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篇描写细致的精彩美文
在二战期间,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企图用轰炸机摧毁其军事目标和其他防御设施。眼看就要全军覆灭,有一位名叫施万维奇的昆虫学家也被困在其中。
由于战火的洗礼,军营附近的生物都惨遭伤害,作为昆虫学家的施万维奇很痛心。这天,他看到不远处的树枝上停着一只蝴蝶,那是一只美丽的花蝴蝶,它在阳光下伸展着美丽的翅膀,他向蝴蝶挥了挥手,希望它远离这个危险的环境。但是蝴蝶反复试了几次还是没法起飞。经验丰富的施万维奇看出了其中的隐情:它一定是受伤了。
施万维奇小心翼翼地将蝴蝶从树上抓了下来,带回军营。原来蝴蝶的翅膀受了伤,施万维奇给它上了药,两天后蝴蝶渐渐地康复了。施万维奇依依不舍地将它放回了大自然。
第二天一早,奇迹出现了,施万维奇和他的战友们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门前停满了蝴蝶,花花绿绿的,在阳光下扑闪着美丽的翅膀,分外耀眼。施万维奇激动极了,研究昆虫多年,他还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施万维奇突然灵机一动,如果用这些蝴蝶将军事基地伪装起来,那么德军的飞机不就发现不了他们吗?但是,对于整个军事基地来说,这些蝴蝶还是不够呀。最后,他想出了用黄、红、绿3种颜色涂在军事基地上的方法,将军事基地装扮成了一件大大的迷彩服。因此,德军在飞机上看到的只是一片花草蝴蝶的海洋。尽管德军费尽心机,列宁格勒的军事基地仍安然无恙,为赢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同样的原理,后来人们生产出了迷彩服,大大减少了战斗中的伤亡。因为蝴蝶的翅膀在阳光下时而金黄,时而翠绿,有时还由紫变蓝。科学家通过对蝴蝶色彩的研究,为军事防御带来了极大的裨益。
事后,施万维奇对那次蝴蝶集会的唯一解释是:那只蝴蝶为了报恩,号召同伴利用自己天生伪装的特长来为施万维奇的军事基地作掩护。动物尚且懂得知恩图报,如果每个人都有一颗善心,都懂得投桃报李,如此循环,那么这个世界便是个温情无限的世界。而你平时的每一次不经意的善举,都会给这个社会和我们自己带来巨大的回报。
1
一连三天,那个小女孩跪在繁华的商场前,膝下压着一大张纸,密密地写着家庭困难、无力上学、请求资助一类的话。这样的事早已不新鲜,据说有的失学少女是30多岁女人扮的。我每日经过她跪着的这个地方,但也只是经过而已。我赶着去商场附近的美食乐面包坊。大三的课不忙,我在那里做兼职,每天从18点到22点,1分钟都不可能休息。
我钦佩靠辛勤打拼活着的人,堂堂正正,不卑不亢,我告诉自己也要这样活。我不喜欢被人施舍,也不喜欢施舍他人,我觉得这不关乎所谓的善良或爱心,而是自尊。所以,我除了象征性地给了那女孩10元钱后,从没想过资助她。
北方的四月风依旧凉,路上行人匆匆回家,街道褪尽往日的繁华。女孩手里握着写满字的纸,站在空荡荡的商场前,无比孤单的样子。我不由多看她两眼。她也看我,眼中闪着无助的泪光。一个看起来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我心上泛起微微的疼。忽然,她开口:“姐姐,你能给我买个面包吗?”
