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读后感精选

《鼠疫》读后感精选

《鼠疫》读后感精选1

　　鼠疫爆发前，里厄与妻子告别。他对她说“你回家时，一切都会好些。我们需要从头开始。”现在鼠疫过去了，这正是从头开始的时候。但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妻子的死讯。

　　城门打开时，无数离人疯狂地拥抱亲吻彼此。人们总对重聚之后的情状浮想联翩，但当风波带来的激情远走，他们迎来的不是重新开始，而是复归原状。

　　“真正体验爱情”的时刻或许并不存在于世。轰轰烈烈的重逢，瘟疫后感情迎来崭新的开端，可能只是言情小说里泡沫般的幻想。血溶于水的情感总是默默的，也只是默默的，随着时间而理所当然地顺延，直到某一方离开人世，幸存的一方获得默默回忆的权利。

　　解放之夜，万人空巷，火树银花，狂欢一下子冲淡了故人逝去的悲伤，洗去了面对死亡的屈辱和流放感。欢呼声经久不息，好像人们只需把记录历史的职责推给一座纪念碑，自己的创口就能自动复原。记忆被幸存的庸人美化成经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永远是一个样，不变的是他们的精力和他们的无辜。”

　　里厄大夫正是在一刻下决心编写这个故事。

　　鼠疫来临时，即绝境和死亡逼近时，人们被迫直面生命的意义，无法不靠反抗荒谬来保存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荒谬本身以及对荒谬的思考是令人不适的，因此，当鼠疫离去而人们被松绑后，他们立刻拒绝反思，选择遗忘，选择哲学自杀。他们所逃向的看似合理的平静的生活，本质上也还是荒谬的：人终有一死，就像鼠疫会再次唤醒它的鼠群，使人们再度罹难。

　　因而，在死亡的胁迫过后遗忘和美化悲痛的记忆是愚蠢的，只有复盘和记录，铭记，警觉，和思考，才能一贯保持自觉，一贯坚持反抗，唯有此，鼠疫、死亡和荒谬才得以被征服。

　　加缪凭借《鼠疫》荣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下面一段话摘自他的获奖演说，表达了他对作家这一职业的认识，不妨当做里厄作为幸存者写作《鼠疫》的动机。

　　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或许，每一代人都自负能重构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明白这是痴人说梦。但我们的使命也许更伟大，那就是要防止这个世界分崩离析。

《鼠疫》读后感精选2

　　网外，是空荡的.街道，把人情味连同呼吸一同吞咽下的蓝白口罩。网上，是发酵的恐慌和焦虑，舆论场喧嚣而混乱，一切扑朔迷离。我们的科学武器已经远比194X年强大，传播信息的途径被拓宽、通讯速度被催化着迭代。然而，与我们共同进化着的疾病威胁不减，我们也并不能像过去预期的那样，离真相和现实更近一点。

　　带着悲观的情绪翻开《鼠疫》，本以为会读到荒诞的世道、屈辱的死状，合上书时，却只感到慰藉和沉静。全书以显示的叙述方式成文，如实记载了鼠疫的全过程，既力求详尽，也不夸大事实，旨在“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但再次精读人物的对话，咀嚼动作与神态的细节，那被刻意弱化的英雄形象仍然呼之欲出。在兵荒马乱的当下，去沐浴这些崇高形象四溢的阳光，笔者又获得了平复内心，重振勇气的力量。

　　里厄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情节得以发展的中心人物。作为大夫，他与其他参与救治的市民不同，对生死有着基于职业的更冷酷和麻木的认识；作为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式的人物，他又与其他人共同推举着不断滚落的巨石；作为幸存者，他记忆，他叙述，他作证，他征服。

　　冷酷的悲悯

　　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行医之人是富于同情、慈悲为怀的，而现实中他们通常并不如此。不必说诊断必须在客观冷静中进行，不能夹杂个人的情感、亲疏与好恶，高强度的工作也早已消磨了他们对伤患的同情心，逼迫他们成为分析、决断、行动的机器。

　　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她这话有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

　　里厄也如此。与其他医者一样，他出于对患者的悲悯而选择这个职业，而这个职业又要求他放下悲悯去做无情的圣人。

　　令人疑惑的是，里厄虽然坚决不帮助朗贝尔出城，但他并不阻止他。如里厄所言，他无法确保朗贝尔没有携带鼠疫杆菌。若鼠疫越过了城门的封锁，更多人将会因此死亡，这本质上与里厄的信条相悖。与其说这是作者为了削弱里厄身上的英雄光环而刻意为之，不如说这源于“理解”。就像他并不揭发嫌犯科塔尔一样，未来的灾祸轻于眼前人的痛苦，而他只活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