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概述

《诗经·国风》概述

　　《诗经》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纂成书，据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目录

　　1 概述

　　2 地区年代

　　3 主要内容

　　4 徭役诗

　　5 婚姻爱情

　　6 艺术特色

　　7 地位影响

　　《诗经·国风》《诗经·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

　　《诗经·国风》-概述

　　国风的“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周南、召南、豳都是地名，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其余是诸侯国名，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静女

　　《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指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

　　“国风”中有一些反映兵役、徭役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思妇的诗，如《殷其雷》、《伯兮》、《君子于役》等就是这一类诗篇的代表作。“国风”中还有数量不少的爱情诗。反映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表达青年男女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这类爱情诗的重要主题。《氓》、《谷风》等篇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生活画面。而《柏舟》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抗意识。基调健康、乐观的恋歌(如《静女》、《木瓜》等)，更给爱情诗增添了一种和谐、喜悦的情愫。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

　　“国风”中还有不少民歌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予以有力的讽刺和鞭笞，如《新台》、《南山》、《株林》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

　　《诗经·国风》-地区年代

　　《诗经·国风》分布的地区，“周南”是周公所治的南国，“召南”是召公所治的南国，以陕地(今河南陕县)为分界线,其东为“周南”，大体上是从洛阳向南抵湖北北部江、汉一带;其西为“召南”，大体上是今陕西南部到湖北西北部地区。其他13国风，“邶”、“卫”、“王”、“郑”、“桧”、“陈”为今河南北部、西部、中部及东南地区，“秦”、“豳”为今陕西中部及西北部地区，“齐”、“曹”为今山东东北部及西部地区，“魏”“唐”为今山西南部及中部地区。可以看出，《国风》产生的地区很广阔，包括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湖北，而多集中于河南，各地的风俗习尚，在诗里多有反映。如郑、卫两国地处中原，商旅丛集，男女相接，约束较少，多桑间濮上之音，投桃报李之作。郑诗共21篇，情歌就占了大半。卫诗10首，涉及爱情、婚姻问题的也不少。又如秦国地接戎狄，常相争斗，《驷》、《小戎》等篇描述车马田狩之盛，《无衣》叙写战士的同仇敌忾，反映了秦国的尚武之风。又如陈国巫风盛行，迎神祭祀，载歌载舞，在《宛丘》、《东门之行》等篇里有生动的描绘。所以《汉书·地理志》也多引《诗经》以说明各地的风尚。

　　秦风·蒹葭

　　《诗经·国风》产生的时间，考之于《诗经》各篇《小序》所说美刺某王、某公的本事，多数不足信，但也有一部分材料比较可靠，能够据以确定《风》诗大体为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作品。

　　西周初的作品有《豳风·破斧》。《小序》说:“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诗中三章都写及“周公东征”事，时在周成王初年(公元前1140左右)。此诗当是《国风》中最早的作品。东周初的作品有《召南·何彼》。诗中有“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句。朱熹《诗集传》引“或说”，认为平王即平王宜臼,齐侯即襄公诸儿，可见此诗作年。此外，《卫风·硕人》也是东周初期作品。《小序》说：“闵庄姜也。”《左传·隐公三年》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诗中有“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句,可证《小序》之说是可信的。

　　春秋中期作品有《秦风·黄鸟》。《小序》说：“哀三良也。”《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这些记载与诗篇内容相合，则此诗为秦穆公死(公元前621)后，秦人为哀悼三良所作，当无疑义。此外，《陈风·株林》也是春秋中期作品。《小序》说:“刺灵公也。”陈灵公因淫乱被杀，事见《左传》宣公九年、十年记载，《史记·陈世家》也载及。此诗当作于宣公十年(公元前599)以前，为《诗经·国风》诗中年代最晚的一首。

　　《诗经·国风》-主要内容

　　《诗经·国风》大部分作品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是《诗经》中的精华。其主要内容：

　　①表达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愿望和对劳役、兵役的痛苦与反感。例如《豳风·七月》描述了农奴被剥削、压榨，终年辛勤劳动和痛苦和生活。《魏风·伐檀》揭示当时社会不合理现象，对不劳而食者提出了质问和抗议。《魏风·硕鼠》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唐风·鸨羽》写出了久困王事，在沉重的徭役压榨下人民痛苦的呼号。《豳风·东山》描述战后农村的破败景象，揭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痛苦，表达了人民对和平与劳动生活的渴望。而《王风·君子于役》则从征夫家属的角度，表示了对兵役、徭役的愤怒与不满。

　　诗经书法

　　②对劳动的讴歌。如《周南·芣苢》是妇女们三三两两去采集车前子时边采边唱的歌，表达了妇女劳动时欢快之情。《魏风·十亩之间》唱出了采桑姑娘在劳动中的欢乐和劳动后愉悦的心情。

　　③表现爱国主义情操和对统治阶级丑恶行径的揭露。如《秦风·无衣》反映战士们在国难当头为保卫家园，慷慨从军，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豪情。《载驰》表达了许穆夫人为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而奔走的崇高爱国精神。《陈风·株林》还揭露了陈灵公的荒淫无耻，《相鼠》则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④表达爱情的恋歌和反映妇女婚姻与命运的诗篇。如《周南·关雎》写了一个青年男子大胆、率真地表露对一位美丽姑娘的相思之情。《召南·摽有梅》写一个女子惟恐青春易逝而急于求偶的热切心情，大胆泼辣，真挚动人。《邶风·静女》写一对青年男女幽会，富于生活情趣。

