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各时代的人们对《诗经》的认识
绪论:《诗经》的性质
在探讨“《诗经》与爱情”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诗经》的性质,以及中国历史各时代的人们对《诗经》的认识。
1、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说到《诗经》的性质,窃以为八个字足以概括:“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先说“《五经》之首”。
我们讲传统文化,一般都会提到“四书五经”。但“四书”和“五经”这两个概念不是同时提出的,“五经”的概念比“四书”要早很多。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代以前没有“四书”之说。《孟子》一书,从战国到唐,一直没有什么地位。直到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力捧《孟子》,它的地位才得以抬高,随后得到宋儒的重视。“四书”的概念宋代才有,跟朱熹有很大的关系。宋代的朱子把《大学》《中庸》两篇从《礼记》里独立出来,并做了章句,又给《论语》《孟子》做了集注,这四本书合到一块,就叫《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的学说,在南宋时期曾一度被打压,直到南宋晚年,地位才高起来,到元明清,地位越来越高,“四书”也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了。
在宋代以前,主要讲“五经”。先秦就有“五经”的概念。“五经”包括《诗》《书》《礼》《易》《春秋》。《诗》即《诗经》。《书》即《尚书》。《礼》有不同的说法,因为“礼”有“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我个人认为“五经”之“礼”,应该指《仪礼》。《仪礼》的年代早,而且汉代经学博士里头,《仪礼》也更早立在学官。《周官》,也就是《周礼》。《周礼》发现的晚,到西汉景帝、武帝的时候,河间献王才把这个《周官》弄出来,经过西汉末年刘歆的吹捧,《周礼》才有一定的地位。《礼记》是汉代人整理的东西。《易》指《周易》。《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相传乃孔子所编定。
“五经”的排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通行的说法——《诗》、《书》、《礼》、《易》、《春秋》,是今文经学家的排序方法。汉代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什么叫“今文经学”,什么叫“古文经学”,说来话长,我们不多讲。但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今文经学”跟“古文经学”不是一回事儿。“古文经学”排“五经”的次序跟“今文经学”不同。“古文经学”按文献时代的早晚来排。“五经”中《易经》时代最早,相传伏曦氏创了八卦,因此《易经》排最前面。其次是《尚书》,《尚书》里有《尧典》,尧的年代比商、周要早。接下来才是《诗》、《礼》、《春秋》。这是“古文经学”排的“五经”次序。
“今文经学”为什么把《诗经》排在第一呢?因为《诗经》性质特殊。这涉及到诗经的文学性。
中国古人说做学问,一个人要成为君子,怎么做呢?——“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是兴起的意思,因为《诗经》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在感染和熏陶方面,比历史和哲学要实在,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古人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君子的话,先要读诗。那时候的诗,便是《诗经》。《诗经》为什么是五经之首,实在是得益于它的文学性。
为什么说《诗经》是文学之源?任何一本文学史或者讲《诗经》的书都会提到一句话——“《诗经》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除了年代早之外,还有一层意思,《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典范。我们讲一个人有文化,会说这个人“风雅”、“风骚”。“风雅”两个字怎么来的?《诗经》里有“国风”、“大雅”、“小雅”。“风骚”两个字又是怎么来的?“风”者,《诗经》之《国风》也;“骚”者,《楚辞》之《离骚》也。中国文学批评,讲“诗言志”、讲“风雅精神”,这些传统都是从《诗经》来的。此外,讲中国文学表达技巧的高明,常会提到“比”、“兴”,也是《诗经》作品常用的两种表达方法。
《诗经》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就是这八个字——“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2、赋诗言志——《诗经》在春秋时代被用作外交辞令
探讨《诗经》的性质,需要讲一下中国历史上是怎样用《诗经》的。《诗经》在中国,自它产生以来,超过2500年的历史,它是如何被各时代的人运用的?
