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历史是很迷人的事,每个不同节点总会令人遐想不已,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这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的末尾写到:“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它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这就是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得出了的历史结论。
当历史的问题牵扯到地理环境时,似乎一切已经注定。气候天决定,文化随之产生,历史的大环境也就矗立在那里了。那么,在既定的环境中,历史人物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呢?在《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
写到张居正这一章的时候,作者拟定的章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也就是说书中阐述更多的是他的落寞和跌入谷底之后朝局的变化。何以一代内阁首辅身前地位显赫风光无限,死后被鞭尸,被抄家?也许,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社么叫物极必反。活着的张居正总是幻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他的威严、权利和智慧不仅在小皇帝身上展现出来,也笼罩在整个朝野。他想当皇帝吗?其实不见得,从他不遗余力的改革赋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来看,他也许真的希望这个国家能在他的努力之下蒸蒸日上。只可惜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忽视了一个事实,推动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自身就处于明朝这样一个文官体系当中,当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贬黜的时候,就打破了整个体系的平衡。
在当时明朝的大环境中,张居正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心中可能有这样的独白:“万人阻挡又怎样,权利会帮我达成所愿。”他不顾整个历史环境的力量,不考虑文官系统里其它人的想法,一意孤行,希望通过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最终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当他孤独前行的时候少有人真心实意的成为他的同伴,当他死后大部分人对他群起而攻之,表达不满。
申时行同样作为明朝首辅,并不如张居正那样“有名”。他深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环境中,没有锋芒,更谈不上毕露。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更愿意成为和事佬,不触动谁就会相安无事。作为张居正首辅之位的下一任,他看到了前任处事风格之后的下场,因此他不会去重蹈覆辙。
除了厉害关系让他没有做烈士的决心外,他对环境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在既定的系统中,身为首辅也只能按照整个系统中的共同意志办事,能够恰如其分的调和其中的矛盾,并对大家起到感化和领导的作用才是首辅的角色需求。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任职期间他努力的穿行在百官和皇帝之间,尽量的平和政治波澜,希望凭借“诚意”建立起信赖,通过恕道期望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申时行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大明更不会。对待一个岌岌可危的病人,张居正的猛药行不通,申时行的小米粥同样没有用。
除了通过两位明朝首辅来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还煞费笔墨的写了这位一代名将戚继光,很明显他是偏爱戚将军的。在书中作者写到:“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可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运用技术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戚继光没有像张居正一样超脱于环境之外,自负的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是灵活的适应环境,斡旋在各种关系中。也没有像申时行一样“看透”了环境,将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诚意”上,而是依据环境采取了必要而可行的措施。他严格练兵,创造的各种战术虽不先进也多有弊端,但是符合当时的军队人员构成和经济技术水平的。
从明朝整个大的历史环境来看,似乎戚继光对环境采取的措施更值得推崇。其实,未定。除了由于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历史环境之外,每个单纯的个体也处于自己的小环境中。试想一下,如果戚继光处在张居正的位置难道就不会通过权利铁血施政吗?如果申时行只是一方将领他是否会摒弃犹豫不决胆小怕事呢?如果张居正处于首辅之位时和申时行一样看到了前任的不幸,说不定也会小心翼翼,忐忑前行。再往前推,除了职位环境的不同外,每个人生活成长的环境也不同,形成的观念和理念也不同,所以就算历史倒退,试图去寻找一种周全的做法改变明朝的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如果非要问我《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看完之后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比以上人物平凡很多的普通人,成长的时代也不同,处事之道是借鉴不来的。但是,看待事情的宽容度可以更高一些,不要总拿中国和外国比较,历史都说了,地理环境决定了很多的不一样。不要看到某种行为之后就说三道四,你不是别人,你看不到别人的小环境。
《万历十五年》,名头很大,总觉得自己之前读过,即使没读过,也考虑到曾经读了《明朝那些事》,或许没必要专门去读《万历十五年》。
