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场与澳门文学批评话语介绍

关于文学场与澳门文学批评话语介绍

　　引言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互相激活，相互促进，批评对于文学场域自主性维护会产生巨大作用，而且文学批评本身也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态结构，在应对文学的各种遭遇中进行自我完善。澳门文学作为典型的城市文学，不仅集结了自身历史与身份表达诉求，而且也在类似区域文化空间有超越个案的方法意义。总的来说，报纸副刊、文学杂志、学术刊物、出版社、文学奖、年选等等，构成了澳门文学与批评的场域，受出版传播条件制约，澳门文学批评对报纸副刊依赖极为鲜明，副刊也塑造批评的泛文化趋势。新生代的加盟推动澳门文学批评实现代际转换，他们作为新锐力量展现出批评的朝气，尤其对文学主体性思考颇多，其实此问题是80年代澳门文学形象建构主题讨论的延续。本文选择批评空间结构、澳门日报副刊、代际互动与经验变迁、主体性话语表达等角度展开场域分析。

　　澳门文学批评空间的基本结构

　　廖子馨曾谈到出版不定期而导致《澳门笔汇》约稿之难，在获得澳门文化局、澳门基金会赞助之后，情况稍好一点，但是约理论文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2005年10月出版的第三十期“文学评论”专号为例，编者在编出杂志之后深有感慨地说：

　　这一期是文学评论专题。

　　稿件齐集之后，套一句流行曲的话：让我欢喜让我忧。

　　先说忧吧。我原打算这些评论都以澳门的作品为对象，既可以展示一下本澳文学评论的实力，又可以展示一下当前澳门文学的进程。最后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虽然已有五篇的收获。不过人总是贪心的，越多当然越好；而且这五篇中，三篇是谈诗作，散文、小说的都欠奉，不能不算是个遗憾。文学繁荣离不开评论的繁荣，希望本地的评论队伍能不断壮大，成为澳门文学茁壮成长的坚强后盾，甚至前导。

　　再说欢喜。我很高兴看到李展鹏和吕志鹏两篇很有特色的评论。他们谈的都不是文学，而是当代最流行的视像媒介：电影和漫画。……①

　　在谈诗的三篇文章中，其中黄文辉提交的又是硕士学位论文《穆旦诗学论》中的第三章②。从希望评论澳门的作品这一点说，至少这篇就不合编者的心意。此外，大陆学者古远清和熊辉的文章应当不在约稿之列，因为评论对象是澳门作家，所以发表了。

　　《澳门笔汇》是澳门笔会的“会刊”，澳门笔会作为一个澳门民间文学社团，基本上“收编”了所有澳门老中青作家，因此“会刊”的权力性与重要性对于澳门文学来说不言而喻。虽然《澳门笔汇》受出版周期过长的困扰，但是她所提供的版面和纯文学场域，是报纸副刊无法相提并论的。在澳门这样一个商业化无孔不入的国际都市，《澳门笔汇》始终不刊登任何广告，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作为一个创刊至今已逾二十年的纯文学期刊，虽然先后获得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局的财政资助，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有心人士为了维持这份刊物的生命付出了诸多心血。从当年那些向作者、读者发出因出版延误的致歉消息，我们不难理解其走过二十多年的艰难处境，《澳门现代诗刊》即是纯文学期刊惨淡经营的有力旁证。这与内地由诸级作协机构供养“官方刊物”或“皇家刊物”的衣食无忧甚至“飞扬跋扈”相比，依附与寄生可能是文学不得不选择的生存之道。不过，《澳门笔汇》又以自身的方式展示着独特的骄傲：除了拒绝商业广告的侵蚀之外，2001年扩版后采用A4纸张，不仅纸张考究，文本行距大，周边大幅留白，更是体现出对作者本文的尊重③。这与见缝插针的报纸副刊形成微妙的互文关系。

