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感悟最新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感悟【篇一】

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大运河内涵、价值的追问，探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路径，或应首先从其脉络源头与历史进程的文化意义谈起。

“大运河”名称的历史变化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解释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佑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域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总名曰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清代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说：“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从渠、沟到漕渠、漕河，再到运河、运粮河、大运河，大运河名称经历了由区域到跨区域、由专称到统称再到专称、由“漕”到“运”或“漕”“运”兼称的不同阶段。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正如陆游所言，运河“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这种“利”一方面是漕粮运输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最后，运河名称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历时性变化的过程，而且区域差异亦可见一斑。宋代以运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于江南地区，辽金元时期，运粮河的名称则多出现在北方，这或许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实践在语言上的反映。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河道废弃，南北航运中断。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河运漕粮停止，运河的漕运功能结束。不过，在经济崛起和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背景之下，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象征载体的整体性与延续性价值凸显，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三段运河及其影响下的区域被视为一个具有实际和文化象征功能的整体性的运河带。所谓“运河带”，是指因大运河流经而形成的空间上的带状区域;而“大运河文化带”，则是指置于运河带状区域之上、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由民众创造、遵循、延续的制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总和。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严重的区域差异，而缺乏实际意义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由于运河具有强烈的历史、地域的整合、沟通功能，因此，“文化带”又是一个符号意义上的线性共同体。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乃至信仰等。运河文化的内涵也是如此，但同时又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内涵，人工开挖是其区别于其他河道的水利属性;国家制度是其作为文化的一种战略高度;连接南北是其社会属性。从这三种属性中，可以看出运河文化的内涵包括了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三大类。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运河文化，即运河的文物特性。相对于长江、黄河等河流，运河人工开挖的特点决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辩证地看，这关系中既蕴含着人定胜天的积极态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是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一永恒矛盾的权衡。当这两种思想共同反映在运河河道开挖、疏通、改变及维护的层面上，就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文化，可以分为水运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统、整治系统、防灾系统等。其中节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闸坝工程等专门性工程是工程技术的核心。这些完备且颇具技术含量的工程浓缩了历代官员、水利专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与智慧，使得中国古代的运河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运制度，即漕运及运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为曾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制。”(《康有为政论集》)这一“大制”，跨越多个朝代，形成了稳定的运河制度文化。运河所蕴含的制度文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运河河道和漕运管理都属于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机构组织、法律规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执政者政治管理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其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义，亦反映了传统制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特质。二是战略文化。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运河线路的延长以及从人字形到南北贯通的一字型的改变，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最后，社会文化，大运河区域的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经区域民众所创造、遵循、延续的文化，它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个以时空辐射为演变特征的跨区域、综合性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相比，运河社会文化有着显著的“运河”特征和开放、沟通、区域的特性。事实上，运河社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因划分标准不同，而形成了多种文化类型，因此其内涵似难以界定。但总体来看，关于运河社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应强调“运河性”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如它涉及商贸文化、建筑文化、曲艺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多种门类;另一方面，还应看到运河历史文化是一个整体，从“人”的视角出发，运河文化并非所有的事实和现象，而是人们的行为，以及影响人的行为要素的整体联系的因素。所以，运河社会文化是运河区域民众所创造的文化本身与文化形成过程的结合。

大运河文化的价值与功能

大运河在古代王朝的时间序列和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对其进行意义追寻，既是文化遗产层面、知识系统层面、民族精神等层面的传承与发展的需求，也是文化传播及战略布局的需求。运河的价值与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作为文化载体的运河。大运河具有物化和符号化的不同意义，承载了“水利—物质”“国家—社会”“精神—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运河载体，既指实际的运河河道及其附属工程、建筑，也是指人们观念中的大运河，即作为“事物”的大运河在人们观念中所构建起来并清晰存在的形象。大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是指其对文化的聚合、传播、催生的作用。运河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较快地渗入大众生活中，区域间文化的融合性极强，各种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并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分拆、合并，在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载体的“运河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与运河相关的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统合体。