也是这次读书会,促使自己真真正正坐下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读了之后才发现,这本书包罗万象,有很多值得我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一方面是黄仁宇独特的写法,似乎能证明科学与艺术是相伴相生的。黄先生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不得不说他写这本书的方式方法是典型的工科做法,或许这也是搞研究的科学方法吧。首先他选择了一个科学研究最标准最典型的方法——排除干扰法,选择最平淡、无其他因素干扰的一年——开始研究大明王朝,或者说研究封建王朝,探询王朝兴亡的本质。其次他选择了不同个体比较的方法,从七个不同的人物视角描述了巍然耸立的王朝内部细节。最后是他选择客观真实地记录“实验”结果,不掺杂个人主官意志。尤其是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描写没有张居正的王朝运转日常,表现出黄先生很喜欢也很善于用侧面细节描写反衬主题主线。总之,黄先生的写法让我感觉到,不管文科还是理科,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最终两者终能殊途同归。
另一方面是申时行的生平,好像在说读书就能够读出个宰相来。我们承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也承认每个读书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标就是当宰相,但我们也要承认有很多人追求的是宋朝赵恒的《劝学诗》中写到的那样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因此,读了“首辅申时行”的章节,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读书就能做大官?申时行是靠读书读出来的,是在张居正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只知道他考上进士,进了翰林院,后来当了首辅。他被人评价“老成”,是因为编撰整理了本朝的历史,其实可能就是眼界开阔些,经验丰富一些,但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不得不说还差一些。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毫不影响他的仕途晋升,毫不影响他拿几千年来的经验稳住当时的王朝。真真的应了《圣经》里那句话“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
第二个问题是京官就能管天下?这一章节里也介绍过,申时行之前的大多数首辅,都是终身在京为官,从未到地方上去任职,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没有基层经验能够管理好国家吗?且不说我们现在常常提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拿秦朝和宋朝来说,商鞅是变法前实地查看了秦国的风土人情,王安石年轻时不愿做京官只愿做地方县官,莫非这只是谋划改革、胸怀大志的官员的特质?
第三个问题是个人人生规划到底应该是什么?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国家体系比封建王朝完备许多,当然也还能看出不少以往传统的痕迹,毕竟我们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还是要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所以,个人的人生规划,还是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同时要把握现实需求,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说我个人,作为研究所行政管理的一员,如果仅仅停留在以往的“身份管理”上,学习晋升级别的政策制度,必定跟不上时代,必须看到现在是人才引领发展的时代,沉下心来到科研一线看看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才是正确的成长途径,才能找到正确的管理方法。而且,黄先生已经教了我们方法——从不同的人物视角探寻单位运行的细节——下面要做的就是用实践检验真理了。
最后呢,还想跟大家探讨交流一个问题,万历皇帝是“活着的祖宗”,而我们目前的单位,尤其是企事业单位,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祖宗呢?面对这样的祖宗我们又能够采取什么办法呢?而这样的祖宗的存在,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王朝发展局势呢?
《万历十五年》共七章其中就有专门一章描写海瑞,标题是《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这既是该章的标题,更是黄仁宇先生对海瑞的真实评价。一方面认为海瑞行为处事古怪,与时代发展不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是明朝的模范官僚。虽然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并牺牲自我的精神,并且自己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传统伦理道德。
在我看来,在海瑞的身上体现出了以下的特质:
一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信仰和敬畏。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海瑞保持着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极大信仰。始终用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忠孝要求自己,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也正是这种强烈地信仰,让他内心对传统伦理道德保有敬畏之心,认为传统伦理道德是神圣的,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二是言行如一,说到做到。可以说海瑞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实践者和践行者,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明朝官员的俸禄极低,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水准有时都难以维持,但海瑞欣然接受,
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甚至不够殓葬之资。
三是原则性极强,执行规定不打折扣,不论人情事故。回顾海瑞从政二十多年,对成文规定执行地不折不扣。任浙江淳安知县时,严格执行钦差大臣的俭朴规定,致使钦差大臣不入淳安;任南直隶巡抚时,严格执行官方限制大户过多占有土地的规定,强迫自己的救命恩人徐阶退田十几万亩。