2
我给她买了面包,她告诉我她叫于小童,12岁,住在鄂北山区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地方。她说她家原本就穷,她读三年级时,奶奶生病瘫痪在床,爸爸干活的时候从山上摔下来,因为治得不及时,右腿被迫截肢。为筹备医药费,能借到的钱都借了,家里值钱的也都卖了,还是欠了2万多元的债。那时家里吃粮都得靠救济了,哪还有钱让她上学呢,她就辍学了,帮妈妈做事。
她说她一直想重新读书,后来听说有的孩子被大人领到城里,能赚很多钱,有人还能帮家里盖新房,她动了心,给家里留了字条就偷偷跟别的大人出来了。她说:“我没想讨很多,只要讨够让我上学的钱就行。”
我问她:“你觉得靠这种方法能有重新回去读书的一天吗?”她的跟神黯淡了,摇头:“讨来的钱每天必须全部交给带我出来的大人,她们说替我寄回家里,但我没看见他们寄过。”
关于黑心成人利用伤残和失学儿童进行乞讨的内幕,各种媒体都有曝光。于小童如果继续每日跪在街头乞讨,那么她想重新读书的梦想,或许就只能是梦想了,她的前途也将渺茫成一片空白。
我心一热,给了她300元钱,买张车票,把她送上返回的列车,并且应她的再三要求,很勉强地给了她一张我的照片——我随便从钱夹里找到的一张登记照。但我没想长期资助她,一方面我没这能力;另一方面,我不十分相信她说的话。我一直觉得,老弱病残,灾难不断,只有故事里才有。
3
从未想过与于小童再有联系。1个月以后,一封感谢信从鄂北山区飞来,飞成校报的头条。彩色大标题:把爱送给山区孩子的大学生!旁边配有我的照片——那张登记照。我很恼火,她这样给我贴上爱心的标签,再闹到尽人皆知,想达到让我不得不继续资助的目的吗?不曾想,小小的孩子竟如此狡诈!或者狡诈的是大人。我很气愤,给她回信告诉她,我的学费也需要自己千辛万苦打工赚取,没有多余的钱资助她,让她以后不要再与我联系。
把信扔进邮筒的一刹那,我就后悔了——于小童只是感谢,并未写其它,或者她真的只是感谢,不曾想学校会拿此事炒作。我又何必回一封如此冰冷的信呢?可想到把信取出来,似乎又觉得没必要。
信还是邮走了。我心底盼于小童回信,她的辩解、她的诉苦、她的求助,都是让我良心平静的东西。
日历一页一页向后翻,于小童音信全无。夏天了,街上随处可见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快快乐乐的,咬着冰淇淋在报摊前翻漫画书。我想到于小童,她重新回到梦想的学校了吗?她家里真像她说的那么困苦吗?她家里的情况好转了吗?
午夜辗转难眠,我心生愧疚,我想起那个春雨的黄昏,她泪光闪闪的眼睛,楚楚可怜地望着我,那样一个脆弱的小女孩,我的信是否伤到她的心?
我毕业论文的选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矛盾》。这种选题如果仅靠从图书馆查资料来完成,想不脱离实际是不可能的。我决定暑假去鄂北山区于小童的家乡,一方面为我的选题寻找真实素材;另一方面,看望于小童,顺便检视一下她的家是否与她说的一致。
4
公共汽车停在一个小镇上,不再向前走,前面是崇山峻岭。而这里,离于小童的家还有40里。乡下出租车司机一听去那里,全摇头,说跑一趟赚的钱都不够修车——路太难走了。好说歹说,才有一个司机肯去,条件是我加一半的钱。
将近黄昏时,到了于小童居住的山坳。于小童的家比她说的还要穷:破旧的泥草屋,屋内空空如也,只有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上面用红油漆写着某地捐助字样。全家四口人,只有她和妈妈身体健全。过度的劳累在她妈妈脸上碾出重重的痕迹,是沧桑。看见我的刹那,沧桑的脸上对我展露的,却是我在城市从未见过的最纯粹的笑容。得知我的身份后,他们简直把我当恩人一样对待。想到对他们的怀疑,曾经对于小童的气愤,我隐隐脸红。
第二日早晨,一起床便闻见扑鼻的香味。他们把唯一的一只鸡杀了。于小童妈妈说:“这鸡,整日叫,吵死人,一直都要杀的。”可我记得,于小童以前曾对我说,家里的日用品,都是靠鸡生的蛋卖钱换来的。他们的一只鸡相当于我们的一份兼职,为了招待偶施小惠的一个人,牺牲掉财源,不知我们谁会做到?