　　不过值得忧虑的是，“回归”之后，《澳门笔汇》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全力打造“澳门文学奖”这一文化品牌，批评文章刊登不断减少，最近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期都未刊批评文字，大概是意识到创作远胜于空谈，作家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作品本身，而非华而不实的掌声。文学奖作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奖赏，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或许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种奖赏往往会受到外来权力场的制约。“知识生产的所有环节――从学院与研究单位的体制构成与管理、资金来源、学科设置、人事安排、成果评定，到发表审核的机制与标准等等―都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个意识上我们可以说，这个知识场域是‘他治性’（heteronomy）的。”④作为一个被资助的纯文学刊物，即使是接受澳门基金会这样一个致力于文化事业发展的机构，仍然难以避免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认定，因此，它是否存在“被规训”的可能？或者说，需要编辑同仁对自我规训保持必要的警惕，不然就会导致刊物走向更为单一的发展道路。

　　《澳门日报》副刊与批评园地之开辟

　　其次，副刊改版造成批评文章刊载数量影响明显。2007年，《澳门日报》对副刊进行全面改版，加大了“文化”的内容，相关文学作品解读、现象批评的文章自然减少。作为澳门文学批评与研究文章的重要发表园地，“镜海”从2007年开始每月推出四个专栏，分别是李观鼎的“三余杂谈”专栏、姚风的“姚风读诗”专栏、区仲桃的“糖罐子”专栏和“澳门新生代写作人大展”专栏（此专栏2008年开始由马国明的“文笔聊民生”专栏代替）。这些专栏的设置使“镜海”进一步“框框化”，编辑为了保证版面篇幅和专栏稳定，留给其他不可预见的批评文章自然就会减少，时间一久，形成了少登批评文章的印象。

　　此外，澳门文学界面临所谓“经典的焦虑”，虽然谈诗歌必提“诗歌的基地”（何达）或“诗城”（云惟利），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还是缺乏在整个华语文学圈中有重大影响力的诗人诗作，特别是五月诗社的凄然谢幕，对于澳门文学自信心造成很大的困扰。近些年澳门与内地文化交流机会增多，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位置依然处于边缘，除了被推上文学代言人席位的几位文化要人或与内地交往相对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其他澳门作家知名度并不高，更谈不上有经典作品流传。因此，有本澳学者提出少空谈多务实的口号，立足本地，面向世界，努力创造出既有澳门特色又有全球视野的作品。

　　李观鼎曾经说90年代的批评队伍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比之于创作，澳门文学批评虽略嫌薄弱，却也未遑多让。持评而论，在澳门，涉足文学批评的人并不少，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来：李成俊、李鹏翥、陶里、云惟利、胡晓风、韩牧、黄晓峰、郑炜明、庄文永、廖子馨、汪春、张春P、穆凡中、周树利、施议对、邓景滨、凌钝、懿灵、黄文辉、王和、缘源、齐思、林玉凤、穆欣欣、冯倾城、胡国年、李观鼎等，不下30人。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或许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批评家，但是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开的诗评、文评、剧评，确乎对澳门文学创作产生着实际的影响。⑨

　　到我们今天统计《澳门日报》，发现这个队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00年起，在副刊发表文学批评文章的作者主要有：

　　李成俊、李观鼎、李鹏翥、陶里、施议对、朱寿桐、郑炜明、邓景滨、黄文辉、邹家礼（寂然）、廖子馨、汤梅笑、庄文永、穆凡中、懿灵、邓骏捷、姚风、龚刚、冯倾城、林玉凤、吕志鹏、贺绫声、陆奥雷（梅仲明）、卢杰桦、袁绍珊、纪修、陈浩星、谭俊莹、陈志峰、阿歪、郭济修等。队伍谈不上规模壮观，但是梯队齐整，特别是一批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秀作家、青年学者开始承担澳门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说明代际转换景观在本澳初步呈现。作者工作背景比较均衡，除副刊编辑之外，还有本澳各文化机构和科研院校。青年批评家基本上都接受过大学或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受到良好的文学、美学、史学的教育和熏陶，并且还经历过系统的科研训练。他们与前行代、中生代批评家相比，主体参与意识表现得更加突出。

