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故事一:王宝强:一个真实的青春励志故事
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外表看上去与在城市打工的千千万万农民工没有任何区别,没有受过任何与演员这个职业有关的培训,也没有哪怕一点点在一般人看来是成功必须的一些“社会资源”,甚至没有一个“城里人”亲戚,唯一有的只是一个要靠演电影来摆脱贫困生活的梦想。他的梦想实现的几率有多大?
当许许多多都市青年沉迷于港台、韩国的那些胡编乱造到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青春励志”电视剧,为剧中人物唏嘘长叹,继而感怀自己的时候,王宝强却用他的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演绎了一个真实的青春励志故事。
“以前大家看到我,都‘傻根’‘傻根’地叫,现在他们都改叫‘许三多’了———这是我最骄傲的事情,因为它说明我这几年的努力没白费。”王宝强特有的笑容中,带着些许自豪地说。
“我就是许三多”
让普通观众熟知王宝强的,是《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和《暗算》中的“阿炳”。在王宝强自己看来,“完全可以代表我王宝强”的则是“许三多”。
王宝强说:“‘傻根’、‘阿炳’只能说有我自己的一部分,现实生活中我不可能像傻根那样。而‘许三多’完全可以代表我王宝强,因为无论从举止还是内心,他是一个很丰富很现实的人,而且跟我很像。”
8岁那年,王宝强“决定不能在村里待一辈子,一辈子种地没意义,一定要出去闯。”于是他去了少林寺,因为深受李连杰电影《少林寺》的影响,王宝强以为去了那里就可以拍电影。
在少林寺当了6年的俗家弟子,除了练了一身“真功夫”之外,王宝强连“拍电影”都没有见过一次。这时,他才相信了寺里的和尚对他说的话:这里真的不是拍电影的地方。
16岁的时候,王宝强决定去“能拍电影的地方”——北京。当时,他的父母对他说:你这没头没脑的孩子能闯出个什么天地来?的确,一个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和背景,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演员的训练,想通过演电影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当时看来他这个理想的确有些不可思议。
“北漂”生活是极端艰苦的。那时王宝强每天生活的主旋律是在北影门口等待一个群众演员的机会。如果等到了,每天可以挣20块钱,还有剧组的盒饭吃。这个机会不是经常有的,为了生活,王宝强就在北京的各个建筑工地上做起了农民工。
让王宝强记忆特别深刻的是一个除夕。当时他口袋里只剩下2元钱,在这个举国欢度春节的时刻,他只能选择躺在工棚里睡觉,用睡觉来熬过那阵阵袭来的饥饿和孤独。王宝强说他那个时候从来不告诉父母他在北京做什么,只说自己挺好的,因为怕父母担心。
王宝强说:“我跟许三多的经历很像,他在当兵前被他爹叫‘龟儿子’,都不敢言语,我刚从老家到北京去做北漂时,也很懦弱,怕被别人瞧不起,因为俺家是农村的,没有背景,没有条件。我做武行,却又长了一个苦瓜脸,他们都嘲笑我,说我一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我很自卑,但也很好强,所以刚到北京那会,经常打架。”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扬在众多的试镜资料片中看到了王宝强,于是,18岁的王宝强被选中出演处女作《盲井》。这部电影于2003年获金马奖“最佳新人奖”,2004年获法国杜维尔亚洲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和泰国金鸟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王宝强说:“我很幸运,不光是因为我等到了机会,还因为这个机会是在我最单纯的年代降临的。我不敢保证,假如换了今天的我,我还会不会相信这个机会最终真的会到来。”
励志故事二:郭敬明:光鲜背后的奋斗
文笔好,有头脑,这是郭敬明被喜欢的理由。事实上,一旦跟这个精致小生面对面接触,你就不得不承认,这个混合着文人气质和优雅范儿的作家兼商人,其成功并不仅仅源于幸运。
郭敬明出现在公众场合时永远都是一副娱乐明星式的穿戴;即使是面对陌生人,也会彬彬有礼地问候致意。跟媒体打交道时,他会热情地滔滔不绝,也会精明地闪烁其词——在面对公众的任何场合,这个27岁的年轻人似乎都能做到游刃有余,言谈举止也拿捏得恰到好处。
