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爱情诗中的婚俗与民俗

《诗经》爱情诗中的婚俗与民俗

　　《诗经》中的爱情诗对当时婚俗与民俗的揭示，具有研究价值。从中反映出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婚礼制度以及某些民俗内容。

　　《诗经》中的爱情诗一度被曲解，近来逐步恢复原貌。其中的婉转情韵，虽经千载，如今读来仍有感于心，它反映出的当时婚俗与民俗也极具研究价值。

　　一.一夫一妻制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曾经历原始群婚、血族群婚、亚血族婚、对偶婚等形态，后来才正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由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实行，女子离开自己氏族嫁到男方，从夫居住，所生子女由父系计算世系。《周官》记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这种活动很可能是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的过渡形态遗留。至今苗族仍有“游方”等类似社交活动。从《诗经》中可以看出，一夫一妻制已确立下来。《周南·桃夭》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明显是女子出嫁到男家。《卫风·氓》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从中可看出对爱情的专一已是一种通行的道德观念，并有信誓来坚定专一的爱情。这种观念只有在父系社会一夫一妻制确立时才可能产生。至于《鄘风·柏舟》中“之死矢靡他”的激烈誓言，就更加动人心魄了。其《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以及《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唐风·羔裘》“岂无他人?维子之故”，无疑是一种与现代极为接近的专一爱情观。

　　二.婚礼制度

　　周代有一整套婚礼仪式。据《仪礼·士昏礼》规定，媒聘婚有六道程序是为六礼。包括：

　　(1)纳采。男家请媒人到女家说亲，得到女方应允后派使者送上雁为礼物，向女家正式提出缔婚要求。

　　(2)问名。男方使者问女子生母之名，以分嫡庶，并问女子名字、排行、出生年月，以用占卜。

　　(3)纳吉。男方占卜，获吉兆后派人带着雁到女家报喜，行纳吉礼后，婚约正式确定，凶兆则无须纳吉。

　　(4)纳征。亦称纳成，向女方送聘礼。

　　(5)请期。男方占卜选好结婚吉日后，征求女方同意。

　　(6)亲迎。到婚期，新郎乘黑漆车亲往女家迎娶。

　　这种制度在《诗经》中有所反映。《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即体现了占卜和迎娶。《豳风·东山》“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回忆新婚的景况。《郑风·将仲子》“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描写了情人订婚后，女子仍怕人言可畏。《诗经》中还有对媒的描写。如《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周代的六礼与男女双方家族的关系密切，要有双方父母、媒人等一系列手续。但这并不等同于后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关于这一点在以下还有叙述。

　　三.婚年与婚时

　　《周官》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越语》勾践法令则规定男二十娶，女十七嫁。一般认为，男三十、女二十是极限，不可超过，可以嫁娶之年则为男十六、女十四。战乱过后需要多增人口时，婚年就早，过期不嫁娶还要受处罚。再来看《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女子心情如此迫切，不能简单地以“有女怀春”(《召南·野有死麕》)来概括之了。

　　关于婚时也有规定。《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泮杀止。”古代农民冬则居邑，春则居野。田牧之世，分散尤甚。故嫁娶必始秋末。迄春初，雁来而以为礼，燕来则祀高媒，皆可见嫁娶之时节。《媒氏》：“仲春奔者不禁，盖以时过而犹不克昏，则必乏于财，故许其杀礼。”(吕思勉《先秦史》)《卫风·氓》中诗句“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女主人公提出的婚期正是秋天。在六礼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都要以雁为礼物，有说是取雁南往北来顺乎阴阳，象征阴阳和顺，也有说象征爱情忠贞。但我认为其初始来源还是与季节有关，以雁为礼则限制了婚礼的季节。正如吕思勉先生分析，秋末至春初是农闲时节，又因收成而有余财办婚礼。可见礼制不是凭空规定，而是与当时社会情况相适应的。(罡风案：由此想到《史记·礼书》中司马迁所概括的“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实礼并不是现代人所臆断的“形式主义”，礼有着更深刻的内涵。)这里补充一句，由古籍“奔者不禁”、“令会男女”的记载看，当时男女交际较自由，《诗经》中大量的情诗证实了这一点。从《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奔”也可看出当时青年状况之一斑。当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后世礼教压制下的情况及今人的想象是不同的，子女也有一定自主权。繁复的婚礼意义在为当事男女作公证，确认将来的子女、财产分配等问题，是对双方的保护，无疑具有社会进步意义。这与后人臆想的是大相径庭的'。

　　婚，古写作昏。婚礼都是在黄昏进行的。《唐风·绸缪》“三星在天”，可见婚礼在晚上举行。有意见认为《陈风·东门之杨》是写男女在城外相会，实际应是写新婚。“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昏以为期，明星晢晢”正是结婚之时。选择黄昏结婚是古代劫掠婚的遗留，劫掠婚总是乘黑抢掠女子，后来这种婚制消亡，习俗却保留了下来。

