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美文五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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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脚大学,右脚拖鞋

　　对于拖鞋的无比热爱是我迷恋校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的一双一点也不娇嫩的脚暴露在北京恶劣而肮脏的环境之中。我喜欢穿着拖鞋进入教室，踏入食堂，游弋在未名湖边。我喜欢那种厚底的拖鞋，它让我的脚跟很舒服，同时由于重量原因，它可以与地板发生更强烈的撞击声响。这种声响比起单薄的毛巾来，显得雄浑有力，余华肯定会自叹弗如。

　　于是，我长年累月地以这种姿态在校园内行走着，乐此不疲地倾听着这种声音。我的脚趾自由自在地舒展着自己。对于拖鞋的普遍钟情是大学内的一种情结。在夏日的中午，食堂刚刚开门的时候，在通往每一个食堂的路上，各种花色与尺寸的拖鞋混杂在一起，它们以各自不同的节奏发出不同质地的声响，不悦耳动听，但是却亲切得要命。置身其中，我总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属于这里。而每当我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上备感疲倦时，一旦跨入校园，最让我感到亲切的就是这拖鞋的声音。

　　对于这点，在各所大学校园内都有着我的同好。我清晰地记忆着，在一个夏天，我漫无目的地在广州街头游荡，炎热与喧闹让我疲倦不堪。很偶然，我撞入暨南大学的校园。这是一座一点也不美丽的学校，正在施工的工地给校园带来飞扬的尘土。但是，迎面走来两个拿着破烂饭盒的学生，肥大的T恤上面甚至沾染了油渍，两双色彩黯淡的拖鞋在水泥路面上有节奏地蹭着。这一刻让我激动无比，我就像一个久在旅途的流浪者猛然回到家乡。

　　我无法考证拖鞋的历史，但我本能地意识到，拖鞋所蕴涵的气质与大学本身的精神有某种相通之处。拖鞋只适合两个场所—浴室与校园。浴室是人类可以最本质地暴露自己的场所，在这里你无需掩饰，赤条条地面对世界，它也让你感受到一种没有束缚的放松。那么大学校园呢？这里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无限自由，而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当然带来了肉体上的放松。热爱自由的希腊学者的装束是肥大的长袍，而这种装束在最初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同样盛行。

　　这种混乱的方式当然无法被我们接受，但是我们至少明确一点，大学需要更广阔的自由空间。既然西装与皮鞋已经与严密的行政体制联系起来，那么拖鞋有理由与自由的空气联系起来。一个习惯穿着拖鞋，在安静的校园内行走的人，是无法不思考的，而且思考的会是那些缺乏功利色彩的稀奇古怪的问题。苏格拉底不就是在希腊的街头闲逛时思考哲学问题的吗？

　　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偌大的校园同样是着装一丝不苟，看不到各种颜色的拖鞋在以各种不同节奏拍打地板，这才是一种悲哀。

　　通往奴役之路

　　在《水浒》108人中，李逵是最胡作非为的一个，是最天不怕地不怕，心中眼里最没有规矩，随时打破规矩的一个。

　　按说，这样的人，天生不服管。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又总是怕着一个人，服着一个人的管。李逵在江州牢城营做牢子时，就服一个人管：戴宗。

　　宋江刺配江州，与戴宗相见，二人在江州临街的一家酒肆吃酒。才饮得两三杯酒，只听楼下喧闹起来，店小二连忙走入阁子来，对戴宗说道：“这个人除非是院长说得他下，没奈何，烦院长去解拆则个。”

　　戴宗问道：“作闹的是谁?”

　　小二道：“便是时常同院长走的那个唤做铁牛李大哥，在底下寻主人家借钱。”

　　戴宗笑道：“又是这厮在下面无礼，我只道是甚么人。兄长少坐，我去叫了这厮上来。”

　　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时，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就是李逵了。他为什么如此服戴宗?为什么只有戴宗说得他下?因为，戴宗是他生计的来源，是罩着他的人。

　　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道：“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道：“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

　　李逵冲口而出：“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

　　戴宗喝道：“咄!你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几时?”

　　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

　　同一个人站在面前，若是宋江，便是哥哥；若不是宋江，便是鸟。可是，为什么不是宋江就是鸟?

