、骨碌碌、孤零零、颤巍巍等。（3）单音重叠+单音重叠，如：零零落落、弯弯扭扭、齐齐整整、吃吃艾艾、三三两两、吞吞吐吐、斯斯文文等。（4）双音节词语的'叠用，如：老长老长、一点一点、一个一个、一步一步、轰隆轰隆等。不难发现，以上的词语大多都起到修饰的作用。在一个句子中，它们虽然不是中心词，却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比如小说的第一段：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张爱玲将电车比喻成曲蟮，单看字面，我们就能感到“沁人心脾”的凉意，而且给人强烈的忸怩之感，开电车的人虽然不疯，我们读者却快发疯了！这种神奇的表达效果不能不说是“光莹莹”、“老长老长”、“蠕蠕”这些词的功劳。这三个叠音字本来都是形容曲蟮这种生物的特点的，这里却用来形容没有生命体征的电车，轻而易举地让电车活了起来，使其有形态感和质量感，从而在小说的开端营造出了一种紧张感和压迫感，真让人发疯。又如：该死，董培芝竟看见了他，向头等车厢走过来了，谦卑地，老远的就躬着腰红喷喷的长长的面颊，含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一个吃苦耐劳，守身如玉的青年，最合理想的乘龙快婿。在这个例子中，“红喷喷”一词就很有表现力，仿佛有种欲将董培芝内心世界喷出来的神奇魔力，它既成功地表现了董培芝在电车上遇见吕宗桢的羞怯、谦卑、恭敬，又流露出些许谄媚卑琐之感，却又不流于“红彤彤”、“红艳艳”这类词语的平淡无奇。

　　总的来说，诸多叠音字都带有明显的口语色彩，它们即使小说的句子具有丰富的韵律美，又强化了语言的生活气息和准确性，具有非凡的表达效果。

　　三、雅俗共赏——将“典雅”与“世俗”熔一炉（张爱玲有很深的旧学功底故能自如地运用典雅的成语，“朗吟”、“暌隔”、“端凝”、“溺毙”、“惶愧”、“怅惘”、“憧憬”、“迢遥”、“氤氲”、“邂逅”、“娉婷”、“颠踬”……这样一些文言色彩甚浓的词汇她都运用自如。张爱玲又耽爱市民的俗美，语言贴近着都市情境，擅长运用“讨人厌”、“打瞌睡”、“耍贫嘴”、“没奈何”、“抽凉气”、“漏脸”、“活该”、“插嘴”、“搭碴”、“唠叨”、“手滑”、“没劲”、“作兴”、“凑活”等活在俗人眼中的字眼。[3]在《封锁》这一小说中，就出现了众多典雅的成语，如：“略胜一筹”、“鸦雀无声”、“小心翼翼”、“千篇一律”、“不由自主”、“模棱两可”、“大声疾呼”、“纹丝不动”、“吃苦耐劳”、“守身如玉”、“乘龙快婿”、“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无恶不作”、“吃苦耐劳”、“出其不意”、“不堪设想”、“无歇无休”、“花言巧语”、“一尘不染”、“潜移默化”、“萍水相逢”、“吞吞吐吐”、“无家可归”等等。当然，小说中也有比较市井化的词语或短语，如：“抽长”、“如意算盘”、“挤出来的牙膏”、“快刀斩不断”、“猪猡”、“活该”等。这里我们来举两个具体的例子：（1）该死，董培芝竟看见了他，向头等车厢走过来了，谦卑地，老远的就躬着腰红喷喷的长长的面颊，含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一个吃苦耐劳，守身如玉的青年，最合理想的乘龙快婿。（2）开电车的放声唱到：“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穿越过马路。开电车的大喝道：“猪猡！”在例（1）中，“吃苦耐劳”、“守身如玉”和“乘龙快婿”三个成语寥寥数语，就将董培芝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极具讽刺意味。而在例（2）中，“猪猡”一词是旧上海的詈词，十分生活化，甚至显得有些粗俗，却以一种最真实的方式把开车人的工作状态和人物形象表现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刚才封锁期中发生的那段风花雪月的小插曲的有利否定，无疑，这是把人带回现实生活最有利的音符。典雅的成语反映着张爱玲小说的古典性与严肃性，世俗的话语则为其注入了现实生活的血液，两者的穿插组合使小说文采斐然，别具韵味，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反讽意味由此得到了加强。

　　法国文艺理论家巴特说：“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是文学生存的世界，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再也不是什么‘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中了。[4]的确，词汇是组成句子的基本单位，而句子又组成了文学作品，因而说词汇是文学作品的血肉是毫不夸张的，而且它们常常渗透并散发着文学作品的灵魂。在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中，我们就通过她丰富多彩的词汇看到了小说深一层次的精神气质。她这种不断探索创新的“破立”精神留给我们许多值得回味与借鉴的精神财富，由此，我们也将学习她善于回归文学创作的根本——注重词汇的选择、运用与创新的榜样，从而更好地进行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

　　[1][2]严小香：《张爱玲小说中的语体交叉渗透的修辞价值及其认识动因》，《襄樊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3]张鹏振：《论张爱玲散文的语言艺术》，《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

　　[4]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