　　四.采摘、歌唱、投赠

　　《诗经》中有很多采摘诗，形成了一个引人注意的采摘母题。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周南·卷耳》)，“彼采葛兮”(《王风·采葛》)，“终朝采绿”(《小雅·采绿》)等等，且多作为起兴。我认为这属于实写。采摘在氏族公社时期曾是一项主要劳动，《诗经》时代虽已开始农耕，但采摘仍在继续。《卷耳》中“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应是主人公因怀念远人，劳作变慢，才“不盈顷筐”。《采绿》也是这样，“终朝采绿，不盈一匊。予发曲局，薄言归沐”，都是寓情于景，写劳动中的思念之情。从采摘中可看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

　　《诗经》中的爱情诗有大量投赠之句。《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子，杂佩以报之”，《陈风·东门之枌》“视尔如荍，贻我握椒”，《郑风·溱洧》“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在《卫风·木瓜》中说得更为明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可见，相互投赠是青年男女交换定情信物。这种习俗至今尚存。苗族有些地区的“姊妹节”上，小伙子向姑娘讨“姊妹饭”，如果饭包的是苞谷须就要买丝线回礼，是松针要回绣花针;得到一个树勾表示两人勾在一起不分离，得到树叉意即叉开，表示拒于千里之外。“高跃坡节”，姑娘向她看中的小伙子丢一张亲手刺绣的花帕，小伙子掏出丝线、糖果或零钱，用帕子包好后丢给姑娘。苗族还有对歌传统，《诗经》恰巧也有这么一篇《郑风·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描写男女唱和的情景。将典籍中的记载与现存习俗两相印证，其中的相似是很有意思的。

　　五.“舟”与“水”在《诗经》中的含义

　　《诗经》爱情诗中有很多与水有关，如淇水、溱、洧、扬之水等。水、舟这两个意象与男女之间的关系反复联系在一起。《邶风·匏有苦叶》此诗是女子期待情人求婚之诗。诗中的鸣雁、匏瓜说明了女子思嫁。雁是六礼中必不可少的，而匏瓜是礼中合卺礼所用，把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执一个，用来饮酒，共饮漱三次，叫合卺。匏瓜味苦，其盛酒也苦，象征夫妇合而为一，同甘共苦。雁至也说明正是秋末，婚期到了，更使女子思嫁。“士如归妻，迨冰未泮”一句与《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泮杀止”相印证，证明了此时的时间正是嫁娶之时。而此诗最后一节出现“舟子”，女子盼情人求婚与舟子、渡河有什么关系呢?此诗的“深则厉，浅则揭”二句令我联想到《郑风·褰裳》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二句与其意相仿佛，而《褰裳》是男女相谑之辞，这里再一次出现了渡河之意。《郑风·溱洧》《魏风·汾沮洳》都是写男女恋情，先以水起兴。水在这里到底有何含义?

　　且看《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闻一多先生认为古时男女幽会所在地一般依山傍水，好行秘密事，所以山和水叫“密”，水或叫“泌”。“泌之洋洋”含有此意。诗里明确将“取妻”与“食鱼”并举，按闻一多先生的说法，鱼代表两性关系和生殖，而水又与鱼关系密切。《王风·扬之水》“扬之水，不流束薪”。叶舒宪先生在他的《诗经的文化阐释》中提到，薪、斧都与媒有关，与男女关系有密切联系。《唐风·绸缪》中，“绸缪束薪，三星在天”，新婚时提到束薪。《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斧与薪、媒联系在一起。“扬之水，不流束薪”，这里的水一定有某种特定含义。我认为，舟与水是一种男女关系的隐喻，来源不详。或因水边是男女幽会之所，或因叶舒宪先生所论证的淇水边的观“春台”礼，或因对水的原始崇拜，因为水的生殖力、生命力，等等。总之，我认为其原因虽已不可考，但毫无疑问的是，“水”与“舟”中含有的一种隐喻固定了下来。所以《鄘风·柏舟》中先说“泛彼柏舟，在彼中河”，“舟”与“河”都是暗示男女两人的关系，“涉溱”、“涉洧”都是一种隐喻。《邶风·匏有苦叶》中的舟，当然也不是真指舟子，而是另有所指，很可能指别的男子。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在重题极少的《诗经》中，会出现两篇《柏舟》(邶风、鄘风)、三篇《扬之水》(王风、郑风、唐风)，显然是因为“舟”、“水”已获得了隐蔽的固定含义，此在咏男女爱情题材时都用它起兴。只是这种含义到今天已然失落，才给后人造成了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