2.作为文化联结纽带的运河。大运河带是标签性的“线性共同体”，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区域、跨区域特性，该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连接南北，并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河道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形成了经济、文化传播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运河与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性格局。同时，大运河分别在宁波和洛阳与丝绸之路交汇，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的连接线，将草原、沙漠、丝绸之路联系成一个环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通道。所以，运河文化本身的历时演变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脉络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沟通古今且连接世界。

3.作为生活方式的运河。“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大运河开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场，不仅漕运群体、商人组织、河工人群等因运河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运河流经区域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们不一样的风俗观念。生活方式不会随运河断流而快速消逝，也不会在时代变迁中永远固守，真实而生动地存续于生活场景和基本生活情态中的运河，是最有价值和活力的，它们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礼仪等层面得到传承。因此，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旨在唤醒、传承集体记忆，让作为遗产的“物”化运河与作为主体的“人”的边界逐步消失，在断流河道，通过物化的运河遗产构建持续的文化传承;在依旧畅通的河段，让运河所浸润的、人们已经过惯了的生活安静延续。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感悟【篇二】

中国大运河因变而生、因变而充满生机与活力。运河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延展过程，自春秋战国时期始，2000多年来，大运河的水系在变，河道在变，水情在变，水工设施在变，治水理念在变，治水方略在变，管理机构在变，运行机制也在变。春秋战国时期是大运河创建初期，那时，实力强盛的诸侯国为称霸中原、统一中国，大多会开凿运河，满足政治和军事需要是运河创始期的主要诉求。当时的运河多位于水系发育的河网地区，主要是用于连通两个相邻的天然水体。这个时期的运河开凿路线都不长，且为了取得水源，尽可能地利用河流、湖泊，所以大多水路弯曲迂回。这些运河与天然河道之间区别不大，受自然水体的水位影响较大。因此，初创期运河建设的成就其实更多地体现在设计者们对运河线路的成功规划——他们以运河连接了江淮和黄淮，甚至连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而在工程技术方面，这时期的运河大多还只具备起码的人工渠道和水源工程。

隋唐宋时期是大运河建设的第二个高潮期，在这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横贯东西和纵连南北的大运河体系最终形成。此时，对都城的粮食供给运输已经成为运河工程的主要动因。较之初创期，这一时期运河工程规模更大，也更为系统。运河具备了交通调度、水源供给和泥沙防治等综合功能，且与天然河流边界分明，成为相对独立、完整的工程体系;在技术方面，具有综合工程效益的复闸工程系统称为这一时期中国水利工程领先世界的标志性工程。元明清由于定都北京，需要一条江南产粮区至北京的漕运水道，这带来了大运河兴建的第三次高潮，沟通六大水系的京杭运河在这时形成。在技术方面，京杭运河在解决黄河以北的运河供水、穿越分水岭及黄河泥沙淤积等问题方面表现出了卓绝的创造力，其闸、坝等无论在设计、工程形式和功能方面，都代表了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成就。漕运制度在这一时期也日趋严密、完善。明清两代，国家开始设立专门的漕运和河道机构，分别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管理着天下漕运事务和大运河的畅通。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淮河治理，京杭大运河再次复兴，大运河的部分航道仍在通航。目前，仍有10万多艘船舶长年航行在运河上，大运河是中国“北煤南运”的主要通道，据统计，仅淮扬运河段就相当于8条京沪高速公路的货运量。除了主航道承担着运输、灌溉、泄洪等功能外，大运河部分航道还担负着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输水的重任，对于中国优化水资源配置、解决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千百年来，大运河流淌不息，从版图目的的区间水道演变成古代中国经济、思想、文化、军事、政治交流的主要渠道，而今又继续充当着南北经济大动脉的角色。大运河的河道线路延续至今，大运河航运、水利、灌溉的功能仍在持续，而新的技术也会在大运河上继续出现。如今，在京杭大运河与淮河水道交叉的地方就矗立着一座被称为“上槽下洞”水上立交工程的横跨淮河的水路通道。通过它，入海水道泄洪时从大运河底下穿洞而过，实现了对淮河流域下游的防洪减灾，而上层大运河的通航能力和运输功能也不再会受到影响。

“运道有迹可寻，而通变则本乎时势”，变动是运河遗产的天然属性，也是其生命之源。我们相信，随着申报世界遗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深入，大运河的未来将迎来一个新的变化的历史契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条“母亲河”将不仅是航运的河流，而且是凝结了“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基因的河流。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感悟【篇三】

