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爱的课文

秦风学老师

  篇一:爱迪生救妈妈

  爱迪生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他从小就爱动脑筋,常常想出一些好主意。有一次,他靠自己的聪明救了妈妈的命。

  那一年,爱迪生刚满七岁。一天,妈妈忽然肚子痛,疼得在床上直打滚。爸爸急忙骑马到几十里外去请医生。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医生终于来了。一检查,原来妈妈得的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做手术。上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医生决定在家里做手术。

  医生环顾四周,迟疑了片刻,说:“房间里光线太暗没法做手术。”爸爸说:“那就多点几盏油灯。”医生还是摇头,连连说不行。大家急得团团转。

  突然,爱迪生一溜烟似的奔出大门。不一会儿,他回来了,捧着一面明晃晃的大镜子,身后还跟着好几个小男孩,每个人都捧着一面大镜子。爸爸一见又急又气,斥责道“什么时候了,还胡闹!”爱迪生委屈地说:“我没胡闹,我想出办法了。不信您瞧!”爱迪生让小伙伴们站在点燃的油灯旁边,由于镜子把光聚在一起,病床上一下子亮堂起来了。爸爸恍然大悟,医生也露出满意的笑容。

  手术做得很成功,妈妈得救了。医生夸奖爱迪生,说:“今天多亏了你这个小家伙,他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篇二:怀念母亲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待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

  后来我到德国留学,住在一座叫哥廷(tíng)根的孤寂的小城,不知道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我的祖国母亲,我是第一次离开她。不知道为什幺,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为了说明当时的感情,我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中摘抄几段:

  1935年11月16日

  不久外面就黑起来了。我觉得这黄昏的时候最有意思。我不开灯,又沉默地站在窗前,看暗夜渐渐织上天空,织上对面的屋顶。一切都沉在朦胧的薄暗中。我的心往往在沉静到不能再沉静的时候,活动起来。我想到故乡,故乡的老朋友,心里有点酸酸的,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并不同普通的凄凉一样,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

  11月18日

  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对我说,她的儿子今天回家,从学校回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她的儿子一直没有回来,她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回来的。看到她的神情,我想起自己长眠于故乡地下的母亲,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11月20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的朋友。我有时想得简直不能忍耐。

  11月28日

  我仰躺在沙发上,听风路过窗外。风里夹着雨。天色阴得如黑夜。心里思潮起伏,又想到故国了。

  我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里,引用了这几段。实际上,类似的地方还有很多,从这几段中也可见一斑了。一想到生身母亲和祖国母亲,我就心潮腾涌,留在国外的念头连影儿都没有。几个月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寻梦》。开头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下面描绘在梦里见到母亲的情景。最后一段是: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chàng)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到国外以后,在我的怀念中增添了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我度过了在欧洲的十一年。

  篇三:老舍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药,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篇四:用什么来报答母爱

  母亲八十三岁了,依然一头乌发,身板挺直,步伐稳健。人都说看上去也就七十来岁。父亲去世已满十年,自那以后,她时常离开深上海的家,到北京居住一些日子。不过,不是住在我这里,而是住在我妹妹那里。住在我这里,她一定会觉得寂寞,因为她只能看见这个儿子整日坐在书本或电脑前,难得有一点别的动静。母亲也是安静的性格,但终归需要有人跟她唠唠家常,我偏是最不善此道,每每大而化之,不能使她满足。母亲节即将来临,杂志向我约稿,我便想到为她写一点文字,假如她读到了,就算是我痛改前非,认真地跟她唠了一回家常罢。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的一生平平淡淡,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当然,这个印象不完全准确,在家务中老去的她也曾有过如花的少女时代。很久以前,我在一本家庭相册里看见过她早年的照片,秀发玉容,一派清纯。她出生在上海一个职员的家里,家境小康,住在钱家塘,即后来的陕西路一带,是旧上海一个比较富裕的街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母亲还年轻,喜欢对我们追忆钱家塘的日子,她当年与同街区的一些女友结为姐妹,姐妹中有一人日后成了电影明星,相册里有好几张这位周曼华小姐亲笔签名的明星照。看着照片上的这个漂亮女人,少年的我暗自激动,仿佛隐约感觉到了母亲从前的青春梦想。

  曾几何时,那本家庭相册失落了,母亲也不再提起钱家塘的日子。在我眼里,母亲作为家庭主妇的定位习惯成自然,无可置疑。她也许是一个有些偏心的母亲,喜欢带我上街,买某一样小食品让我单独享用,叮嘱我不要告诉别的子女。可是,渐渐长大的儿子身上忽然发生了一种变化,不肯和她一同上街了,即使上街也偏要离她一小截距离,不让人看出母子关系。那大约是青春期的心理逆反现象,但当时却惹得她十分伤心,多次责备我看不起她。再往后,这些小插曲也在岁月里淡漠了,唯一不变的是一个围着锅台和孩子转的母亲形象。后来,我到北京上大学,然后去广西工作,然后考研究生重返北京,远离了上海的家,与母亲见面少了,在我脑中定格的始终是这个形象。

  最近十年来,因为母亲时常来北京居住,我与她见面又多了。当然,已入耄耋之年的她早就无须围着锅台转了,她的孩子们也都有了一把年纪。望着她皱纹密布的面庞,有时候我会心中一惊,吃惊她一生的行状过于简单。她结婚前是有职业的,自从有了第一个孩子,便退职回家,把五个孩子拉扯大成了她一生的全部事业。我自己有了孩子,才明白把五个孩子拉扯大哪里是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很少听见谈论其中的辛苦,她一定以为这种辛苦是人生的天经地义,不值得称道也不需要抱怨。作为由她拉扯大的儿子,我很想做一些令她欣慰的事,也算一种报答。她知道我写书,有点小名气,但从未对此表现出特别的兴趣。直到不久前,我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当我女儿在她面前活泼地戏耍时,我才看见她笑得格外的欢。自那以后,她的心情一直很好。我知道,她不只是喜欢小生命,也是庆幸她的儿子终于获得了天伦之乐。在她看来,这比写书和出名重要得多。母亲毕竟是母亲,她当然是对的。在事关儿子幸福的问题上,母亲往往比儿子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倘若普天下的儿子们都记住母亲真正的心愿,不是用野心和荣华,而是用爱心和平凡的家庭乐趣报答母爱,世界和平就有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