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读后感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读后感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是著名印度裔美籍中国史专家杜赞奇的著作。杜赞奇是当前美国中国学学界十分有影响力学者，他这本书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样，一经出版即在中美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日记

　　这本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很具代表性的著作。这本书总体而言是试图解构中国历史叙事中单一的、居主流的线性历史(linearhistory)以及无处不在的、杜赞奇认为遮蔽了其他历史的民族历史叙事，进而企图发现线性历史和民族历史叙事背后的、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的多样性，也就是所谓的“拯救历史”。从哪里拯救历史呢？在杜赞奇看来是从解构民族历史叙事开始。

　　读完这本书，感触很深。一是觉得他的思路比较新，视野比较开阔。他这种质疑中国主流历史叙事的反思，我觉得生活于中国环境中的历史学者很难提出来。中国学者，包括大多数中国国民都接受了民族历史叙事，接受了线性历史观，即历史是线性的，而且是不断发展的，没有截然不同的“他者”作为参考，很难挑战这种主流话语。杜赞奇的反思——即历史不一定是线性的，而且民族历史叙事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家和时代建构出来的——对我而言是某种意义上的“刺痛”，它刺激我去反思，去质疑当下的中国主流的、看似无可挑剔的民族历史叙事。

　　二是他提出的“复线历史”（bifurcatedhistory）比较有新意。在对线性历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复线历史”这个重要概念，并用之于分析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读他文中提出的四个案例时——即他运用历史事实来证明“复线历史”的存在以及线性历史观和民族历史叙事是如何压制历史时，我感觉他的研究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尽管存在着一些模糊和牵强的地方。我在思考，我们为何会形成线性历史观？因为要知道传统儒家可不是线性历史观的倡导者，也就是说我们几千年来一直都是非线性历史观的奉行者，我们眼中的历史是循环的，是倒退的，最美好的时代（所谓的“三代”）已经过去。为什么我们会在近代形成线性历史观，并且这种观念闹不可破？历史到底是不是线性的？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概念，尽管受到了一些中国学者的质疑，但更多的是被中国学者接受并运用。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自己提不出这种类似的概念？要知道我们比他们更熟悉自己的历史。于是我联想到我们自己创新力的欠缺，我们总是很难提出什么新概念。这一两百年，我们一直都是在被动地接受西方的概念和观念，我们的大脑是西方学者的思想的跑马场。

　　三是他提醒我们去注意话语背后存在权力因素，权力和话语密不可分。杜赞奇借鉴了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的思路，对话语背后的权力因素进行了一些思考。他认为，强大的主流话语的形成和维持，背后都是某种权力因素在发挥作用。民族历史叙事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它是民族国家形成并支配整个国家的权力进而支配话语的结果。同样的，杜赞奇也注意到了西方国家之所以形成线性历史观和进化历史观同样和西方企图支配世界的欲望有关，也就是说，线性历史观和进化历史观无非是在为西方的殖民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制造口实和提供理论依据而已。所以显然，一种话语的形成和发展，绝非是思想自身的运动，而是权力在“作祟”，政治经济因素在背后发挥巨大作用。尽管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批评过西方的霸权和他们的文化侵略意图，但是现在的中国学者却忘记了这个东西，忘记去分析西方话语背后的权力结构以及政治经济企图。

　　尽管这本书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也绝非无可挑剔，这本书存在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我认为，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中，至少有这么几点我们是需要反思的，或者说是必须和杜赞奇商榷的，或者是杜赞奇忽视或轻视了的。

　　一、线性历史观形成的历史合理性和重要性被忽视或轻视

　　杜赞奇认为线性历史论深受黑格尔历史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将民族视为历史的主体，遮蔽了其他历史真相，其实质是为西方侵略东方提供理论依据，即在西方世界起动员、制造口实作用，同时也是麻痹东方世界的精神工具。这是完全正确的。作为曾深受西方侵略过的国家的子民，回顾本国辛酸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因此就断言线性历史观没有合理性。回顾西方线性历史观的产生背景，我们发现以下几点因素是必须考虑的：第一，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导致西方人越来越自信；第二，随着资本主义崛起，西方有侵略东方欲望和要求；第三，西方存在逻各斯主义传统，总是试图追求现象背后的本质、理念，在历史观上表现为总是试图追求历史规律。

　　在批线性历史的遮蔽作用之余，杜赞奇提出“复线历史”。他的复线历史观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注意研究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第二，注意在所摄取的话语系统之外去发现历史：第三，主流的历史话语可能遮蔽了其他历史；第四，关注话语背后的权力因素。这种历史观注意到历史是非透明的，本身便是建构的、有道德评判的，揭示了线性历史遮蔽了许多真相，强调恢复历史的多样性，同时认为历史分析应在话语分析和权力分析中进行。

　　杜赞奇的复线历史观有其深刻性和合理性，它对于发现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的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发现，线性历史观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它反映了人类的'巨大进步，反映了人类对自身能力和未来的信心的增加。首先，线性历史观的出现是人类知识增长事实在历史观上的反映。民族成为历史的主体有其合理性，反映了人民经民族主义组织起来对于国家竞争而言有着特殊的重要性，适应了随全球化而来的国家竞争的要求。完成民族国家建构是一国赢得国家竞争、增强国力、促进国家团结统一的必然要求，尤其对于那些独立不久的国家。其次，民族国家成为历史的主体，确实有可能遮蔽其他重要历史，使历史成为了被过滤和曲解了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观有启发意义。但是无论怎么样，民族或者说民族国家作为历史主体的位置在较长时间内无法被撼动。再次，杜赞奇批评历史并非透明，即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哲学的产物，这一点他自己也不能摆脱。可能真正重要的是，不在于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受历史哲学影响，而在于历史哲学是否能够促进全人类或者至少本民族的利益。毕竟历史学家和普通人一样，都是活在文化之中，无法摆脱文化的影响。而且，我们并不需要完全摆脱人类文化影响的历史书和历史观，那样的历史书和历史观实际上没有太大价值。

