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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春秋谷梁传》介绍

王明刚老师

　　《春秋谷梁传》简介

　　《春秋谷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 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春秋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春秋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春秋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着《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着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文艺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只有《左氏传》、《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

　　《春秋谷梁传》主要意义

　　读《春秋谷梁传》可以看《十三经注疏》本，汉代何休解诂，唐人徐彦疏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晋人范宁集解、唐人杨士勋疏的《春秋谷梁传注疏》(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或清儒庄存与、刘逢禄、孔广森、钟文烝、侯康等人的相关研究。汉代以后，《公羊》和《谷梁》关注的人不是很多，只是到了晚清，公羊学有过短暂的复苏。但在汉代，二传可都是立为博士官的显学，尤其是《公羊传》，可是用来“《春秋》决狱”的利器，能够流传两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语言上有不可抹煞的价值。尤其是是探讨汉代的学术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了解《春秋谷梁传》。

　　范宁所做《春秋谷梁传序》，写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讲到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时，讲到“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说得还是比较夸张的`，毕竟春秋三传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评价，《公羊》和《谷梁》就截然相反。

　　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与楚师战于泓，说些什么“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之类的话，最后大败，受伤而亡身。(《左传》)

　　《公羊传》云：“已陈(列阵)，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把这个脑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夸奖了一番，甚至还和传说中的贤君周文王相提并论。

　　《春秋谷梁传》二十三年与此不同：“兹父之不葬(意为宋襄公死不书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一句话，根本不配当国君，死了就死了。

　　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中，还曾把三传作比较，说出一番很高明的见解：“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绝于希通哉!而汉兴以来，瑰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石渠分争之说。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

　　《春秋谷梁传》流传情况

　　《春秋谷梁传》与《左氏传》、《公羊传》一样，都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据《汉书?艺文志》，在汉以前，解释《春秋》的有五家，除《左传》、《公羊》、《谷粱》外，还有《邹氏传》和《夹氏传》。到汉初，《邹氏传》因为没有人把它传下来，《夹氏传》又没有文字记载，这两家就失传了。而《公羊》与《谷梁》则用汉时流行的隶书记录成书，称为今文，立于学官，即在中央国立大学设立课程，专门备有博士加以传授。

　　《春秋谷梁传》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春秋谷梁传》的，是一个名叫谷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春秋谷梁传》中曾引“谷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又引“尸子日”，尸子是战国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见唐人说法不一定可靠。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它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同样解释《春秋》，《左传》主要是阐述史事，是一部史书，《谷梁》则与《公羊》体例相同，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解说《春秋》的旨意，是阐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经书。《公羊》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与现实政治配合较密切;《谷梁》则主要以文义阐发《春秋》经文，较为谨慎，认为应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主张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因此宋代的《春秋》学家胡安国曾说：“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

　　《春秋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一样，最初与《春秋》也是“别本单行”的。到晋朝范宁作集解，就把经传合为一书。后来唐朝杨士勋又进一步为之作疏，称《春秋谷梁传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几家为《春秋谷梁传》作注。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经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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