　　因为除宋江外，他全不服，为什么就服宋江?为什么李逵闲常总说要去投奔宋江?因为宋江是“及时雨”，及时雨者，及时银子而已。

　　李逵拜了宋江，大家坐下吃酒。宋江问道：“却才大哥为何在楼下发怒?”其实，这宋江早已知道。他只是要挑起话头，以便及时送出银子。果然，李逵说是为了向别人借十两银子，别人不借。宋江马上便去身边取出十两银子，把与李逵——及时雨。

　　李逵得了这个银子，马上去赌钱。只两把，就把这十两银子输掉了。输掉了，却不服输，要赖账，直至大打出手，他便就地下掳了他输掉的银子，又抢了别人赌的十来两银子，那伙人没一个敢近前来讨。

　　正在这时，李逵却突然满脸惶恐，非常害怕。他的面前出现了两个人：戴宗和宋江。

　　李逵惶恐满面，便道：“哥哥休怪，铁牛闲常只是赌直，今日不想输了哥哥的银子，又没得些钱来相请哥哥，猴急了，时下做出这些不直来。”

　　宋江听了，大笑道：“贤弟但要银子使用，只顾来问我讨。”笑声大，口气大。

　　笑声大，让周围的人听，显示自己。口气大，是要把自己说得很有身份，就显得李逵很没有身份。这句话，明显地显示出宋江在李逵面前的心理优势。这个优势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银子。

　　宋江又说：“今日既是明明地输与他了，快把来还他。”这口气，是命令，又是哄他。双方的身份关系出来了：我是老大。

　　刚才还蛮横无理的李逵，一下子特别乖，从布衫兜里取出银子来，都递在宋江手里。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按说，李逵应该把钱直接还给小张乙，可是，他却交给了宋江，再由宋江交给小张乙。在心理上，李逵已经完全臣服宋江，把他看做自己的主人了。

　　铁牛瞬间成小猫。十两银子，宋江就买到了一个奴隶；十两银子，李逵就丢掉了尊严。

　　宋江叫过小张乙来，把银子给他，道：“兄弟自不敢来了，我自着他去。”这是当众宣布：我可以支配李逵。

　　如果一个人有自尊心，有平等意识，如此被人在人前埋汰挤对，一定很不高兴，但李逵却毫不知觉。他甚至还觉得很温暖：又有人罩着他了。

　　人是多么容易成为奴隶啊。

　　月亮不自由

　　2012年4月，一位越南人在美国用90万美元买下了怀俄明州布佛德镇。布佛德镇面积4万多平方米，被称为“美国最小镇”，多年来居民仅一人，此人叫桑蒙斯，既是居民又是“镇长”。作为即将离任的“镇长”，他打算寻找安静一隅去写一部传记。小镇虽说功能很齐全，有加油站、便利店、办公楼、住宅各一座，可毕竟花了近百万美元，舆情在讨论值不值的同时，最想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斥巨资买下“最小镇”？

　　这位越南人拒绝透露姓名，人们只知道他原来住在纽约的曼哈顿，多年来他一直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像一只巨大的蛋壳被卡在两栋高楼之间，由此内心产生易碎感和焦虑感。

　　人的焦虑，往往会外化为对事物的感受。10年前的某段时间，我想去人们趋之若鹜的大城市。在这座现代都市，我应聘成功。这里有丛林般的高楼，星空被建筑物切割得支离破碎。是夜，走在城市新区，我一抬头，忽然眼前的景象让我感到某种不适：一轮巨大的月亮被卡在两栋高楼之间，不能动弹。我替月亮感到了不自由，自己也随之心生逃离的想法——还是回到自己住惯的小城安逸。回来一比较，果然是小城安逸。

　　几年前的某个夏天，去郊外草地观察虫子，我发现虫子们大致都向与城市相反的方向撤离……我根据虫子奔跑的方向，去水草丰美的湖边买了一幢房子居住。果然，我有了惊喜的收获，听到了久违的蛙鸣和虫叫，闻到了花草的芬芳和泥土的气息，看见了天鹅绒般蔚蓝的天空。尤其是每个夜晚都让我感到清新——星空辽阔深邃，月亮来去自由。