现在,郭敬明除了写书之外,主要精力放在《最小说》和《最漫画》的编辑上。他现在的工作室是一个300平方米的大编辑部,有Swarovski水晶灯,装潢极富现代感,穿着时尚的年轻员工们穿梭其间。
郭敬明每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舒适、小资的氛围里,编着童话般的畅销书和精美的漫画,赚着更多的钱,畅想着公司上市的那一天。
这一切来得太快
“穆穆鲁侯,敬明其德。”郭敬明出生的时候,他的爷爷从《诗经·鲁颂》中摘了“敬明”二字,作为孙子的名字,意为“品德光耀”。
不过郭敬明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母都是四川自贡的工薪阶层,家里有些书,但并不多,父母也从未刻意培养他文学方面的兴趣和能力。只是,郭敬明说:“如果我问他们要零花钱买课外书的话,他们从来不会拒绝。”
也许正是这种宽容的家庭氛围,让郭敬明可以自由地呼吸。他攒零花钱,买喜欢的《少年文艺》,还有安徒生,丹麦那个遥远国度的童话故事。
小时候,他的语文和作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使他有信心尝试着投稿。1997年读初中二年级时,他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人生十六七》上发表了处女诗作《孤独》。“那时候觉得写诗简单,当然现在知道不简单了,那时候就觉得诗歌短,而且也比较流行。”
那一次的投稿经验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但他又觉得诗歌的篇幅太短,讲故事的冲动让他开始写散文和小说,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而且还连续参加了两届。“因为我得奖那年是读高二,当时规定,如果是高三毕业生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并且得到一等奖的话,考大学就会得到一些照顾,但必须是高三。第二年我又参加了新概念作文比赛,但这个一等奖最后也没加分。”
高三那一年,他写出了《幻城》,最初只是一个短篇,很短,他当时根本没预料到,这样一个短篇,居然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2003年,在短篇《幻城》基础上写的长篇玄幻小说《幻城》出版了,2003年1月底上市至当年的12月,累计销售84万册(至今已卖出130多万册)。这一切,来得太快,让他有点猝不及防。
《幻城》带给他近百万收入,以及难以用金钱衡量的知名度。
他说:“17岁的时候,自己无限勇敢。”
创业并非一蹴而就
坐在公司会客室沙发上的郭敬明,看上去更像个大学生,他身材瘦小,染成黄色的头发扫过额头,脸颊和肩膀与前两年相比越发清瘦了。这个看上去有点弱不禁风的小老板,已是中国最富有的作家之一。
身兼最世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中心副总编辑等多重头衔的郭敬明,常常在图书排行榜上占据半壁江山。短短几年的时间,他的公司像热带植物一样飞快成长,原来在静安寺和大连路的办公室都已容纳不下不断增多的员工——从最初几个人的工作室,到每年为长江文艺出版社贡献四五亿图书码洋的出版公司,郭敬明可谓春风得意。
然而,就像几乎所有创业者的发展轨迹一样,郭敬明如今的成功也并非一蹴而就。
《幻城》的成功并未让他安于现状。在一款名叫《仙境传说》的网络游戏中,他结识了身在大庆的高三学生Hansy。Hansy擅长设计,自己有一个文学网站,郭敬明看过,很欣赏,因此成为好友。
某天,春风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常晶邀郭敬明一起吃饭。席间,郭敬明有意无意地说起:“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平台,可以帮助朋友一起发表作品。”听者有心,很快,春风文艺出版社决定出资和郭敬明合作,在青春文学出版物上做一些尝试。
2004年6月6日,这一天,是郭敬明21岁的生日,也是他和Hansy、痕痕等5位朋友一起开始创业的日子。他们成立了“岛”工作室,英文名为“Island”。
《岛》系列的成功,为郭敬明赚得了事业历程中的第一桶金。他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因为比较喜欢出版这个行业,希望把我的理念推广出去,我觉得中国的出版业在很多方面其实还很传统,虽不能说落后,但缺少适量新鲜的血液。我希望能有更多更新鲜的东西出来”。
他说:“只要好的设计再加上优秀的文章,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阅读上的享受,就肯定能做好。”他对自己充满自信,尽管那时候并没有多少资金。