先讲跟《诗经》差不多同时的时代,周代的情况。东周历史有春秋、战国之分,春秋人怎么用《诗经》,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孔子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经》,你别跟我开口说话。我当年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吓得战战兢兢,心里想自己真够可怜的,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照这样看来,我们现在全中国十几亿人口,99.9%的人都不要说话了。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学过《诗经》啊?《诗经》到底有多少篇?每篇的篇名叫什么?每一篇都怎么讲?全中国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我能讲这个”。孔子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缘由就在于当时时代的特殊性。
这个“言”和现在讲的“言”不同,不是指一般说话的“言语”的言。这个言是什么意思呢?《论语•先进》有孔门“四科”之说。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学校的创办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孔子学院”有4个系,有十大优秀毕业生。哪四个系呢?第一“德行”,第二“言语”,第三“政事”,第四“文学”。这个“言语”系,相当于我们现在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与口才系,专修外交辞令。
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时代的外交,诸侯会盟,两个不同的国家要在一起谈判。那个谈判不像我们现在,两个公司合作签协议,条款都写清楚就可以了。春秋时期的外交,特别注重前面谈判的过程。如果是我们现在谈判,一开口就说,我们俩结盟吧,你借给我三千军队,我明年报答你多少东西,这样就可以了。但在当时却不这样,当时的贵族太有文化,谈判的游戏规则是“赋诗言志”。“赋诗言志”就是两个国家的最高的行政长官,两国首脑或者外交官(当时主要是“三卿”或者“六卿”:大国六卿,小国三卿)代表国家谈判。因为太有文化了,他们有话不好好说,表达的时候,就“赋诗”。“赋诗”,并不是说自己当场写一首诗,或者互相唱和。春秋时代的“赋诗”,有点儿像现在的“点歌”。大家都去过KTV包厢,知道怎样点歌,都有一个歌单,先点好曲目,轮到自己了,放开喉咙唱,就OK了。春秋时代的“赋诗”也是“点歌”性质的,但却不是自己唱,而是有专门的乐工。比如你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不能直接说,你需要点一首《诗经》的作品,让乐工唱出来(或许只是用某种腔调吟诵出来)。听完之后,对方也“赋诗”一首,作为答复,当然也是点一篇《诗经》作品,让乐工唱出来。双方便都心知肚明了。这就是春秋时候的外交习惯,很风雅。
《诗经》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当时外交的辞令。不学《诗经》,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谈判会盟。《左传》里记载了太多的“赋诗言志”,《国语》里也记载了很多。赋诗万一“不类”——意思表达错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一个人掉脑袋是小,搞不好还会导致灭国。赋诗不类,后果不堪设想,会成为国际社会的政治丑闻的。所以《诗经》在春秋那个时代,在贵族社会里,它是何等重要,完全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
3、《诗经》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
接下来讲汉代是怎样用《诗经》的。汉代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一讲中国文化,就讲唐、宋,但是周、汉两代才是真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品德的。汉代的时候,《诗经》重要到什么地步,这是出乎人们想象的。
天子是万民敬仰的,《诗经》对天子的用处是什么呢?汉代的天子有时候也还要选拔的,虽然按道理是嫡长子继承制,正妻生的最年长的儿子就是太子,但是如果皇帝不喜欢太子,或许就把太子废了。汉武帝之所以做太子,还不是因为汉景帝把栗姬的儿子给废了,汉武帝才有机会的.。汉代常有这样的事情。还有的皇帝生育能力不行,要在旁枝里面选太子,到底选谁呢?《汉书》里记载了很几次,几个都是同等资格的继承人或者竞选人中,最后决定了某一个人当选,理由之一居然是这个人会背《诗经》。