我打了个喷嚏,她妈妈把她最好的衣服找出来给我披上。我使劲忍住,没让眼泪掉下来,我没告诉他们,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他们各自建立新的家庭,各自有了新的孩子。我上高中后就独立生活了,偶尔例行公事地去看他们,他们对我像对客人,生疏而客气。我从未想到,会在陌生的家庭,得到真挚的温暖。他们也给了我善良淳朴的最好诠释,让我明白“好人好梦”这个道理。
而我却一度轻视他们,认为他们试图不劳而获,骗取别人的同情和金钱。看到他们所处的环境后,我知道我错了。这里,最好的建筑是半山的希望小学。政府给孩子们免学费,还是有很多人念不起。交通不便,土地有限,物产稀少,是这里孩子读书的宿敌。
我想,家里穷,读不起书,不是孩子的错,如果我们有能力帮,却不帮,是我们的错。
5
我告别于小童一家时,怎么都找不到于小童。我看看表,说不等她了。我刚要走,一个小孩跑来报信:“于小童挂在半山的树枝上了。”
我们急匆匆跟那个孩子跑到山上。离山顶很近的陡坡上长着几颗果树,零星地结着几个野果子,于小童挂在中间的一棵树上。她恐惧地大喊大叫,树枝被她压得摇晃着。虽然这不是悬崖,可也非常陡峭,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大家的脸都吓白了,她爸爸让她妈妈赶紧找绳子和喊人。很快来了很多人帮忙。大家把绳子一端绑在石头上,另一端抛下去,一个攀山好手顺着绳子滑到于小童身边,把她拉了上来。
我气坏了,觉得这孩子看起来像个小大人,却这样不懂事。我问她:“你说,为这几个野果子让父母为你担惊受怕,让大家为你兴师动众,你不觉得惭愧吗?”于小童受惊地看我一眼,从兜里拿出野果子递过来:“姐姐,我摘野果子是给你坐车的时候吃的。”我顿时说不出话来。半晌,我轻轻牵起于小童的手,摘下我的腕表,戴在她的手腕上。我知道她昨天夜里,曾偷偷抚摸我放在枕边的这块卡通表。
列车奔驰,我的手似乎还留有于小童的余温。很暖、很柔、很细致。我感觉到血液里增加着新的成分,温暖,爱,帮助。
是的,我会坚持资助于小童的学业,到高中,甚至大学。虽然目前我也只是个学生。因为爱,所以有力;因为爱,所以温暖。
拉萨盲童学校,校长旺堆给我们讲的一番话,击中我的心。
旺堆是一个二十来岁的藏族年轻人,瘦瘦小小的,讲起话来从容不迫。有意思的是,他是用英语讲话,而且非常流利。
旺堆大致是这样讲的:“刚开始学校只有六个孩子,现在有四十二个。盲人和普通人没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孩子不能看到黑板。学生从这里毕业后,过着很好的生活。盲人也是可以独立的,也可以完成自己的生活。盲人也能感受到美,有自己的审美。我们不需要可怜,而是尊重。”
我们去另外一个教室时,看到一个男孩。教室里有一群男孩,我一眼就看到了他。
那个小孩特别瘦弱,很安静,关键是他长得特别像我。后来老师告诉我,他叫扎西赤美,十一岁。我儿子才九岁,他还没有我儿子高。
他不是全盲的,是严重的弱视。但他的眼睛很亮,看我的时候眼神老是幽幽的。自从成为父亲以后,我对小朋友有一种莫名的情怀,总想抱抱他们。扎西赤美有一点跟我儿子特别像。
我一抱着他,就舍不得撒手了。那一刻我有一种冲动,想把他带回北京。但是那么多个小朋友,我觉得太不公平了,其他小朋友会怎么看?我一直抱着他,其他小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很难过。但那一刻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私心。
我亲他的脸蛋,一开始他不让我亲,很害羞。但时间久了,他开始跟我玩,用小手拍我张开的手掌。
这一刻,我想起了我的儿子。
九年前,他来到这个世界。我还没有准备好。在我重庆的家里,当我妈抱着那个小肉坨坨的东西在我面前晃的时候,我的脑子是蒙的、空的。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要伸手接还是怎样。
