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的优秀读后感

　　《甲申三百年祭》的读后感1

　　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郭沫若先生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当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时至今日，重读此文，深有感悟，文章以详实的历史资料，深刻分析了李闯王成功与失败的因果关系，得出一个结论：天下兴亡，人民说了算。

　　在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这天，我们的广大党员都就应重读此文。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真正结束了中国的分裂与割据，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多位热血青年到八千多万人的大党，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全国解放的燎原之势，从几万人部队发展到打垮国民党几百万的部队，建立真正好处上的统一、独立的新中国，一路走来，都是因为有人民这个强大的靠山。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商品经济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也带来了负面的东西，一些党员的理想信念动摇了，一些党员在金钱美女面前倒下了，这些人的心中，人民群众变成了模糊的概念，这就是我们这天面临的危险。就和当年的李闯王面临的危险一样，看得见的敌人容易对付，看不见的思想上的颓废更加可怕。

　　中央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时候，精神懈怠、潜力不足、脱离群众险、消极腐败，四大危险正地威胁着我们的党，如果共产党人不实现自我约束，就不能持续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大业。

　　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不是走形式，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动真，从河北省的民主生活会汇报我们看到了成效，公车、公房、“吃空饷”的问题，不是这天才发生的，也不是昨日才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解决?是没有认真，没有人要求认真，因为查处这些问题不是难题，不是做不到，而是思想在作怪。而这些违规用公车、占公房、“吃空饷”的人，是普通老百姓吗，必须不是。这些正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地方，最引起老百姓反感的地方。

　　李闯王失败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他的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我们的成功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但我们要保证我们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甲申三百年祭》的读后感2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甲申三百年祭》的读后感3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