　　对栖息地的选择，有人从自由的角度考量，有人则想从当前有毒食品和大气污染的巨大阴影之下逃脱出来。2006年开始，美国摄影家卢卡斯在美国东部的田纳西州拍摄和采访了一群回归自然的人们，这群人因为对城市环境的不信任，而重新选择在荒野中建造居所，在附近的小溪中汲水，在田野里狩猎、种植自己的食物。

　　但这群人仍然使用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无线网络，没有彻底断绝自己与主流社会的联系。他们并不想完全拒绝现代世界，而是选择了一种局部远离的生活形态。这是无奈，还是趋利避害呢？我想，任何契约的达成，无不包含妥协。

　　现代生活没有孤岛，没有人是孤岛，也没有人能够退守孤岛，乡村与城市、独处与群居、宁静与喧嚣，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无疑有着一相情愿的文学色彩。小说中，鲁滨孙被命运抛到了一个孤岛上，虽然心无旁骛，毕竟也是直到第四个年头，才吃上了自己种植的大麦，孤独地生存，并不轻松。然而，海风中摇曳的棕榈树，无人的海岸线，玫瑰色的天边，又无时不在提醒人们生活的另一种美好可能。

　　现实中，月亮不自由，世界也永远处于未建成状态。然而，对于生活的向心力，我们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但绝不应一味顺从。

　　北京四中的自由氛围

　　最具神话特色的中国式教育来自名牌中学而非名牌大学。由于产业化和严进宽出的制度，中国高校如今乏善可陈，而高考制度的相对公正，使得高中，尤其是名牌高中为荣誉而战的尊严感代代延续。在每年的高考季，都会有一份中国中学百强名单在民间流传，这些中学无论地处首都还是小城镇，都集聚了当地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他们聪慧、勤奋、坚韧、专注，取得的成绩也如此巨大。如果说中国的基础教育独具长处的话，那么，这些学校就是代表，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精英教育。

　　出生在四川外公外婆大家族溺爱娇宠的环境中，我小时候是基本靠家教，常常满山跑的野孩子。初中来到北京，进入爷爷奶奶生活的军事大院，经历了从南到北，从野放生长到机械化大规模培养。

　　后来考上了当时只有高中部的四中，我的感觉和别人不一样，没感到有多少竞争威胁，没感到有什么高人一等，也没感到什么雄心大志更进一步，而是觉得，终于找到我想要的自由了。

　　首先，四中的教学非常有效率，老师不会留大量课外作业，而是要求你课内的高度专注。记得我崇拜的数学老师是瞎了一只眼的瘦小老头儿，他是最有武侠效果的一位，常常单手一挥，就在黑板上画出一个比用圆规还圆的图形。他常常是边写题目，就边嚷嚷着：“快说答案，谁知道了谁站起来说。”如果有同学站起来说对了，他也就不讲解了。英语老师语速奇快，一堂课除了讲解新的知识要点之外，有时候要做两三张卷子，他觉得没必要留到课后去做，课后多看点外国电影比较有帮助。连我喜爱的体育课也是高密度的，上来先来个八百米之类的，来例假的女生也必须到场，不许在旁边坐着，要保持轻度运动。

　　语文老师则觉得除了古文课和鲁迅的小说要好好讲解之外，其他很多篇幅也没什么太多值得唠叨的，所以语文课上得最轻松灵活。比如有段时间每堂课要请一个同学来讲自己喜欢的古诗词。记得一位父母离异的女生，上台讲元稹的一系列悼亡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怪来醒后旁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她讲完了好几首之后，加了句结语：“不过，元稹在夫人苇丛死的当年，就跟薛涛在成都同居了，两年后又纳了别的女子做妾。”她说那句话时并无特殊语调表情，我却再也不能忘怀。之后她又是我的北大同学，爱上一位总是穿着长衫布鞋的中文系师兄，每当这对著名情侣走过校园，只有我在心中默念，那是她的元稹吧？

　　作文题目十分宽泛。我自己就常常写诗，写童话，最受欢迎的一篇是纯粹用对话来表现，把班上同学都写成各种虫子，因为吃了不同的书而有不同的语气和说话方式。

　　课堂效率高，课后自由时间就特别多。学校不占用自由时间，只在体育方面有要求。高三时要求同学们三点后必须离开教室去锻炼一个小时。不论男女，必须学会打篮球和游泳才能毕业。学校不开办课后辅导班，同学们也不去参加课外辅导，奥数是真正属于数学天才们的兴趣小组。