　　《诗经·国风》-徭役诗

　　如果说《诗经》的战争诗中，除了厌战思乡之情外，还有少数激奋昂扬之作的话，《诗经·国风》中的徭役诗，则完全是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了。无论是大夫为天子、诸侯服役，还是下层人民为国君服役，都表现出服役者的强烈不满。《唐风·鸨羽》第一章：

　　国风·东山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由于“王事靡盬”，致使田园荒芜，人民不得耕作以奉养父母，怨恨之极而呼苍天，揭示出了繁重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诗经·国风》中的战争徭役诗，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即写一位妇女由于思念远戌的丈夫而痛苦不堪，其第二章云：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女为悦己者容，所爱的人不在面前，梳妆打扮还有什么意义呢?率真质朴地写出了思妇内心的相思哀痛。《王风·君子于役》也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政的不满。黄昏时候，牛羊等禽畜都按时回家，而自己的丈夫却不能回来，即景生情，因情寓意，在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小景中，渗透了思妇的无尽相思和悲哀。《诗经》战争徭役诗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无论是颂记战功，叙写军威，还是征夫厌战，思妇闺怨，在后代诗歌史上都不乏回响。

　　《诗经·国风》-婚姻爱情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国风》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在河之洲

　　《诗经·国风》中的情诗，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周南·关睢》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幕之情，前三章表现了一个贵族青年对淑女的追求，和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心情。末二章，想象若能和她在一起，将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种表现男女相互爱慕的诗，《诗经·国风》中还有不少。这种爱慕发展为两情相悦，便有了幽期密约，如《邶风·静女》描写男女幽会：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情人既来，并以彤管、茅荑相赠，他珍惜玩摩，爱不释手，并不是这礼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美人所赠。主人公的感情表现得细腻真挚。《郑风·子衿》则写女子对男子的思念，这个女子在城阙等待情人，终未见来，便独自踟躇徘徊，“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咏叹，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这种对爱情的执著专一，在《郑风·出其东门》中，则由男子直接说出：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诗人却并不动心，想到的仍是自己所爱的那个素衣女子。

　　正是由于《诗经·国风》中抒情主人公对爱情如此热烈执著，因而一旦爱情遇到挫折，就感到特别痛苦。在《诗经》时代，男女爱情虽还不像后代那样深受封建礼教的压制束缚，但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了。有时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也会受到父母的干涉。如《鄘风·柏舟》即是写一个女子要求婚姻自主遭到父母干涉时所发出的誓辞：“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个女子如此顽强地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宁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现出她在爱情受到阻挠时的极端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

　　《诗经·国风》

　　《诗经》中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诗，虽不如情诗丰富，但也很有特色，如《周南·桃夭》，诗人由柔嫩的桃枝、鲜艳耀眼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美貌，祝愿她出嫁后要善于处理与家人的关系。而《郑风·女曰鸡鸣》则写了一对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

　　但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这样温情缱绻。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婚姻的幸福对妇女来说，常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诗经》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为数不少。《邶风·绿衣》中那位“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的妇女，因妾得宠而失位，无可告诉，只能在痛苦中煎熬。这类诗反映的是还维持着婚姻的形式和夫妻的名义，处于失宠、幽闭状态的不幸妇女的命运。另一类则表现婚姻破裂后妇女被夫家休弃的悲惨结局，抒发弃妇的愤懑不平。《卫风·氓》和《邶风·谷风》，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是《诗经》弃妇诗的代表作。《谷风》中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家境贫困，经过辛勤劳作，逐渐富裕起来，而其丈夫却变了心，另有所娶，竟将其趕走。《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

　　《诗经·国风》-艺术特色

　　《诗经·国风》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中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国风》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法。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国风》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在赋、比、兴三者中，赋是基础。

　　监本诗经

　　《诗经·国风》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国风》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国风》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苡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共四章，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诗经·国风》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诗经·国风》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以“丁丁”、“嘤嘤”摹伐木、鸟鸣之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状柳、雪之态。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和重言一样，双声叠韵也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诗经·国风》中双声叠韵运用很多，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等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等，还有些双声叠韵用在诗句的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齐风·甫田》)等等。

　　《东山》

　　《诗经·国风》的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这是中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还有后世诗歌中不常见的句句用韵。《诗经·国风》中也有不是一韵到底的，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诗经·国风》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国风》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国风》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国风》中几乎都能找：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诗经·国风》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诗经·国风》-地位影响

　　《诗经·国风》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国风》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国风》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国风》开始，就显示出中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中国诗歌沿着《诗经·国风》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国风》

　　《诗经·国风》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国风》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国风》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国风》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国风》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国风》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国风》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国风》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战争诗绘本

　　《诗经·国风》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国风》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国风》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国风》对中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国风》的四言句式。《诗经·国风》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国风》。总之，《诗经·国风》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