四是精细入微的人文关怀和生活阅历。文章中提到海瑞审理一起因杀人案件。该案案情是妻子的哥哥前来索取欠款,之后与丈夫发生扭打,进而失手将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为掩盖真相,丈夫的尸体被哥哥沉入水底。恰巧案发前有一朋友极其仆从在他们家住宿,知道这件事后不敢声张。后经邻居报官,至此案发。经初审认定,此案是因奸而致谋杀。例如是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等等。后经海瑞审查后发现多处疑点,认为此说法从情理上讲不通:一则妻子与她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决不会如此忍心;二则这位朋友家境一般,且早已娶妻,最多成为此人的小妾;三则若真有此事,那也应当是参与密谋的人越少越好,为何要牵扯上这位朋友的仆从。正是由于海瑞细致入微,注重情理,促使一件冤案得以昭雪,无辜的人免受凌迟之苦,也还了多人以清白,避免了司法体制蒙受冤屈。
自己从检7年,从事过公诉、监所检察业务工作,接触过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等形形色色的人,也从法学生转变为执法者。自己也在不断的思考,应具有怎样的素养才是合格的检察官。至少从海瑞身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高度的自信。这种高度自信源于对自己能力的认可,但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可。只有对自己从事工作的高度自信,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认可,才会激发我们从事工作的热情与信心。海瑞作为一个孤独的斗士,一个人在践行着那些纸面上而实际上大家都不再相信的伦理道德,试想如果没有强烈的自信,他能坚持下去吗?或许我们的待遇比不上别人,但并不由此就否定我们工作的崇高性;或许我们日常琐碎,但并不由此就低估工作的重要性。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时刻保持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检察官作为法律人,作为执法者,应当对法律有着崇高的信仰和敬畏,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法治才有前途。这也要求我们要加强对实体法的理解和把握,对程序法的程序自觉和程序自信。当前存在许多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法律也存在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们应当有着坚定的法律信仰,保持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具备人性执法,以人为本的思维。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我们与犯罪分子不是敌我矛盾,在办案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粗暴办案,应当更多的进行换位思考,用我们的真心去体会犯罪分子,让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温情。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良好的职业素能。当今时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法律也在不断变化和修改,作为一名执法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能,确保执法过程实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公元一五八七年没有弥赛亚的诞辰,没有先知的教诲,没有预兆变迁的星斗闪烁满天。有的,不过是一张张脸罢了,一张张疲惫地奔波于历史的定格之中的脸。
万历注定不是属于帝王的时代,这张脸谱中注定没有多少王权的神气。大明王朝注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个瞬息,而万历朝大约是合眼的前奏,毕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统治集团,这点,万历之前的嘉靖就感觉到了——万历同他一样早年登极,充满变革和振兴的希望,但这一些希望都随着自身年龄与矛盾的增长、深化渐渐瓦解。明孝宗(弘治)应当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子孙没能像他那样扭转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折子戏,留下那么多红红绿绿的角色。
惟独有个人不绘脸谱,单看他一眼就觉得有凛然之气扑面而来。他不是贡生,乡试出身,也不应是有权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的那一类,却绝对有憋着气唱大红脸的天赋。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刚峰。如果出生在当今社会,他一定算是个勤奋的好少年,与此同时,又是无知的愤青。想要为萎靡的朝政打一剂强心针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气,怎么敢傲立于群臣之中?说他简朴,却又嚣张,普天之下,凡为仕者无不惧其威风;说他忠诚,却又不能扛顶风的旗,固执于毛皮小事之间。一个儒道的修行者,一个斋戒灵魂的素食者,他因为与尘世相触而不再是圣贤。这不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万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没有人去照的镜子,被搁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没有李世民,没有长孙氏,宫廷中人人戴着面具。读《明史》我几乎没有抓到一个背影,但庆幸《万历十五年》让我勉强看见了一个海刚峰。几乎孤芳自赏的他,行走于浓妆艳抹的人群中,很干净。他死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镜碎了,却没有人去补。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镜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声音中,海瑞那张不戴面具的脸成了永远的幻影。他的矛盾并不来自内心,而是与外界摩擦的结果。我不想假设他为那个时代的良心,或许他没有资格,李贽有,因为他忏悔过。
海瑞不会回头,他不知为何要忏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许,是最后的那个愤怒的拳头。
脸?对,他的脸,不过是一张皮。皮下的,才是硬骨头。历史的脸谱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后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过它的镜子,是不是很好?