首先，大运河的开凿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创造，作为一个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系统工程，无论是时间的持续抑或是空间的延展，大运河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出现，在沿运河带的荒野上又呈现出了具有崭新特质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生命。

第一，大运河的开通，使江南和华北地区的自然生命获得了新生。一方面，大运河把原本各自独立的中国六大水系得以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太湖、钱塘江因大运河这根厚重的纽带而联结在一起，中国的自然水文系统相对封闭的状态由此被打破，形成了一个超大的流动的空间，从而激发了自然水系发挥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大运河的贯通改变了其流域经过的自然生态，吸引了大量移民向该区域移居生息。最典型的就是江南一带，运河开凿前原本是地广人稀、林莽茂密、沼泽遍野，还处于半开化的状态，随着早期运河的开通，江南逐渐成为人口密集、世代繁衍、“谷帛如山，稻田沃野”“良畴美柘，畦畎相望”的锦绣之地。

第二，大运河的贯通缔造了无数运河城镇生命的新生。先秦时期，作为蛮荒时代的江南还是城镇稀落，但是随着运河的开凿贯通，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运河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是最繁忙的运输大动脉。两岸“行商坐市、常亦数千”，洛阳亦成为最繁忙的都市之一。扬州则因运河成就了经久不衰的繁华，“春风十里扬州路”，使扬州一举拥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其运河码头成了“万商之渊”。而“人间天堂”——苏州因运河通达，所到之处皆可见“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道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最具代表性的是山东临清，因为把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造成运河上一个重要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使其一跃成为明清时期“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中心城市。至于众多的乡间小镇，因其枕河而建，因运而生，随之商业繁茂，客商云集而兴旺发达。如北京通州的张家湾，天津的河西务、杨林，浙北的乌镇、南浔等。大运河构成了城镇发展的生命线，成就了众多城市生命的辉煌和荣光。

第三，大运河造就了文化生命的新生，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景观。大运河在开凿过程中，沿岸所建的埭、堰、坎等，在运河两岸矗立的亭、桥、塔、闸、寺庙等都因河而生，因河而兴。至于文人墨客、帝王将相的书文遗迹，诸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贽的《焚书》《藏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明代的吴门四才子、东林党人，清代的扬州八怪等无不是与运河水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运河的通达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各区域文化的交融，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北方文化、甚至岭南文化等随运河的流波而相互渗透。同时，大运河也为新技术(农耕技术、印刷术、造纸术等)的传播开辟了通道，使中华文明日显昌隆。

再次，大运河的开凿使运河沿岸的生命形态得到了充分的养护。无论是自然生命还是人类、城市和文化生命，随着大运河的开凿诞生之后，也因为有了运河的养护而成长发展。虽然有人认为隋炀帝贯通京杭大运河劳民伤财为的是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因此对大运河的开通抱有不屑甚至反感，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不管帝王将相的意愿如何，实际上运河开通之后客观上所存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对不同生命形态的养护。一方面，运河水滋养了无数的生灵，因其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鱼虾之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渔业、商贸业、造船航运业等诸多行业的发展，使沿岸经济社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另一方面，运河疏通既有效地承担了分洪、泄洪、防洪的功能，又起到防旱、抗旱的作用。保护着沿岸居民在遭遇自然灾害之时增添了一道保护自己免受或少受灾害影响的屏障。以唐宋以来的江南为例，可以说没有运河的养护，就不可能有江南的富饶，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也正是得益运河航道可以把江南的粮、丝、棉等传运天下以养育生命。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感悟【篇四】

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集中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成就。在历经千年的通航岁月里，古老的大运河与生活在运河沿岸的百姓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今天跟随我们的记者感受一下运河人家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内涵。

