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楚辞》的女性形象

《诗经》、《楚辞》的女性形象

　　《诗经》、《楚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两部作品都涉及到女性这一主题，它们分别从不同的审美层面刻画了许多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

　　《诗经》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其中涉及女性的占1/3以上，它开创了文学作品以描写女性为主题的先河，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周代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是我国古典诗词中女性文化的瑰宝。

　　《楚辞》作为继《诗经》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部诗歌作品集，其中的女性形象描写，受楚地特定文化气息的滋养，其艺术特征鲜明优美，带给了我们更具冲击力的美感。

　　《诗经》和《楚辞》二者对女性形象的刻画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所以本文就据此作为分析、研究的切入点，深入探究二者在外形描写，性格塑造和气质表达等方面的具体差异，以便我们更加准确、更加透彻的理解这两部文学作品。

　　一、外形上：《诗经》注重实用性审美，《楚辞》注重纯审美

　　《诗经》所处的时代，十分注重女子社会劳动的实用性，所以在描述女性形象时，并没有对女性性别特点做过多的描述，而是采用白描手法，轮廓化地勾勒女性的外貌、神态、动作和语言，粗线条地表现出女性的健硕之美，偏重于实用性审美。如《郑风·子衿》中“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动作心理描述，《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郑风·狡童》因爱人不与自己同言同食而产生的“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的内心责怨，《卫风·氓》中“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的简略叙事，《郑风·有女同车》中“颜如舜华”、“洵美肯都”的孟姜姑娘，都是遗貌取神的艺术手法，使《诗经》通篇显现出典雅而灵动，深厚而淳朴的风格。

　　伴随时间的推移，母系氏族结束，男权逐步建立，女性由社会的统治者逐渐转变为男性的征服对象，变为“第二性”，《楚辞》正是生于这个时期。因此《楚辞》中所描写的女性对象已经不再以劳动妇女为主，而多是取自历史或自然神话中的神巫之女或宫殿楼阁中的贵族妇女。《楚辞》中的女性，已不再是社会劳动的参与者，而是男性文化的审美对象，因此在男性诗人的笔下便会更多的凸显她们在体态、容颜、服饰等方面所展示出的女性性别之美，不论是湘夫人还是山鬼，都披兰纫蕙，如“被薜荔兮带女萝”(《山鬼》)、“华采衣兮若英”(《云中君》)等，都注重刻画女性自身之美、独特之美。所以，和朴实自然的《诗经》相比，《楚辞》中的女性描写偏重于纯审美，更具有真实美感及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二、性格上：《诗经》注重阳刚性，《楚辞》注重阴柔性

　　《诗经·国风》中有大量描写古代女性追求爱情与幸福的诗篇，透漏着积极真诚美好的愿望。那些处于爱情之中的女性，有着泼辣、大胆、积极、热情、活泼、天真的性格，她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主动地追求自己的所爱，勇敢大方地表达自己的情怀和心迹，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阳刚性的性格特征。如《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女歌者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和小伙子们欢聚时，热切盼望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她坦率地表白心迹，谁若真心爱她，她就嫁给谁。这种大胆开放的程度即使现在的女性也难以做到。

　　除了爱情诗，《诗经》中还有大量的弃妇诗和怨妇诗，她们倾诉自身的不幸遭遇，表现出对封建礼教的抗争，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勇敢与坚强，虽处于困境但仍积极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她们的积极向上，永不绝望，对生活充满无限希望与激情，这同样也是阳刚性格的体现。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子反抗强娶她的恶棍，她表示：“宁肯吃官司，也不嫁这恶棍无赖!”她以斩钉截铁的语言，痛斥了称霸一方的奴隶主贵族，表现了这个女子反抗强暴、维护人格与爱情的斗争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她积极大胆，刚烈的性格。

　　与《诗经》相比，《楚辞》中的女性性格则多以忧郁、多愁善感、悲观，阴柔为主要特征。《少司命》刻画了一位抚驭彗星、辣剑拥艾、荷衣蕙带、出没云际的美丽善良、温柔慈爱的爱神形象。她愁思苦念，迎风高唱失意的哀歌，思念着自己的爱人。《湘君》中湘夫人在湘水边等湘君的到来，但是湘君久久不至，在没有迎接到爱人的情况下，湘夫人抒发了自己缠绵悱恻的思念和哀怨之情。诗篇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沉郁哀伤之情。《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她们虽然和《诗经》中女性一样，同样对爱情深沉、执着，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温柔婉雅，哀伤，忧愁郁结的阴柔性性格，她们总是不敢去表达，没有直白大胆的行动，没有率直爽快的言语，而是让思念与爱恋深埋心底，用含蓄婉约的诗歌道出情怀。