　　还有很多供自由挑选的兴趣小组，最有影响的要算学生电视台。电视台节目每天不同，所以工作量相当大，课间常见到有人在采访。有个学生摄影师还学《红高粱》里拍棺材板子的手法，躺在地上拍被四个旗手擎起的旗帜。我当时只参加了生物小组，做了不少无土栽培送到天安门作为装饰盆花。我还参加了《北京青年报》的学通社，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到不同的地方去玩。那时候的学通社，就是一帮不安分的孩子，想有个正式名头去看他们自己无法打开的世界。学通社的大本营在朝阳门内的九爷府，我常常放学后（作业必须在课间赶完）一车从厂桥骑到九爷府，跟着大家四处采访，再一车骑回甘家口的航天大院，到家已经是睡觉时间了。老师们都很支持我的兴趣，发表文章的报纸常常被张贴在报刊栏，或是拿来当堂诵读，连理科老师们都来跟我讨论。

　　四中给学生的自由，还体现在对情感的尊重上。我们班上有两对高中恋人现在已经成为夫妻。当时就有很多人出双入对，没老师在的时候牵个手，只要不影响学习，不在公众场合过分亲密，老师一点儿也不会干涉。一位师兄曾经在老师询问他是不是早恋时回答，没事的，恋着恋着就不早了。记得我因为家远而有一段时间住宿，后来因为不能晚上熬夜看书和写东西而退住了。那时住宿生对冬天六点起来晨跑都唉声叹气，只有一个姑娘总是精神百倍，提前半小时摸黑爬起来把自己梳妆得性感给力，高高的大马尾左一摆右一晃。我问她怎么能那么有动力，她咧着大嘴一笑，说了句：“爱情呗。”原来她每天都会在晨跑的时候远远和另一队中的男友眉目传情，而且晨跑后他们要一起去食堂吃早饭。这个叫肖丹的姑娘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就因为她在还没开灯的幽暗宿舍里让我第一次正式听到那个词，而且是作为她自己的宣言。

　　回想起来，四中在当时作为一个资历比北大还古老的学校，确实有一种成熟宽大的大家风范，对很多小事不会莫名惊诧纠结，也把它的孩子们都当作大人来对待。

　　可以选择真好

　　我在斯坦福大学读一年级时，遇到了一件事，它让我真正懂得了自由的可贵。

　　有一天，我经过宿舍走廊的时候，听到一个女孩正通过电话动情地说着什么。这个女孩我认识，我不希望偷听或介入别人的事情，于是小心翼翼地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她沿着走廊哭着走了过来。

　　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她是喜极而泣。她刚才是在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并跟他做了一次倾心交谈。她告诉父亲自己现在有多么不开心，多么不知所措，告诉他如果自己继续沿着现在这条道路走下去，未来只会一片黑暗，甚至注定会失败。她父亲在听她讲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终于同意她不必非得做医生，她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去当一名律师。

　　我的同学擦掉眼泪，她的压力得到释放，现在几乎要破涕为笑了，她说：“是不是太棒了？”

　　我站在那里，极力想找些安慰和鼓励的话，但满脑子想的只是：“可以选择真好……但这就是选择吗？医生或律师？在所有能够实现的梦想中，你只有两个选择吗？”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我只是点了点头，但它引发了我对许多事情的思考。当然，其中一个是关于选择以及不同的人如何做出选择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选择与优势之间复杂而又矛盾的关系。

　　什么是真正的优势？大多数人只是通过金钱和金钱所能买到的东西来对优势进行定义，认为拥有优势就等同于拥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能够享受华服美食，有一张洁净且冬暖夏凉的大床。这一切虽然美好，但这就是优势的本质吗？我想不是。

　　如果人生由我们打造，如果我们直面挑战去开创自己想要的人生，那么我可以很明确地说，优势的本质是拥有最广泛的选择权。

　　想想那些非洲村民，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政府的腐朽或缺乏教育机会，他们只能通过耕种或放养几头瘦弱的牲口来勉强糊口，终此一生。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显然是如何能让自己和家人吃饱并找到一个住所。但是，经济安全和物质享受并不是这些人唯一被剥夺的东西，他们往往还被剥夺了选择权，这和其他任何东西的缺失一样残酷。