大运河景县段全长73.2公里，自南向北流经5个乡镇47个自然村，其中，留智庙镇的白草洼村和安陵镇的华家口村与大运河历史渊源尤为深厚。相传，隋大业四年，隋炀帝北巡游玩，途径白草洼;隋大业十二年，秦琼、程咬金大战白草洼;公元744年，诗人李白也曾到安陵访道士盖寰，并作了一首题为《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余造真篆临别留赠》的诗。清朝时，康熙皇帝南巡船途经我县境内，填词一阙，其词刻碑于董子祠内;乾隆帝南巡也曾驻扎在我县城北，特为开福寺赐匾书“无量福田”四字，并咏诗二首等等。这些历朝历代的名人，通过运河的蜿蜒流淌为我县遗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拓宽和修缮，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京杭大运河景县段一直承担着繁重的航运任务，长达1367年。漕运的繁荣，带动了运河沿岸码头的兴盛，安陵镇华家口村就是其中之一。当地村民李凤林介绍：华家口一路向北都是货场，运输的货物有豆子、高粱、牲口，有时也拉人。

在与村民的交谈中，我们似乎得以窥见华家口码头昔日的繁华。虽然大运河带来了交通便利，但是它也会发怒，吞噬来往船只。为了解决水位落差的问题，运河在形成时就设计了很多弯道，在华家口村就转了一个大弯。景县文广新局局长李树旺介绍：弯道的一个目的是控水，缓解水流，另一个目的为了河道船只运输安全。

弯道的设计保证了航运的安全，但是转弯处的坝体却经受着不小的冲击。历史上，大运河华家口段经常决堤，村庄被淹，庄稼被毁，给当地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也影响了作为当时运输大动脉的航运，直到清宣统3年，华家口夯土坝的修建，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夯土坝是清末时期，时任知县王为人领着老百姓修建的，采用的工艺是特制的黄土，把它蒸熬了，再用上等的白灰，在南方特殊的地理位置，运来的那种糯米熬成浆，把它和成泥，然后一层一层的筑起来的。”李书旺说：“筑起来之后，它的坚硬度是很强的，当时的检验标准成功不成功，就是50米外强弓拉满射箭，射在坝体上的弹回来，不再留任何痕迹，说明这个工艺是特别成功的。”如今，我们敲打坝体，声音如打到洪钟上，坚硬度依然完好。

自华家口夯土坝建好后的上百年时间里，华家口段再也没有发生过决堤。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而华家口村的夯土险工作为遗产点也名列其中。

谈起华家口村的运河情缘，75岁村民李凤林深有感触，他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运河断流之前，华家口村三分之一的村民都拉过船，从天津拉船一直到山东临清。李凤林还为我们哼唱起当年的船工号子。

余音绕耳的船工号子不仅喊出了运河精气神儿，也见证了运河千年的繁荣与沧桑，以及运河人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白草洼和华家口还是有名的抗战村，全村上下积极响应号召，参军参战，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充分展现了运河人勇敢坚强的精神风貌!

悠悠运河水，浓浓赤子情。千百年来，大运河以其宽厚的胸怀，滋润了运河沿岸广袤的土地，承载着漫长悠远的历史文化。如今，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程的实施，全县上下正发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运河精神，乘势而上，鼓足干劲，为运河沿岸穿新衣、描新容，共同迎接这条流动千年的中华文脉的辉煌与复兴。华家口村党支部书记闫学军表示：今后将大力发展华家口村的旅游业，计划建运河文化博物馆，恢复从前的三教寺，把运河文化利用好，传承好，保护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华家口，让村民们更加富裕。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感悟【篇五】

京杭大运河开凿至今已有2500余年，是世界上最绵长古老的在用运河，与矗立于崇山峻岭之中的万里长城一起，在中国版图上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形，蕴含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智慧和丰厚的文化。从古至今，连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各个城市之间经济、文化的互通与交流，尤其是对大运河沿线地区间工业、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京杭大运河主体工程的开凿主要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5-3世纪，初创时期)、隋朝时期(公元7世纪，第一次大沟通时期)和元朝时期(公元13世纪，第二次大沟通时期)。为了满足战争和战事运输的需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竞相开凿工程规模比较小的运河，开凿工程的内容一般为将两条不相交的天然水系简单连接到一起，实现水系之间互通的目的。