记忆中的天子,记忆中的皇帝,是穿着嵌着玉龙的皇袍,带着串着一条条珠子的皇冠,高高在上地坐在列主列宗所传下来的皇位上。他的一个指令,所有人都要听之任之,甚至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代表着上天的指令。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去,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深藏其中的悬秘,是他才能无法施展的无奈,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他人的关注,是他的私生活受到他人的干扰。
皇帝,这两个字眼让人联想起的便是“九五之尊”这四字。那么,你肯能会问,即是九五之尊,那么他会受谁牵制?有怎样牵制呢?其实,皇帝受臣下牵制在过往朝代中不少,但是过往朝代的皇帝好像都能选择出正确的决定。李世明之时,虽有多数官臣进谏,但那只能算得上是建议与指责罢了,李世明也会听从臣下正确的建议而采取措施。而万里在任时却与之不同,万历很小的时候就上任了,受着臣下的辅佐,所以官臣进谏已经算不上是建议,而是带这威胁之意。
明朝时代是极重视礼仪和仪式的,明朝时也是主张以道德、伦理治国,而不是以法制国。早朝和午朝是明代以来特例独行的,早朝过往的举行是风雨无阻,礼仪也极其讲究,到了万历之时才被罢免了。而经筳是皇帝不可免去参加的一种仪式,经筳是通过讲历史来劝谏皇帝。虽极为繁琐,但万历皇帝仍作为学生未缺席过。
转折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以及立嗣问题上。作为皇帝的老师兼首辅张居正先生,生前有着功名,用自己的权利压制一切反对他的势力。死后,各种污名被清算,受贿赂,动摇皇帝的决策,各种罪名使皇帝对自己的老师连一点的敬仰之情都不剩。立嗣的争执,万历想要“废长立幼”却不能直接提出,万历便一拖再拖,最后不得已,只能听从文官的安排。经历了各种变故使万历看透一切,本对生活无热情可言,现在只对生活充满厌倦,他开始消极的方式对待,以无为治国。最后他连经筵也不出席。受阻之后,他便不再出紫禁城一步。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官集团出现了“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小事倒有人夸荐”仗权欺人的形式。最后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以致出现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种局面。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羡慕,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其实,作为老百姓更为好些。虽没有九五的权利,但有着柴米油盐简单的乐趣:虽没有九五之尊高高在上的霸气,但有着自己内心的.自由。虽被称为庶民,但也有着贫穷的快乐。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羡慕,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九五之尊,并不是最完美的,因为皇帝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九五却是处处受绊。
权力与羁绊,永远都是关联在一起的,当你想要拥有权利识别忘了还有约束在你身旁,“简单就好”,“且行且珍惜”,这两句话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两句话也是在告诫我们满足当下的生活。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这一年,明王朝的模范官员海瑞、著名将领戚继光相继离世,在历史的长河里似乎仅掀起了些许浪花。而在黄宇仁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里,这一年,又仿佛暗含玄机,确是颇为值得探究的历史节点。
纵向而言,1587年距明开朝(1368年)已有219年,距明亡(1644年)尚有57年。此时的明王朝治国早有祖制,统治思想上则信奉僵化的程朱理学下的孔孟儒家,甚至将其视为司法、理政的判断依据。看似一切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日臻成熟的王朝旧制,仅余的数十年气数,却又无不在提醒后来的诸位看客,实则危机早已潜伏。