　　二、民族成为历史主体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杜赞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中的民族历史叙事过于强大表示了担忧，认为它极大了压抑和遮蔽了其他历史，而且一定程度地导致了历史扭曲。他看到中国近现代历史教科书中充斥着对于反帝的描述，仿佛中国近现代历史除了这些，别无他物。他这个担心显然是有必要的。但是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古代的族群（如果我们认为民族是近代的产物的话，古代的人类群体只好叫族群了）、现代的民族成为历史主体有其必然性。族群或者说民族成为历史叙事主体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重要性。自我保存和发展是人类的最基本需要，这一需要导致了他们必然成为历史的主体。社会环境的残酷和恶劣，可供给资源的稀缺、动物与人类竞争的存在以及人类自身竞争的存在使得人类必须抱成团，只有这样才能生存。换言之，人类不抱成团，不形成族群或民族，唯一后果就是死亡和灭亡。所以中外很多哲人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人是社会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荀子说人能“群”。试想一下：当今世界有谁不属于一个具体的民族？存在脱离民族的人吗？

　　如果说全球化之前，人类竞争主要在国家内部的族群之间。那么，全球化使得国与国的竞争更加激烈，可谓是生死存亡，你死我活。近代史上中国多少次面临痛彻心扉的亡国亡种危机？中世纪以来欧洲多少个政治体湮灭无存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可以说，国家能力成为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而在武器难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制度难以根本性变革情况下，国内人民的组织化便成为提高国家能力的关键。组织人民，主要靠思想，不能仅靠利益，利益使人怕死，而思想使人视死如归。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不正是法国面临反法同盟入侵时产生的吗？民族主义可以使得全民族团结起来，愿为国死难，它是一个国家最锋利的武器。于是，全球化背景下，几乎所有国家都选择了民族主义，以之组织人民，克敌制胜，以赢得生存发展机遇。现实中，民族主义正是许多国家走向独立和富强的根本动力和成功的关键。

　　反思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不正是证明了上述道理吗？近代中国，国家孱弱无能，频频遭受列强入侵，国家在与列强的竞争中表现出低效和无能，出现国家失败，中国人面临亡国亡种危机。这个时候，从西方传入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开始与中国内部的救亡图存强烈愿望以及朴素的种族观念结合，中国人接受了民族主义，并用之于组织整个国家，使得国家变得富有组织和战斗力。被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人民，在革命领袖的带领下，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和坚强的反侵略战争，建立了强有力的新国家，形成了维护本民族生存发展和关键利益的强大国家。我们看到，在新中国建立前，民族主义解决中国的是人民动员问题，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对于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在今天，解决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五大危机——认同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性危机、参与性危机、分配性危机，除了经济手段和制度建设之外，同样离不开适度弘扬民族主义，而且对于民族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依赖甚至更为严重。反观世界历史，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民族国家建构是集权过程——无论是德国、意大利还是英国美国，而且也是民族主义不断弘扬的过程。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强制、强政府、战争都是在所难免的。尽管当今世界对于战争和暴力都是人人讨伐，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为了完成民族国家建构，也许还是不得不使用武力。

　　因此，我们在批评民族（nation)为主体的历史叙述时，必须看到民族国家构建尚未完成的国家仍最需要的是什么，并且思考这种历史叙述形成的原因。杜赞奇很大程度上就没有看到这种历史叙述背后的复杂原因，单单是从话语本身来思考话语，轻视或忽视了背后政治和经济因素。

　　此外，即使指出近现代中国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中国的发展道路完全被打断，也必须看到中国在此过程中的能动性一面。中国接受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并非是完全被动的，中国汲取的是符合中国利益的部分，从长远来看，这些有助于中国走向富强和现代化，实现救亡图存、赶超强国和人民幸福。显然，中国并非是完全被动的一方，中国也不是失败的一方。

　　三、真理比种族更为重要

　　对于一个出生并成长于殖民地的学者，杜赞奇对于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特别敏感，很多时候，杜赞奇总是试图从殖民地—宗主国关系的视角来思考后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于是，在思考后殖民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以及评价后殖民主义国家的学术成就时，他总是反思（很多时候是不必要的）这是不是西方侵略的结果或“遗产”。笔者认为，基于非西方—西方关系的视角，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半殖民地/殖民地—侵略国关系）来思考后殖民主义国家的问题，确实有利于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后殖民时代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否是复制西方道路而没有自主性，这种思考方式也是必要的。杜赞奇提示我们，保护本国文明非常重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不一定要照搬西方道路。但是，同时也我们必须防止自己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窠臼中。侵略行为可恶，但是侵略者的先进文明，包括政治文明，应该像他们的好的科技一样，被广泛使用，以提高本民族本国家的实力。在文化交流上，应该有开放心态。实际上，我们发现，在中国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就没有形成成规模的后殖民主义学派，这也许和中国当初没有变成殖民地有关，这一方面也许也说明了中国学者比较开放的心态。

　　总之，杜赞奇这本《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研究》非常值得一读，同时也倍受争议。他提出的线性历史和民族历史叙事的结合对于历史进而对于真理的“遮蔽”作用，确实不乏启示意义，他提醒我们去注意历史的多样性，去注意历史与当下的互动和复杂的交易过程（transactions），注意历史的非透明性，历史的当代性。因此，所谓的要“拯救历史”，确实也是必要的。至于如何来反思我们已有的历史叙事，回归杜赞奇所谓的历史的“多歧性”，却需要我们更多的思考和探索。而且，杜赞奇文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结论，我们还必须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