　　此外，从整个澳门文学学术视野来看，值得期待的作家、学者还有很多。像新生代作家寂然对小说的批评，黄文辉的诗歌批评，姚风的文本细读，80后作家贺绫声、陆奥雷的文化阐释与反讽批评，他们表现出对学院派精髓的灵活启用，对于克服长期以来澳门文学印象式弊病，以及以表扬为主的批评原则，无疑展现出立足于澳门的主体话语建构希望；而朱寿桐、郑炜明、吕志鹏等人对澳门文学史的研究旨在对澳门文学实现自我表述，鉴于大陆所出的澳门文学史不尽如人意，因此他们现在从事的研究和以后即将要展开的工作所发出的本土声音，无疑具有超越文学史重构的现实意义。

　　主体性话语与场域呈现

　　“回归”以来的`十多年中，澳门文学批评确实如李观鼎所说，温和性是批评话语的主调，文字充满“良心，同情、关爱和真诚”15，即使在风和浪静的90年代，还围绕新生代有无、文学主流等问题有过一些“不成气候”（借寂然语）的讨论，与当年相比，“说是”与“说好话”的批评显得更有策略，学术话语运用掩盖了主观情绪，尽量从文本出发，立足于事实，因此更富于建设性。受副刊版面框框限制的天然条件无法改变，很多文章无法展开论述即宣告结束，表述的零碎化只能借助思想和灵感的火花来弥补。换句话说，由于澳门文学界不存在专业作家，文学作者基本都是出于对文学的自觉热爱，“非生产性劳动”决定这种批评话语亦与名利无涉，可以说，澳门文学批评实际处于一种相对自在的状态，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是文学场保持了自身的自主性。

　　尽管没有显性的批评话题，联系本澳影响较大的文学活动，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批评话语强调对澳门命运的关怀和书写。以澳门笔会和澳门基金会联手打造的“澳门文学大奖”为例，只要我们细细品味获奖作品，它们基本上都是通过澳门历史与现实关怀主题而得到评委的认可。笔者注意到吴志良代表基金会在颁奖现场发表的几次讲话，“本土性”是前几届发言的核心。第二届颁奖大会致辞主题是“发展澳门本土文学”：“澳门很小。放眼世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负，但也不必自卑。澳门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传统，澳门人有自己的人文关怀和独特的濠江情怀，在澳门人口和社会结构趋向稳定的今天，我们应该也更具条件来充分表现我们的能力和信心，自强不息，努力建立一个更具澳门特色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意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在第五届颁奖礼上，他在发言中总结，通过五届十年的激励推动，“我们可以觉察到本土文学创作的进步，也可以感受到本土人文素质的提升”。而随着赌权开放，博彩集团根据经营承诺投资澳门基础建设，澳门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也造成市民心态的失衡。他说：

　　迷茫的时代需要自省，需要反思。过去虽然没有悲情，但并非心如止水。强烈的爱国爱澳情怀，早已渗透进澳门居民的血液里；如今虽然充满激情，但也不乏理性温情。在我们的骨子里，中华文化的基因还是平和理性的。在踏入*的今天，文学创作者为天生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义不容辞地以其特有的敏锐而超脱的眼光观察这个大时代各种各样的场景，各式各样的人物以及多姿多彩的生活，描绘世情，反映民声，激励先进，鞭挞时弊，创造更多的精神食粮，抚慰、感动、净化我们的心灵，凝聚人心，汇集智慧，协助我们早日走出迷茫，平息一时的悲情和激情，回复往常平凡的生活。