横向观之,在黄仁宇先生截定的1587年之剖面下,万历皇帝正当24岁的盛年,却已登基15年,其老师兼前首辅张居正已溘然离世5年。执政的前十年亦是万历帝在位最有作为的十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盛世局面,这些均与首辅大臣张居正励精图治,强力推行系列改革密不可分。当然,当时尚在少年的万历帝眼里,凡事以老师的教导为最高准则,名为万历中兴,实乃张居正的个人意志使然。尽管开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废丞相,凡事均需皇帝钦点,长此以往,必有后来皇帝不堪重负,随之,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加以明朝的监察、秘密警察之制,皇帝既在脑力、体力上得以解脱,又分散权力防止下臣专权。但是这仅是理论上的完美无瑕罢,实际情形往往大相径庭。张居正竭力辅佐万历帝,一心图治的他断然不曾想自己的专权,死后引发臣僚群起攻之,终遭皇帝的唾弃,落得个死后两年便被抄家,险被鞭尸的悲惨下场。
587年,即位15年的万历帝,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均略显疲态。这位从小生活在帝师张居正影响与约束下的皇帝,雄心当立之时,受了反对派的引导与蛊惑,当务之要便是极力清洗张居正等人势力,似乎一扫了多年来的压抑与阴霾。然而,此时的万历仍然毫无冲破藩篱的快感。约束依旧,自己如同重又被新的人所绑架。自开朝以来,朝廷便被文官集团所占据,虽然争吵毫无休止,但正是这毫无休止的争论构成了一股难以逾越的力量,使得国家机器在预设的规范与轨道内有条不紊的运转着。在万历看来,自己恰像一具木偶,在群臣的摆布下立在当在的位置。他愈发地感到,老师张居正的倒台,真正受益的是倒张派的臣子,他不过是顺势推到了最潮头罢!然而内心的一点悔意,终究被一时的蒙蔽与情绪所淹没,何况自己还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岂能随便食言。于繁杂喧闹的朝堂,万历更觉这无穷尽的上朝的无趣与累赘。
所幸的是,在没有张居正的5年里,新任首辅申时行颇懂为臣之道,举凡政事皆处理得滴水不漏。然而,彼时的首辅申时行内心亦颇为复杂,以至于才五十有二的他,便早已鬓发苍苍,显现出处未老先衰之态。原本作为候补之一的申时行,时来运转之下,侥幸坐上了首辅的高位。不过,此时的首辅亦如此时的皇帝,职业的矛盾如影相随。前任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无疑让其如履薄冰。
申时行深谙,开朝以来,王朝的运转全依仗道德的力量得以均衡维系,而道德的传承则在于出身于士人阶层的文官集团,所有的典章制度均在文官们的直接干预与操作下得以完成。明朝开“八股取士”之先河,考试的标准化虽大大减少了评判的难度而更具操作性,但其束缚人的原创思想亦是立竿见影的,诚然这是为统治者所愿见的。这也催生出一批固守陈规、僵化教条的文官士子。自然,本朝的法律已置于道德之下,具体的事务甚至司法判决,全在于为官者的道德评判,而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亦无实际的依据,往往为个人的好恶所左右,行政的成效自是大打折扣。绵延两百年下来,俨然形成了连万历帝都深感巨大的力量。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社会,王朝的统治只能通过各级文官与底层的大多目不识丁的农夫勾连起来,因而,施政的核心便在于推行能让文官能所遵循的文牍范本。当初,前首辅张居正一意力图打破这种僵死低效的局面,却终究被这无形的力量所扼杀。
不过,扼杀张居正的力量明面上为其改革将大多数文官置于对立面,而底下的暗流则在于张居正忽视了文官不愿公开的私欲,升官发财实则为无数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虽然开朝以来,本朝官员的待遇并不高,但是这仍阻挡不了士人们做官的热情,暗下的俸禄自是丰厚无比的,范进中举即为一例。那些仁义道德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实际执行时又另有一套标准。这阴阳之间的关系,张居正显然挂一漏万了,其触动的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奶酪。
首辅申时行对此阴阳之道早已心知肚明,其施政要义则在于平衡之术,皆以妥协维持局面为主,而不一意孤行地去达成自己所愿。即便如此,言官对其攻击未曾停过,先是其极力与张居正撇清关系,后因其过于妥协。终究其在拥立太子的事情上,文官们不愿意看到其在此事上拥戴新功,一番攻击之下,被迫辞职挂冠归田。
王朝的文官们大奉阴阳之道,万历帝见得多了便更加感觉无趣而心生厌倦。倒是一位叫海瑞的官员,在如此封闭保守的官场上仍秉承操守,敢于自我牺牲,似一股清流倾泻于污浊之上。只是清者如海瑞者一生命运多舛,几经浮沉,最后一次出山已七十有二,不过是文官们看重他高风亮节的名号委以虚职,以宽慰老百姓的心罢了!
