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

《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

　　“二南”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与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响有关，它具有雅诗地位，是因为它们最早就是以雅乐而出现的。

　　《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后人合称之为“二南”，共收录诗歌25首。它们被编在今本《诗经》“十五国风”的最前面。在先秦时期，它们作为房中乐而存在，在很多重大礼仪场合中作为雅乐演奏，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流行十分广泛，并在儒家的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因这种特殊的待遇，“二南”倍受历代研究者关注。那么“二南”的性质是什么?与其他风诗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具有这样独特的地位?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二南”的广泛传播

　　《诗经》所收诗歌包括从西周至春秋中叶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了制作礼乐的需要，这些诗歌是分批进入周人的礼乐文化系统之中的，其文本结集也非一次完成。在春秋时期，《诗经》已经在社会上得以广泛流传，其乐歌用于各种仪式上的演奏，其歌词内容也在朝、会、聘、问或其他外交场合中被大量赋颂、征引，以诗达意、言志。因此，在春秋时期，对《诗经》的熟悉程度、理解的深浅、运用合理与否，有时甚至成为评价一个政治家、外交家才能和品行的重要标准。

　　但是，由于一些诗歌可能编入《诗经》较晚或影响很小等原因，很少被引用，有些诗歌甚至从来没有出现在先秦时期除《诗经》以外的文献之中。

　　《左传》是先秦时代记载赋引《诗经》最多、最为详细的典籍，从《左传》记载来看，《小雅》被赋引36首，占全部诗歌的48.6%;《大雅》被赋引18首，占全部诗歌的60%;“三颂”被赋引15首，占37.5%;“十五国风”，被赋引37首，占全部诗歌的23%。从赋诗情况来看，被赋引的比例雅诗最高，风诗最低。这既与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有关，也与当时的礼乐文化制度有关。

　　但各个部分被赋引的情况也不平衡，如“三颂”中的《鲁颂》在《左传》中没有被赋引的记载，国风中的《王风》、《齐风》、《魏风》、《陈风》、《桧风》中的诗歌也没有出现在《左传》之中。

　　“二南”诗歌共25首，《左传》提到其中的10首，占全部诗歌的40%。尤其是《召南》，共14首，其中的《羔羊》、《行露》、《摽有梅》、《草虫》、《鹊巢》、《野有死麕》、《采蘩》、《采蘋》、《甘棠》等9首被赋引，占全部诗歌的64%，不仅是“十五国风”中被赋引比例最高的，也是全部《诗经》各部分在《左传》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的。

　　这种现象不仅表明“二南”在当时礼乐文化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说明它传播之广、影响之大。造成这种大泛围传播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与周公和召公的关系，同时也因为它们较早地被结集流传。

　　历史上对“南”字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南化说①、南音或南乐说②、南国说③、诗体之名说④、乐器名说⑤、“南”者“任”也⑥等。通观各家观点，以“南”为乐歌名最为近之，说得具体些，“南”即南乐，为周代的南国之乐，其主要地域在今天的江、汉和淮河流域。

　　周王朝初期，周公曾大举东征，不仅平定东夷，也使淮河流域古老的部族势力归顺于周王朝，所以周公对淮河流域的安定功莫大焉。召公与江汉流域的关系史无记载，然《召南·甘棠》诗有“召伯所茇”、“召伯所憩”、“召伯所说”之语，诗序曰：“甘棠，美召伯之教明于南国。”⑦结合《诗·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之语，说明在周之初年，召公曾经在江汉地区开疆拓土，并留下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在周宣王时期又命其后裔召伯虎为南国之方伯，坐镇江汉地区，对于这段史实，《诗经·大雅》中有《江汉》和《崧高》两首诗有过反映。《江汉》诗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崧高》诗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从史实来看，在西周时期，曾经着力经营过江、汉、淮河流域，并对这一区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周公旦、召公奭和他的后代召伯虎。当江、汉和淮河流域的诗歌汇集至周王室之后，编诗者将这一区域的诗歌分别编入《周南》与《召南》之中，名之为周、召者，既是对周公、召公的追忆，也是对二公安定、教化南国之功的褒扬。

　　因为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响，也因为“二南”与《豳风》一样较早地被结集且进入周王朝礼乐系统，所以它们的地位远远高出十五国风中的其他诸侯国的诗歌，流传的范围也因此更加广泛，受众也更多。

　　二、“二南”的雅乐地位

　　周代在建国之后，十分注重礼乐制度的建设，成王“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⑧，康王时又“定乐歌”⑨。经过成康两朝，周代的礼乐制度已初成规模，其后又经过不断地丰富与发展，终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

　　《诗经》“风”、“雅”、“颂”不仅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音乐和舞蹈，更重要的是它们用于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职能。从其礼乐功用来说，雅、颂在礼乐文化中有更重要的职能，也更能显示森严的等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