　　三、气质上：《诗经》注重世俗性，《楚辞》注重浪漫性

　　所谓世俗性，就是人物取自现实生活中真实可感的形象，具有世俗气息和生活气息，而浪漫气质则是与虚无缥缈、朦胧等感觉联系在一起，人物是虚拟的，臆想的。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如下。

　　人物选择上。《诗经》女性取自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静女》中在黄昏时分等候恋人的姑娘，《鹊巢》中将要出嫁的贵族姑娘，《卷耳》中采卷耳菜的女子以及《硕人》中高贵、貌美的庄姜等都是来自世俗的。而《楚辞》女性则是源于想象中的神女或者被神化的歌女和舞女。少司命是主子嗣之神;山鬼是位女神，她象征着爱情、婚姻和生命;湘夫人是帝尧的女儿，是湘水的女神。《大招》是屈原在楚怀王尸体归回楚国时，为其招魂所作。诗中写饮食、女色、游戏等，以呼唤楚怀王亡魂归来，涉及之物并非实写，同样那些美丽迷人的女子也是虚幻之作。由此可见，《诗经》中的女性是世俗的民间女子，而《楚辞》中的女性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 　　场景选择上。《诗经》多将主人公置于现实具体的场景中，如放牧、采桑、春社相会或出嫁途中。《郑风·溱洧》中男女青年在春社节中相会，一位大胆活泼的姑娘跃然纸上。《周南·芣苢》描写了一群在田野里采车前草的农家姑娘，在深远清新的意境中再现了一幅真切动人的劳动画图。《楚辞》则将主人公放入虚构的环境中，如同进入了玄幻飘渺的仙境中。无论是宴会上翩翩起舞的舞女，还是湘水边等候爱人的神女，她们出现的背景都是作者根据需要虚拟的，而并非真实存在的。

　　以上分别从外形、性格、气质方面比较了《诗经》和《楚辞》中女性形象的差异，这是由二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所致。但追溯根源，我认为是由以下深层的现实原因所引起。

　　时代背景。《诗经》记载的是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商周时期，劳动力不发达、生存环境艰苦，女子常常要担当起劳动和组织劳动的重任，所以健硕有力的女子更受人喜爱。另外为了对抗恶劣的环境，加上对自然生殖力的崇尚，先民的种族繁衍愿望十分强烈，这种高大健壮的女子正符合这种审美。《楚辞》成于战国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原始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逐渐褪去，加之男子也作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占据主导，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蜕化，审美眼光由实用性向纯审美转化。

　　地域文化。《诗经》产生于北纬33°到42°间的黄河流域，其地貌类型多为高原和平原，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生活环境并不理想。在这块土地上，人们为了生存而与恶劣的环境进行持续的抗争，进而形成了激烈、粗犷、执着、坚韧、刚毅、豪迈的性格特征。而《楚辞》产生于南方楚地，位于北纬25°到33°的长江流域，多由平原、丘陵组成，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雨量充沛，这是相对于北方来说非常理想的居住环境。优厚的自然条件一方面带来了丰衣足食的安逸，另一方面形成了民族文弱的性格基因，加之南方阴湿的气候，使得他们多愁善感，易惆怅。另外，《楚辞》的发源地楚地重淫祀，巫风盛行。这种祭祀活动十分神秘和虚幻，体现了丰富的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身份。《诗经》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多数劳动人民的汇集，这样反映在作品中自然是更加贴近生活、更加朴素真实，情感表达也不像《楚辞》那样虚无缥缈。《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身为楚国的贵族，屈原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和道德修养，可以说是专业的文人，又加之屈原自身政治上的不得志，此中的困惑与苦闷无处表达，只能通过文章抒发内心的情感，这就更加丰富了《楚辞》的审美特性和浪漫气质。

　　结语

　　由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和作者身份的差异，导致了《诗经》、《楚辞》中女性形象刻画的不同，它们属于不同的审美风格，但二者是我国古典诗歌文化的两大源头，《诗经》开创了现实主义的写实传统，《楚辞》则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它们尽管在描写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共同为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注入了丰富的营养和绚烂的色彩，为后世女性形象的刻画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