至于青史留名赫赫有名的武将戚继光,在当时重文抑武的情境下,处境并没有历史教科书上所言之好。明王朝的武将几乎皆为文墨不通的粗人,故而对于带兵打仗并无实际的理论可支撑,统领军队的则是文官甚至太监,前朝震惊中外的土木堡事件正是太监领兵的杰作。武将的功绩在文官们看来,不过是其高谈阔论中一句话的事情,显得微不足道。也只有这样的武将,皇帝才安心稳坐金銮殿。只是军队如此低下的战斗力,无怪乎东南沿海屡被一干倭寇侵犯。如同戚继光这样文韬武略的将领自开朝以来皆为凤毛麟角,此自然为文官集团所防备。若不是前首辅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其一番精忠报国的抱负恐如空中楼阁般化为泡影。他的命运实与张居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张的悲剧亦导致了戚继光后期被万历帝革职,一代将星在贫病交加中了却残生。
而横空出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出现,更如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这位出任过万历朝官员的学者,骨子里对于当时社会僵化的思想、保守的思维而极为蔑视的,尤其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极为批判。彼时,曾为领导和改造社会力量的儒学,俨然成了限制创造的牢笼。以至于其下半生弃官在湖北麻城的佛院里著述立说,试图洗刷这沉闷的空气。尽管其本身处处充满了矛盾,但是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之举是值得肯定的。其一些主张是切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不为文官集团的重视与采纳罢!直至人生的终点时,终引起文官们的群怒,抓捕入狱自刎而亡。
彼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北京皇城北面的白水黑山间,努尔哈赤去繁就简创立的八旗军队正致力于开疆拓土。而1587年的大明帝国看不到任何励精图治、鼎新革故的气象,反而自皇帝至低级官员愈发的暮气沉沉、固步自封。
此时封建王朝实则已进入了一条幽暗的死胡同,中国的大地本可以穿过这条所谓的胡同通往新的世界,只是历史没有假设!一切起于偶然,实又必然!王朝的轰然坍塌早已列上了日程,此即为黄仁宇先生探微知著的内在逻辑罢!
高拱年岁已长,身体渐衰,是看不到张居正下葬了。虽然张居正在高拱临终前的几个月专程拜访了闲赋乡舍的高老,似乎二人已前嫌尽弃、间隙消弥,尘事尽散,梦渐安平。但高拱可以不见张居正之丧,却不能让张居正安寝于墓中,其一纸《病榻遗言》却致一生荣耀致极的张首辅落得个家产尽抄、褫夺谥号、迫夺御赐、子孙充军;惟没有开棺鞭尸,算多少保全了些体面。高拱的“阴招”之险,古今无人能及。张居正生前观世悟禅自言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终变成了破败的华梦,真正“入火聚得清凉”的却是他的继任首辅申时行。人性的阴阳、事情的正反,参悟与执迷,事事与非非,尽在眼前身后。这一切正应和了“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开朝洪武以来的文官制度,历二百年,早已由制度化为骨气,融到了文人的血液里。古怪、清贫而又铁骨铮铮海瑞不得不说是这种骨气的一个典范。一名文官即然为讪君直言可以不惜性命,那官印、荣华又岂能羁绊了骨气。这是一种执拗,也是一种单纯,但却缺少了些情趣。“他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也许固执的海瑞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
戚继光虽有些孤独,但终是生逢时、命合运的,外有倭寇之患,内有首辅之助。他虽然改变不了陈旧的体制,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最大地适应环境发挥他的军事天才了”。“戚继光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这也许就是戚继光止止堂的座右铭吧!“他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他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李贽是一个矛盾体,矛盾得让人理不出头绪。“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李贽也走了这条路了,读了经史子集,做了官。可后来却辞了官,寄居于朋友家研究起了史学,要做学问家。这读书是目的呢?还是路径呢?怎么当路径走了一程,转而又变成目的了呢?既然把读书变成了目的,一介儒生,后来为什么又遁入空门,出家了呢?逃离了世俗的羁绊,又去研究世俗的经史,这倒底是出世了?还是入世了呢?李贽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孩子。他极度自我,却又没有自我,正如“自我只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他在狱中自裁气绝前写了王维的“七十老翁何所求”来解释他的死因,也是极为贴切的,不知求何所求?他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建设些什么,但他从他的阅历与思考中知道,为了得到自由与解放应当打破些什么,只是生命将息,力不从心,无所求了。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自此以后,万历不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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