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读后感850字

　　诗经读后感850字1

　　《诗经。考槃》为隐逸诗之鼻祖，讴歌士大夫的一个重要选择——归隐山林。

　　自古读书人常走两个极端，一则出仕。二则仕途挫折后隐居林下，诗歌赋画，更有成就者著书立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什么只走两个极端?因其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因其手足无力、耻于百工?是，也不是。表面客观正确的疑问，回答不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骨气问题。

　　如今的读书人有更多的中间道路可以选择：经商、从军、自由职业等等。这固然是时代的进步，但传统意义的读书人总是迂腐地选择一种极端，一种用毕生热情去热爱和创造的东西。因此他们之中的杰出者不断走上人类某个领域的顶峰，成为千古不朽的大师级人物，如一生只写一部书的李时珍、曹雪芹。相比之下，当代名家充其量不过一巧匠。

　　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即内圣外王，不得已立言。内圣立德，外王立功，不能实际举帝王之业，以推圣人之道，才退而立言。著书立说为最后，不得以后为之。恍然明白相声大师马三立简单名字的深刻内涵。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常常流连往返于诗经中这些让人陶醉的诗句中。《诗经》本称“诗”，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百零五篇。诗歌形式以四言为主，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其优美篇章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声音自然和谐，富有艺术感染力。

　　在《诗经》里不但看不到古时人们的闭塞，愚昧与保守，而且应该说她所表现出来的纯洁的爱情，过人的.智慧，积极的生活态度，对现实的满足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完全是超越现代、超越时空的!

　　读《诗经》足以静心、净心：《诗经》语言朴实，思想单纯，没有现代人们的那浮躁和不安分。阅读《诗经》，就会被文字里的纯净所感动。当我心浮气躁的时候，看几章，便能沉下心来，安心学习，安心工作。

　　读《诗经》足以踏实、专心：《诗经》教会我每一步都要踏踏实实地走，才能到千里之外，留心生活中的每一点滴，珍惜现在，努力工作，日久坚持才能成为富有者，只有专心致志、刻苦钻研，才能成为成功者。

　　读《诗经》足以返朴归真：《诗经》犹如东方的圣经，记录着农业文明最古老的光荣。《诗经》内的人们生活在离造物主最近的地方，门前的原野、山峦、岩石，无一不是造物主最原始的作品。人们聆听着大自然苍老的声音和人类年轻的声音，充满感恩的心情。他们远离充斥着欲望、高音喇叭的现代生活。这正是现代人所缺少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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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