那时候我就抱着他,不喜也不悲,也不感动,也不觉得责任,什么都没有。从刚开始觉得蒙了一下,到若无其事地抱着觉得跟我毫不相干,但是心里已经开始担心他冷了。把他的小脚拿起来,放在我嘴里面。那小孩就蹬我,小脚就在我嘴里动,我终于知道,他跟我开始有关系了。
我儿子也会问,他的妈妈究竟是谁,在哪里。我就跟他说,有一天你会知道妈妈是谁。我并不是对他撒谎,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对他的关心与爱是百分之百的。就好像我从小虽然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但我从小享受了我妈妈对我百分之百的爱。有可能别人说,爸爸一半,妈妈一半,但人生就是这样的,发生了你就接受吧。就好像我也没有预计好,我妈妈和爸爸就离婚了,我也没有预计好我就出名了,我也没有预计好,儿子就来了。
然后我接受,我学会面对,就像“行走的力量”一再强调的:我要面对现在拥有的生活。因为一切存在的都是有价值的。
离开盲童学校,趴在车扶手的'栏杆上。我在想,我在西藏盲童学校里抱的那个男孩,我非常喜欢他,离开的时候特别舍不得。当我往外走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失落的心情。
后来我同事告诉我,我走出学校的巷子以后,他偷偷地一个人跑出来送我,在墙壁边站了很久。有人给了他短暂的温暖,然后又消失了。对他们而言,是不是也是一种伤害?
10月底,为了给《画皮Ⅱ》补拍镜头,我再次去了西藏。路过拉萨的时候我在想,我要不要去盲童学校看那个男孩,最终我没有去。一个是去了我会很难过,第二个我在想,会不会因为给了他希望反而带给他伤害。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有一天,我跟他坦然面对,让他接受他现在的生活。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希望泯灭令自己很难过的时刻,但我觉得一个男孩子必须要面对这一刻。只有面对,他才会强大。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接受既定的现实。
有人说,盲童学校的孩子有点像孤儿,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何尝不是孤儿呢?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或多或少的顺利与不顺利,但实际上,人生的好与不好,都是值得珍惜的感受。
我们唯有坦然面对并且乐观和感恩地往前走,才能融入存在之中。
她是一位90后女孩,父亲的早逝,让她没有条件做骄奢的小公主。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初中毕业后,她就背起行囊,到城里打工。
那时她不满18岁,没技术没文凭,只能在一家路边小吃摊做服务员。摊点不远处,是一家艺术学校,每天清晨,都有背着画板的学生,踩着和煦的阳光,一脸喜悦地奔向艺术的殿堂。
她常常手里端着盘子,目光却紧随着这些学生的身影,久久回不过神来。
学校的老师偶尔会来光顾小吃摊。有一次,几个老师一边在摊上吃早点一边闲聊,说到学校还差一个清洁工的事情。这时,一直在旁边默默洗碗的她忽然站起来,走到老师们面前,搓着手,红着脸,怯怯地问:“我去行吗?”
就这样,她成了艺术学校的清洁工,月薪800元,除去生活费,所剩无几,她却高兴得几夜没睡好。
从此,学校的老师们就经常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情景:这个小清洁工会一边拿着扫帚扫地,一边竖起耳朵偷听教室里的动静,巴掌大的地方,一扫就是一堂课。等大家都下课了,她又把扫帚舞得很欢,很快就把其他地方扫得干干净净。这个小清洁工还会捡同学们丢弃在地上的废画纸,不过,她没有扔进垃圾筒里,而是用橡皮把它们一点点擦干净,下班后躲在寝室里偷偷在上面涂鸦。
这些事情传到校长耳朵里,校长决定换个清洁工,学校的卫生必须保证啊。她听说后,扔下扫帚,跑到校长办公室,红着脸,却信誓旦旦地说:“我可以不要工资,只要让我留下来就行,放心吧,我一定会把清洁工作做好!”
