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读后感

　　最近拜读了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感慨颇多。此书原为梁启超为蒋方震所著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写的序言，由于梁启超下笔不能自休，短短几天，竟成数万字之文，于是独立成书，可以说这本书是梁启超先生无心插柳的著作。通观全书，不仅可以视之为一部论述清代“思想界之蜕变”的学术论著，也可言之为梁启超个人的学术回忆录。全书以梁启超回忆的形式写成，书中虽然有些偏颇之处，但此书涉及了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哲学、经学、史学、文献学、诗歌、历法、数学、佛学、美术、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思潮兴衰转承的主线，可以说气势磅礴，思路明晰，一气呵成，可称之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此书使我受益最深的是梁启超所提出的研究学问所应具有的精神——善疑、求真、创获。我仅从这六个字浅谈一下我的感想。

　　一、善疑

　　梁启超在书中写道“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归著于此点。”梁启超将“善疑”视为研究学问的首要精神。他在书中高度评价了“善疑”的阎若璩和胡渭。梁启超认为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渐开学者善疑之风。胡渭的《易图明辨》，也触及宋学主要根基，使宋学受到致命伤。由此可见，梁启超极为赞赏这种“善疑”的精神。

　　梁启超本人也是一个善疑的人。他不仅对古人的权威定论敢于提出质疑，而且对待自己的恩师也是如此。如梁启超质疑其师康有为的治学方法，认为他过于重视主观，而轻视客观事实，而且不能摆脱依傍别人的风气。在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中，他更是反对其师的故步自封、僵化保守，而认为应当因时而变，最终导致师徒论见不合，分道扬镳。

　　朱熹有言曰：“学贵在疑，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我们应该做到真正的善疑，能够在常人不疑之处，提出深刻而正确的疑问。这对于治学者来说是一桩严格的考验。它不仅需要严谨的'学风，还要有较为深厚的知识积淀和高尚的学术道德。因此，这对初步踏入学术殿堂的人来说确实困难重重。但是学习是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充实自己，不断的设疑、存疑、破疑，从而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二、求真

　　梁启超在总结清代正统派学风特点的时候提出“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这几点都是在讲“求真”的精神。他认为清代学者中，“求真”精神最好的践行者就是戴震，“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是戴震践行“求真”的最好说明。梁启超认为，这种“求真”精神为我国古代书籍的辑佚、辨伪、整理、校勘等方面取得了对后世极为有用的成果，他高度赞扬了这种事实求是的治学精神。

　　古人治学如此，当今亦然。在当代，求真的治学精神仍然是每个学人都要遵守的准则，治学者只有求真、求实，其学术成果在本学术领域内才能经得起考验和推敲，从而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求真”甚至被多所高校作为校训中的一词，然而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当今高校中学术造假现象却屡禁不止。学术上的造假如同假冒伪劣的商品，虽然不至于危害人的身体，但有悖于学术研究的求真精神，更重要的是从这种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此类人学术道德的沦丧。

　　当代社会很浮躁，这种浮躁同时也渗透到了学术领域，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甚至扭曲了真正的学术精神，但我们应当清楚，不論社会如何浮躁，“求真”的治学精神仍然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支持和传承，只有这种精神得到延续，学术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

　　三、创获

　　对于“创获”，我想从两方面来理解。

　　首先是“创”，即创造。对于清代学术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顾炎武，梁启超很是推崇。他认为顾炎武在学术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建设研究之方”。梁启超总结其方法，列举有三，而首先就是“贵创”，即抱有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拘泥于成见，提出自己的学术思想。

　　其次是“获”，即收获，有所得。这里的“获”也许不仅仅单是自己有所得，也指令后人能有所得。这一点我们能从梁启超提倡的经世致用观点中看到。在书中梁启超对于顾炎武等人重视“致用”的学术的态度给予了积极的赞扬。

　　经世致用的思想可谓影响深远。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实也是经世致用的体现。但是不能否认，过于重视致用会有很多问题，梁启超在书中就涉及了这个问题，他看到了学子之求学者，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其十之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

　　创获精神对于当代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启示，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创造性距很多学生还是比较遥远，纵然是标明素质教育的当代，考分仍然是衡量一个学生是否能够接受更好教育的重要标准，而分数高低则取决于与标准答案的相符程度，但是有些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答案并不具有唯一性，而标准答案却是唯一的，这就在无形之中扼杀了学生的创造精神，因为那些考题不要求学生提出任何疑问，完全是一种灌输性的、记忆性的知识，在这种状态下，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就会有一定的困难，当我们的邻国日本都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当中国的教育面对“钱学森之问”时，不管是教育管理者，还是从事基层教育的工作者，在面对这种尴尬的同时，是否能引起反思？

　　梁启超在百年前提出的科学研究精神确实值得当代人去学习和思考，我们在折服于大师高超的学术水准之余，更应该深入的领会一代学术大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良好的治学方法，只有这样，才无愧于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后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