汉代有两个帝王就是这么选上的,其中一位是汉宣帝,他是在汉昭帝之后做的天子,但他不是汉昭帝的儿子。汉昭帝没有儿子。汉昭帝死后,在汉宣帝之前,有一个昌邑王已经被选作天子,但是很快就被废掉了。选汉宣帝做天子这件事,是大汉名臣霍光做的主。汉宣帝姓刘名询,霍光的奏议里头说,我们要立刘询为天子,并列举了很多理由,其中有一条就是刘询会背《诗经》。
汉代还有一个皇帝——汉哀帝,也是因为会背《诗经》才做了天子。哀帝是在汉成帝之后做天子的,他也不是成帝的儿子,因为成帝刘骜生育能力也不行,没有儿子。汉成帝有一个弟弟很年轻,选自己的弟弟做继承人,按道理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血统最近。但是后来因为背《诗经》的缘故,选了汉哀帝。当时汉哀帝刘欣跟汉成帝那个最年轻的弟弟刘兴还都是小孩子,两个人一起上朝见汉成帝,汉成帝便考验这两个年轻人。汉成帝先问汉哀帝,说你读什么书啊,哀帝说我读《诗经》,汉成帝说你背给我听听,他就背了,汉哀帝说我不但会背我还给你讲,成帝一听,觉得这孩子真不错。汉成帝接着问他的弟弟,说人家背《诗经》了,《尚书》你背过吗,《诗》《书》不是最重要的吗,你给我背背《尚书》吧,结果那孩子傻了眼,一句也不会背。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汉成帝心想这两个孩子真是天壤之别啊,于是不喜欢自己的弟弟,而喜欢跟自己关系不很密切的汉哀帝。后来便立汉哀帝为天子。
汉宣帝和汉哀帝都是因为会背《诗经》做了天子,当时的天子都会背《诗经》,而我们现在的专家有几个会背《诗经》的?这是时代的不同,但是可以看出古代人对《诗经》是多么地看重。
再讲讲汉代大臣怎么用《诗经》。这也有意思。汉代大臣把《诗经》当成谏书用。这在《汉书》里有明确的记载。我前面讲汉宣帝是因为背《诗经》做了天子,本来汉宣帝是一点儿机会也没有的,昭帝死了之后,霍光先立了一个人做天子,这个人是昌邑王,但只做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天子。昌邑在现在的山东省。汉代封的诸侯王,一般用封邑来指称,因此读古书,提到什么王、提到什么侯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到这是地名。昌邑王在昭帝死后,先被霍光立为天子,但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他废掉了。为什么把他废掉呢?《汉书》记载昌邑王的罪名是“行淫乱之实”。据我的猜测,这位昌邑王刘贺可能行为不检点,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跟霍光合作,霍光便找一个理由把他废了。汉代的法律特别苛刻,汉代跟秦代的关系,在法律的继承上是最直接的。汉代的法律严酷到什么地步?昌邑王被废了,他所有的大臣都要治罪的。当年昌邑王的那些臣子,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罪,哪些人杀头,哪些人死缓,都要有个说法。这里面出了些情况,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问题来。
《汉书•昌邑王传》记载:昌邑王手下有一个郎中令,姓龚名遂,他说昌邑王小的时候我教他读《诗经》,昌邑王不好好学,不好好做事情,我就教训他。我问他:“我说大王啊,你整天背《诗经》,你扪心自问,你的行为哪一条符合《诗经》的规范呢?”后来昌邑王年纪越来越大了,快要长大成人了,老跟小人在一块,中国古代最忌讳的就是跟小人在一起,君子、小人势不两立。龚遂又建议昌邑王,说:“大王啊,《诗经》里有一篇叫《青蝇》,青蝇是比喻小人的,这篇诗要我们远小人、亲君子,请问大王你做到了没有?”龚遂因为用《诗经》规范君主行为,从而名满天下。
还有一个人,跟昌邑王关系更密切,是昌邑王的师傅。汉代的时候,师傅太重要了。朝廷有太子太傅,各个诸侯王的太子也有太傅。师傅是在诸侯王少年时代影响其成长的重要的人物。昌邑王刘贺的太傅姓王名势,昌邑王获罪首先要判刑的就是他。判刑的时候,王势就跟办案的人说,你们不能杀我。办案的人说:“你身为太傅,昌邑王行为不端,你连一篇谏书都没有,不杀你杀谁啊?”王势说:“此言差矣,我教昌邑王的时候,我教他《诗经》,每教一篇,里面讲到忠臣孝子的时候,我都哭着跟他讲啊。我说大王啊,你将来成人了,你要学习这些榜样啊,你要报国,要尽孝啊。我这样做老师的,难道还不合格吗?”管刑事审理的官员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上面。上面就给王势减轻刑罚,由立斩改判死缓。
由此可见,《诗经》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会不会背《诗经》,在竞选天子的时候可以当作一条考察标准,同时大臣也可以把它当谏书用,在关键时候可以救命。《诗经》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4、《诗经》是宋代以后的科举考试必读书