校长最终留下了她,800元的月薪也照付不误。她成了这所学校的“编外学生”,白天挥舞着扫帚拼命工作,将汗珠洒在校园的角角落落;放学后,学生都离开了,她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将所有的梦想倾注在画笔上。
画画的开支是一个月收入800元的打工妹所无法承担的。为了买笔墨纸张,她把别人扔的饮料瓶,都当宝贝捡回来,拿到废品收购站,换回一大堆绘画用品。
一天24小时被她分割成了四段:8小时工作兼捡破烂,5小时睡觉,11小时画画,她瘦小的身影成为校园里最忙碌的风景。
虽然没有绘画功底,她的画还是慢慢引起了学校老师的注意,干练的画风,大胆的用笔,不比任何一个专业学生差。老师们不再认为这个小清洁工是“瞎忙活”,他们开始免费为她提供一些指导,这让她的画,如遇到春风的小草,快速茁壮地成长。
她不再满足于业余画画,她想参加艺术类高考,到更广阔的舞台上,尽情挥洒手中的笔墨。
文化课成为她的硬伤,一个初中毕业的女孩,怎么可能在高考中拿到高分呢?连母亲都劝她放弃,她却拾起高中课本,像一块浸入水中的海绵,拼命汲取着营养。
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小清洁工的梦想实在太像白日梦,她却在嘲笑和不解中,交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答卷,她以556分的高分,成功通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专业课考试,在一群经过专业培训的学生中,名列203名。她工作的学校,每年只有五六名学生考上清华,而她,一个小小的清洁工,成为其中的一员。
这个女孩有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邓轩,但她用自己的努力,一步步靠近梦想,让人生变得不再普通。
梦是蝴蝶的翅膀,无论多么弱小的蝴蝶,只要不停地扇动翅膀,终能飞越沧海;无论多么卑微的人生,只要有梦想支撑,就会拥有一片明朗的天空。
那个春天,她看到所有的枝头都开满了同样的花朵:微笑。
大院里的人们热情地和她打着招呼,问她有没有好听的故事,有没有好听的歌谣,她回报给人们灿烂的笑脸,忘却了自己瘸着的腿,感觉到自己快乐的心,仿佛要飞起来。
她感觉自己好像刚刚降临到这个世界,一切都那么新鲜。流动着的空气,慢慢飘散的白云,耀眼的阳光,和善的脸。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姐姐变戏法一样给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美丽世界。
她和姐姐是孪生姐妹,长得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她是个瘸子。她怨恨上帝的不公平,怨恨一切,碗、杯子、花盆,所有她能接触到的东西都会是她的出气筒,她的世界越来越窄小,小得容不下任何一双关爱的眼神。
由于天生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如果这张脸不美也就罢了,上帝还偏偏让她生了如花的容颜。这两根丑陋的枝条怎么也无法配得上那朵娇艳的花朵,她总是这样评价她的双腿和她的脸,少女敏感的心让她很少走出屋子,更不敢来到大院,每天躲在家里。一个怕见人的孩子,惊恐地张望着外面的世界。
她给自己留了一扇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事物。看到健康的人,看到那些笔直的腿,看到那些漂亮的衣服,看到那些蹦蹦跳跳的快乐的身影,它们让她的悲伤更加浓烈,无法自拔。
生日的时候,仅仅比她大几分钟的姐姐送给她一件礼物—一个会跳舞的洋娃娃。她当时就把它扔到了一边,歇斯底里地喊:“明知道我是个瘸子,还送给我这个能跳舞的东西,你是不是故意刺激我啊!”眼泪在姐姐的眼眶里打转,可姐姐却在不停地安慰她。她知道,姐姐很无辜。
她死活不肯去学校上学,父母只好节衣缩食,为她请了家教。学习的内容和学校里的课程同步。由于她的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每次和姐姐做相同的试卷,她都会比姐姐高出几分。每次考完,父母都会夸奖她一番,相反会责怪姐姐在学校里不好好用功,总是贪玩。这让她心里很平衡,下决心要好好学习,一定要用广博的知识来弥补自己身体的缺陷。