随后，为促成南北经济沟通发展，满足北方战事物资运输需要，隋朝时期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修整拓宽了江南运河，并疏浚整修了浙东运河，古籍《资治通鉴》卷一八一中就有相关记载：“大业六年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至骤宫、草顿，欲东巡会稽。”由此京杭大运河最终实现了以都城洛阳为中心点，北抵今北京通州地区，南达今浙江宁波约2000多公里运河航线的全线贯通，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条南北走向并沟通东西的最大规模运河，因此一般称这一时期的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大运河。

公元13世纪，元帝国的建立使中国的政治中心由中原地区北移至今北京地区，为实现将江南地区丰富的物产输送至北京，元世祖忽必烈敕令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和通惠河等三条运河，其中会通河的开凿将南北大运河裁弯取直，使运河基本呈现出南北走势，可以直接沟通北京与江南地区。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京杭大运河全长为1790多公里，相比前朝运河航程缩短近900多公里。明清时期是京杭大运河航运史上的鼎盛时期，在元朝京杭大运河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整治修葺，完善漕运管理制度和增设漕运机构，各种漕运、商运、货运、游船船流如织，极为繁忙，运河通航状况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京杭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核心价值

古往今来京杭大运河的光芒与活力从未消失，由封建社会漕运繁荣到近现代行洪、航运、灌溉、观赏、北煤南运、南水北调等等诸多功能方面持续发光发热。这个巨型世界级线性水利文化遗产，共涉及8个省和直辖市，穿越中国东部的五大水系，约1794公里长的河道中包含了类别丰富的文化遗产点。京杭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价值已获得世界性认可。1994年，以“运河遗产”为主题的世界遗产大会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召开，期间对“运河遗产”这一遗产类别进行了定义，指出运河作为人工开凿的水道，从历史和技术层面讲都具备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是值得被纪念的人类工程，不仅体现了线性文化景观遗产特点，又在综合文化景观中独树一帜、不可或缺。1996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发布的《国际运河遗产研究报告》高度评价了大运河的水利工程科技文化遗产价值，视中国大运河为工业技术革命前首屈一指的科技成就。2014年，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大运河的主要构成部分一同被列入该名录中。

京杭大运河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是中国及世界重要的水利工程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农业社会体系下农业文明技术的非凡创造作品，京杭大运河历经数代发展，创造发明了各类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运用蓄积和调配水量弥补了河道区间水量的季节性变化和差异，并与自然水系渐渐分离仅于运河口的交汇，最终运河上的各河段成为相对独立的水利工程体系。其水利工程体系由四大工程系统构成，分别为：水道工程、水源工程、工程管理和附属设施工程。这个系统的工程体系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是18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范围内水利工程、土木工程技术的最先进之所在。由于京杭大运河流经地域广阔，地域跨度庞大，且地域间自然条件相差甚远，降水量、降水期各不相同，为保障河道畅通，中国历朝历代的水利学专家们运用地理、水利工程、交通技术、枢纽管理、土木工程等学科知识与技术，综合改造自然水系，因地制宜地设计了大量不同形式的水利枢纽工程，建立完备的运河船闸体系，如水源和供水工程、泄洪工程、运河与河湖交叉工程、运河与陆路交叉工程、众多控制水量和航深的船闸水利设施系列工程以及大量的驳岸、码头、斗门、闸坝、涵洞、桥梁、弯道等。

同时，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京杭大运河经历不同历史时期，逐渐依托南北漕运河道的开凿和各类科技文明结晶而享誉世界，见证了中华文明进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古老运河，在历史、社会、艺术、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早已受到世界的瞩目与肯定。京杭大运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自隋朝时期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开运，诸如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分裂、大小诸侯国分裂而治的历史局面基本没有再次发生，尽管出现了五代十国时期，但持续时间不足数十年后国家又重回统一局面。这种持续稳定、相对统一的政治局面，离不开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联系东西的纽带作用，加强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增强区域之间的沟通与了解。纵观历史，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目的始终与统治者对于政治统一和军事活动的追求相伴而生，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是贡献巨大。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化事业的繁荣，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在潜移默化地彼此影响着，形成独具一格的运河文化带。历朝历代运河的输送中心与政治中心具备完全一致性，南来北往的货品与原材料通过运河漕运互通，为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发展条件，为艺术文化的兴起与交流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京杭大运河纵贯华夏大地成为封建王朝维持生命活力的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