宋代的朱熹,太了不起了。中国文化两大伟人,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朱子的主要精力花在了《四书章句集注》方面。但是“五经”,他也重点注了两本书,一本是《诗经》,一本是《易经》。而且“五经”之中,朱熹用力最深的是《诗经》。朱熹的书注的最好的,一本是《论语集注》,还有一本就是《诗集传》。
朱熹的《诗经》讲得很圆通,很高明。在当时的理学背景下,朱熹作为宋代第一大儒,要讲“为万世开太平”。朱熹在理学体系里讲诗。由于朱熹本身《诗经》讲的好,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于是从南宋末年开始,朱熹注的书都是无价之宝。尤其自元明清以来,凡是朱熹注的经书,都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朱熹的《诗集传》影响太大了,所以后来讲《诗经》,都按朱熹的路子去讲。自从《诗经》被元明清作为钦定的教科书之后,所有的读书人都读《诗经》。因此中国古人对《诗经》都是烂熟于心的。
5、《诗经》从20世纪以来被当作文学作品解读
20世纪初,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对《诗经》的讲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都是按照经学的方法来讲《诗经》,但从胡适、顾颉刚等人开始,便《诗经》当成文学作品来讲。20世纪以来,人们津津乐道于《诗经》尤其是《国风》中的爱情诗,关注2500多年前的风花雪月的故事。以至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老开玩笑,说大学里最浪漫的事情,就是——读《诗经》,谈恋爱。这也跟《诗经》本身的内容性质有关系。诗三百(305篇),其中的《国风》部分,我们读起来稍微容易接受一点儿的,大部分是婚姻爱情诗。朱熹老人家看了这些诗,气得发抖,说这是“淫诗“啊,都是淫荡之人写的诗。。其实朱熹是看到了《诗经》爱情诗的本质,但他是在传统社会的礼教背景里看的,一定要把它们当作反面教材来看。但20世纪不一样了,歌颂爱情,歌颂青春,这是人性的解放,所以对《诗经》爱情诗的评价,跟以前大不一样。
我们今天来讲《诗经》,当然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来讲。讲的内容,是《诗经》中的爱情与婚姻。
6、《诗经》在某种程度比唐诗宋词好读
要讲2500年前风花雪月的故事,那当然要落实到《诗经》的具体作品。关于《诗经》的读法,古人有一个说法,叫“诗无达诂”。每个人对《诗经》的理解都不一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诗经》怎么读,还是有原则的。
一要把读者带到《诗经》的时代。两千多年前的作品,它的文化背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前面讲春秋时代,外交场合赋诗言志,汉代人怎么用《诗》,我们现在简直难以想象,它的文化礼俗背景是要想办法去还原的。
二要把《诗经》带到读者的时代。为什么带到我们这个时代来呢?因为读作品,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心比心。《诗经》毕竟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都是抒情的。古人有情,我们也有情。食色性也、饮食男女,古人的那点儿事情,我们现在也还是那点儿事情。古人谈恋爱,我们现在也谈恋爱。读《诗经》作品的时候,很容易操作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诗经》里的作品想象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把《诗经》里的爱情想象成是我们自己的爱情,把《诗经》里写的事情想象成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这样一来,不就很容易理解了吗?
很多人都说《诗经》难读,其实不然。《诗经》难在什么地方呢?一是文字障碍,二是礼俗文化背景。两三千年前先秦时代的语言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很多字我们不认识。还有,如果不明白《诗经》的礼俗文化背景,往往对诗的理解,会和本义相差万里。但是如果把这些文字障碍扫除了,把礼俗文化背景也搞清楚了。《诗经》反而好读。《诗经》甚至比唐诗宋词好读。因为唐诗宋词过于凝炼。《诗经》比唐诗宋词更生活化,更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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