　　这又使我想到了斯坦福大学的那个同学。显然，她很占“优势”，她的家庭很富有，她享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机会。从理论上讲，她几乎拥有无限的选择权。

　　但事实上，她的选择空间受到了家庭偏见的挤压，这种偏见狭隘地定义了什么是“好的”“适当的”“有社会地位的”职业选择。当然，我并不是说成为医生或律师有什么不对，只要这是一个人真正的理想。但对我的同学来说，她的个人理想似乎并未在人生方程式中占据多大比例。家人在她身上强加了一个未来，至少在当时她逆来顺受了。

　　换句话说，一方面她的父母给了她无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剥夺了其中大多数可能性。如果她想成为一名老师或舞蹈演员将会怎样？如果她在无数的可能性当中，挑选了一个不太稳定但很有满足感的职业将会怎样？

　　毫无疑问，这个女孩子的家人是为了她的最佳利益着想，他们希望她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并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希望她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是“正确”的选择，没有必要都得是稳定、舒适或理所当然的选择，其他人帮我们做出的选择通常不能算做选择。如果只是僵化地、被动地接受，那就是对我们所谓的优势的一种浪费。

　　匀速追求梦想的女子

　　那天路过某家陶艺馆，本来，只是进去玩玩的。

　　李老师就坐在馆中一隅，两条麻花辫，一身素净的衣服，套了条宽大的围裙，一裙子的黄泥巴点点，显得她无比瘦小。

　　后来才知道，她也算是半个新人，来馆里才几个月，半打工，半学习，不要薪水，管吃管住就成，顺便看馆。我就跟着她从零学起，没几分钟，我就气急败坏地对她喊：“不行不行，又坏了。”

　　她教我：“静，首先要安静。”

　　于是学她，深呼吸，调整心情，泥巴慢慢在手中活了。

　　中午吃饭，我边洗手，边叫她：“不如一起喝个茶？”

　　她没有拒绝，却带我去了楼上她的“工作室”，也是她栖身的小房间，不足十平方米。

　　真正的陋室，除去一些书籍和必需的生活用品，洁净的房间里简直别无他物。

　　茶是她的朋友从外地寄过来的，香甜醇厚，茶香氤氲，她说，明年我就去武夷山学做茶。我又一次惊讶得合不上嘴。我结结巴巴：“那你靠什么生活呢？”

　　她抬起头看着我说：“生活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啊。”

　　这句话的意思，我花费了半年才明白。

　　一天，某朋友临时来西安游玩，我匆忙赶到机场接机，意外发现此刻本该在外地出差的老公，正和某女子在机场大厅甜蜜相拥。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错愕在当场，我平日里引以为傲的幸福，像一个肥皂泡，经不起指尖轻轻一戳。

　　我只好去了李静家，像一只失魂落魄的狗。那天晚上，她把我包裹在一床毯子中，陪我坐在沙发上。我的眼泪一直流，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偶尔递给我一块热毛巾。这适时的温暖，像一只熨斗，慢慢熨平我满是皱褶的心。

　　晚上，她给半干的陶器绘画上色，我则坐在一边心事纷乱地看书。其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休假的时候，她便邀请我采土做陶。做陶的时候，才觉得慢慢看清楚和靠近李静这样的女人。

　　没有感情缺失的患得患失，没有物质上的渴求。只有陶。真的如她所言，生活可以简单到只剩下几件事。

　　我突然醒悟。我为什么还要纠结于一个已经不爱自己的人呢？

　　我和老公办完离婚手续。辞掉了别人艳羡的工作，用全部积蓄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馆。养了几只捡来的流浪猫，窗户边，种下的绿植，都是李静送我的种子。

　　从小到大，我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每条路，都事先被选择，被安排，我只是顺势流动。但是，李静的出现，让我有了自己的河床。

　　她又去了武夷山。告诉我，这次为了学做砖茶，没有白跑一趟，修成正果啦。

　　一个女子存活于世的安全感，并没有设置的那么多，或者，只需要一点点，就够了。

　　奥修说，不安全就是自由。

　　我想，他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