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残损的手掌》读后感

《我用残损的手掌》读后感

　　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把一批现代派诗人打出了象牙塔。他们再也没有闲情“站在桥上看风景”，“装饰了别人的梦”。现代派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这样，是一批精神贵族关起门来的自我欣赏。因此，当戴望舒写下他那首感人至深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时，人们发现了与其早期作品的纤细、精致、忧伤、神秘截然不同的宽广、博大、深沉、明朗。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走向了现实主义。也有一些外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兼诗人，如袁可嘉，看出了其中骨子里的现代派手法，但似乎同意这种观点的是少数。我认为，一个人也许在不同的时候说出不同的话，而这些话背后的言说方式却未必改变。《我用残损的手掌》之所以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首诗首先运用了一种超现实的手法：“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是全诗的灵魂。戴望舒说过：“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残损的手掌本来是很小的，但它能摸索广大的土地，一会儿“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一会儿又让“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这一大一小的强烈反差构成了独特的语境，在这种语境的作用下，“手掌”的内涵与外延之间产生一种张力。“手掌”已不单是个人的手掌，同时还是整个民族的受伤的、“残损的”手掌;它受了伤，但依然是博大的，和广大的土地一样博大。它超越个体的有形的手掌而化为民族的“无形的”手掌：“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无形的手掌“粘了”同样无形的“阴暗”。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也要创造超现实，但它们主要依靠虚幻夸张的形象。而现代派作品中这种超现实效果主要是通过语言获得的，强调通过悖论、反讽等反常搭配的运用，使语义在某种独特语境的作用下拓展或变形，从而达到一种“不合理中之合理”的效果。

　　作品对主观的感情，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隐匿，将它们寄于一个生活化的形象与相应动作上，即“残损的手掌”和以手掌“摸索”。内心的创痛化为残损的手掌;对祖国的'挚爱与对河山沦落的痛惜化为深情的摸索，犹如母亲抚摸着孩子，又像孩子爱抚着母亲。正是通过这既超越现实又非常生活化的形象和动作，作者与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审美距离。当“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时，当“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时，当“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时，都仿佛是一个灵魂从更高的地方观照，审视着这种苦难、依恋和信念。这样，诗中就出现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是广大的土地上生活的一员，残酷的战争与生活给他一双残损的手掌，他是生活的体验者;另一个自我是我们民族受伤的灵魂，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他超越时空，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历史的一页，既看到苦难，也指出希望和力量。仔细体会后一个自我，似乎还能隐隐感到一丝与作者早期作品相通的神秘主义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