　　吴志良先生在澳门文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讲话某种意义上指引了澳门文学前进的方向。我们在前面谈到，文学奖作为一种价值引导机制，对于文学创作会起到鲜明的指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权力场以物质/精神的方式对文学场施加的控制。当然，在我们看来，澳门基金会一直努力的，是以相对超脱的姿态来做一些实际的文化事业，只是我们觉得这种无形的影响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将来若有机会可以进一步讨论。 与此相关，本澳作家兼学人黄文辉一直比较关注澳门文学研究范式转型和文化场域研究。余虹曾经这样评价黄文辉的文学批评意义：“打破批评家个人话语的专制，不至于陷入虚无主义；在多元对话中保持谦和而自省的对话姿态，又不至于人云亦云；在反讽式的清除批评话语之刻板后，又不失内在的严肃。这便是黄文辉评论文字中最有价值的取向。长期以来，澳门文学批评趣味有余而理性不足，自信有余而反省不足，一得之见有余而视野拓展不足。在黄文辉的批评文字中，可以看到了澳门文学批评自我更新的希望。”19“千禧澳门文学研讨会”之后，黄文辉对澳门文学研究进行反思，受叶维廉启发，提出从整体视野与具体问题入手，促使澳门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在黄文辉看来，理论的贫乏必然导致视野的狭窄，甚至陷入人情批评的模式，理论自觉不仅是理论的知识准备，还包括以理论为支撑的问题意识：“所谓缺乏理论的自觉，可以分两方面说。一是本澳的所谓评论文章，往往只就个别文本作赏析性、读后感的印象批评，很少从理论角度切入作深入分析，造成感性有余，深度不足，起捧场、鼓励的作用多，起促进、提高的作用少。二是就‘澳门文学研究’这一课题而言，我们也还未有具体的理论准备，比如，‘澳门文学’的内涵是什么？其外延包括什么？‘澳门文学’研究的方向又可以有哪些？‘澳门文学’研究的意义又是什么？以至最基本的‘澳门文学’研究的切入点可有哪些？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是澳门文学研究踏上更高台阶所必须面对并予以回答的。”

　　同时，他在《胡悦胡阅――兼论澳门文学与报纸副刊之关系》中谈到“文学场”对于澳门文学的制约作用：“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论，则我们在讨论澳门文学的时候，便得考虑其发表的场合――报纸副刊，而讨论报纸副刊的时候便得考虑出版它的报馆，世上没有完全中立的报纸，也没有毫无立场的报馆。澳门的文学作品主要发表在两家报纸《澳门日报》及《华侨报》上，其中又以《澳门日报》为主力。这样，澳门文学的风格便不得不受《澳门日报》、《华侨报》各自的‘权力关系、策略、利益’的影响，而《澳门日报》等报纸又具有鲜明的爱国立场，这是报馆办报方针，当然影响编辑选稿的标准，自然地也影响了发表在这些报纸副刊上的文章的内容。由此，则以下推论虽有点过于仓促的危险，但我也得先提出：由于澳门文学深深地植根和依赖于报纸副刊的扶持，所以报纸副刊既塑造了目前澳门文学的主体风格，又束缚了澳门文学风格往更多元化方向发展。”21由于外省研究的边缘视野，我们很难体会到报馆的实际运作机制，而本澳学者看起来又受“温情”因素影响，不太可能有实际的研究。如果黄文辉等能克服内心的压力，从这一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将会揭示出《澳门日报》以及整个澳门文学场的内在运行秘密。简言之，建构澳门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是深入持久的未竟之旅，需要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其中，主体自身经验得到完整表达尤为重要。■

　　【注释】

　　①编者：《编者的话》，载《澳门笔汇》第30期，澳门笔会，2005年10月。

　　②黄文辉：《穆旦诗学论》，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5月。

　　③《澳门笔汇》刊物编辑通常采取“作者版面空间专享”政策，即不论文章长短，结尾处的剩余版面不再安排其他作者的作品。即使只发表一首绝句，也会安排一页版面。

　　④许纪霖、罗岗：《启蒙的自我瓦解》，259页，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

　　⑤按：为了使统计本身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选择本澳及非本澳学者发表在《澳门日报》副刊并涉及澳门文学的文章作为统计对象，不含对大陆及其他地区文学的评论，因为有部分谈论非本澳文学的作者身份无法准确厘定，比如殷国明先生发表的很多批评文章与澳门文学无关，这不符合我们前面讨论“澳门文学”概念确立的基本范畴，也与《澳门笔汇》的认定原则冲突，因此暂时将其排除在外，但是并不代表这些文章就不重要。事实上，它们仍然会对读者产生诸种影响。同时，个别年份与月份的报纸存在不全的情况，统计只是对现有报纸的基本情况登记，所以我们采集的数据不是《澳门日报》副刊批评文章的全面反映，而2007年至2009年专门统计“镜海”，今后如有机会获得更精确的数据，再另行修正。

　　⑨李观鼎：《澳门文学评论选?序》（上编），2页，澳门基金会1998出版。

　　⑩陶里：《澳门文学丛书概说》，见黄文辉、林玉凤、邹家礼编《澳门青年文学作品选》，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