那个夏天,妈妈为她买了一套漂亮的粉色套裙。她偷偷地穿上,感觉自己像一只翩翩欲飞的蝴蝶,只是不敢走动,生怕自己的丑陋显露无遗。她喜欢她的粉色套裙,爱极了那种灿烂的颜色,只是,她依旧悲伤,哀叹自己是断了翅膀的蝴蝶。
她每天待在屋子里,对着镜子,悲伤地望着镜子中那只一动不动的蝴蝶。她用冷漠把自己制作成了标本。
由于身体虚弱,每天中午她都必须补上一觉。可是最近,她总觉得睡不踏实,总有一种似梦非梦,恍恍惚惚的感觉。
那天中午,她在恍惚中听到有人蹑手蹑脚地走进来,蒙中她看到姐姐,偷偷拿走了她的粉色套裙。她很生气,但又觉得好奇,想知道姐姐到底要做什么,便假装发出鼾声。
透过窗子,她看见姐姐穿起她的粉色套裙来到大院。她尽力压制着心中的妒火,想看看姐姐到底在耍什么把戏。姐姐热情地和每个人打着招呼,让她惊讶的是,姐姐竟然学着她一瘸一拐的样子走路,简直惟妙惟肖,让她感觉到那个人就是她自己。而她自己心里清清楚楚,她是没有勇气走到大院去的。
一连很多天,姐姐都会在中午趁她午睡的时候,来偷穿她的衣服。
有好几次,她想揭穿她,但最后都强忍下去了。人都是爱美的,姐姐也不例外,况且姐姐的舞跳得那么好,应该有件好衣服来配,只是她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姐姐不好好走路,偏偏要学她的样子一瘸一拐的呢?
每天中午,她都会透过窗子,看着姐姐一边帮奶奶们擦玻璃一边唱着动听的歌谣,一边帮阿姨们洗菜一边讲着她听来的笑话,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她不得不承认,姐姐才是真正的蝴蝶啊,姐姐让这个沉寂的大院春意盎然。
对于这一切,她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忽然有一天,姐姐对她说要带她到大院去走走。其实她的心一直是渴望出去的,像小鹿对于山林的渴望。她犹豫不决,姐姐却执拗得很,帮她穿上粉色的套裙,硬是架着她走出了房门。
那是个多好的春天啊!
她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满眼都是绚烂的颜色。人们对她微笑,把好吃的、好玩的都争着抢着给她,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她那么好,没有一点儿排斥和嘲弄,没有一点儿让人难堪的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微笑,让人心旷神怡的微笑。
人们都说,有一个穿着粉色套裙、扎着两个小辫的活泼快乐的残疾小姑娘,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欢乐,她是这里的天使。尽管她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左右摇晃,姿态滑稽而夸张,但所有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使的舞蹈。
后来她知道了,姐姐学她的样子,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接受她,姐姐只想让她走出那个晦暗发霉的屋子。大家都把姐姐当成了她。
后来她知道了,那件粉色套裙是父母给姐姐买的,准备让姐姐穿着去省里参加舞蹈大赛。可是姐姐说,让妹妹穿吧,到时候管妹妹借就行了。
后来她还知道了,每一次她们同时做试卷的时候,姐姐总是故意做错几道题,总是让她的分数比姐姐高,姐姐说那样妹妹会高兴。
“人们只当那个天使是我,其实不是,天使只是穿了我的衣服。”她噙着泪,在日记里写道,“感谢上帝,赐给一个天使来做我的姐姐。她让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幸福,是她给了我拥抱阳光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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