“岛”工作室的成员在上海闸北区租了一套140平方米、三室一厅的公寓房作为工作室,吃住都在那儿。工作之余,吃饭、K歌,是郭敬明和朋友们最大的乐趣;但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对于文字、插图和版式,郭敬明很苛刻,甚至追求极度完美,这让他的合作伙伴及员工都倍感压力。现任最世文化公司副总经理的痕痕至今还记得,一天晚上,他听到有人在啜泣,扭头一看竟是小四(郭敬明的昵称),他一边哭一边抱怨:“事情那么多,那么忙,而自己写东西的状态也没有,这一切何必何必……”
还好,《岛》一出版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快从最初的四五万份飙升到每期20万份,给合作双方都带来滚滚的财源。当年,郭敬明就被中国《福布斯》选入名人排行榜,位列第94名。
郭敬明很快显露出一个优秀出版人所应具备的素质:敏锐的市场嗅觉,对图书视觉样式的准确判断,以及不可或缺的敬业精神。痕痕说:“当时我们只能一个人作图,一个人排版,小四约稿写稿,我审稿。常常通宵排版,通宵打印。
200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和郭敬明共同投资,在“岛”工作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郭敬明和他的伙伴们,也从吃住工作一体的公寓里搬了出来,搬进商务楼17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一切开始步入正轨。
当年10月,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合作的《最小说》开始试刊。他说:“我决定做一件事,就一定有成功的把握。”
2005年,他第二次被中国《福布斯》选进了该刊“名人榜”的第92名,这个排名比上一年前进了2名,让他很高兴。
他的图书赢得了粉丝们的尖叫,但有时也会听到负面的讥讽与批评。对于这些,他表面上云淡风轻不以为意,其实,压力都积在心里。他有一次跟痕痕抱怨说:“为什么别人只看到我的不好,却不会看到我做过什么?我做这些真的已经很累了。”说这话时,眼泪已经把眼眶撑满了。
有时候,他又会变成一个“暴君”。为了追求完美,他会撕下脸皮大声呵斥:“没有一篇稿子是满意的!”“这次的初审质量都非常差!”“看了开头就不想再看下去!”这种坏脾气,为日后的公司地震埋下了伏笔。
2007年,在《最小说》发行量节节攀升的同时,一场内部的风暴正在酝酿。柯艾公司的元老、时任柯艾公司美术总监的Hansy因不满郭敬明的一些做法而选择离开,连同原本在柯艾公司的晴天、不二等人一起创办了《Alice》杂志。2010年,《Alice》和世纪文景的合作以停止告终,Hansy重新回到了郭敬明身边,负责笛安主编的《文艺风赏》杂志的设计。
一边争议着,一边接受着
从最初的5个人起步,到现在30多个员工、两个分部的规模,郭敬明的最世公司运营良好,事业蒸蒸日上。
《最小说》占据中国青春文学杂志市场1/3的份额,“郭敬明”这三个字,也已成为一个烫金招牌,而他手下的20多位作家也是背靠“郭敬明”这棵大树好乘凉。
虽然签了那么多作家,但郭敬明说他的选择标准还是很严格。“写得好是第一位的,在写得好的前提下,还需要好的机遇和平台。我们公司扮演的角色就是,把这个作品尽可能地推广出去,但这个作品是否受欢迎归根结底还要看作品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司虽然签约了七八十个作家,也不是每个人的作品都很受欢迎的原因。”
2010年,柯艾公司更名为“最世”,郭敬明的解释是:“因为经营的范围扩大了。”具体的“经营范围”,他并未详细透露。柯艾公司并未撤销,而是作为一个分部继续存在。
一般情况下,郭敬明上午会在大连路的柯艾分部,下午赶到公司总部。事实上,他现在在上海的时间一个月不过就是10天左右,其他时间都在外地签售,做节目。
2010年,郭敬明以2300万的收入名列“中国作家富豪榜”次席,自2006年以850万人民币入选该排行榜(排名第五)以来,这已是他第5次进榜,其中,2007年和2008年甚至荣登榜首。
从以江姐和恐龙闻名的自贡只身来到上海,财富对他来说,已经不成为一个压迫性的问题。他说:“8年前的自己,受不了分离,受不了孤单,受不了成长……”而现在,差不多什么都有了。他在生活上随性而为,身上从来不缺话题,面对争议,他已不像出道之初那样焦虑和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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