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时间写景美文

看得见的时间写景美文

　　在旧时乡村缺乏钟表的年代，看时间一般是抬起头，将手搭起，做成一个微型遮阳棚，搭在眼眶上，看太阳。有时阳光凶狠得像一根根尖锐的钢针，刺进眼睛里，人不由得不赶紧将眼睛一闭。凭着多年的经验，这是午时。肚子里有些墨水的人，知道此时是古人对死刑犯问斩的时刻。而对我祖母来说，该放下手头的杂活，去做午饭了，田里人待会就要回来填肚子了。而没有太阳的日子，那就有些抓瞎了，搞不清此时是何时了，只好胡乱按照自己没有谱的判断来安排一天的活路，这样往往就会出错。有人会因为中午回家吃饭，有些困了，稍事歇息一下，然后再出门，以为还可以再干个大半天，殊不知才干了不大一会儿，夜幕就垂了下来。

　　每天的日子悄然流逝。一天中的每一个时刻，我祖母都有自己的办法来判定。那是她积了数十年时光的经验，估计没人能够学得到。话又说回来，就是学得到，也没人会学。有些人家里有一个小闹钟，有些人甚至还有一只上海牌手表，哪怕这些都没有，那时候还有生产队的大喇叭，电台里时常会发出那几声嘟嘟嘟的报时声据说，还有人会通过屋顶上的亮瓦透进来的亮光准确地判定时间——这些，都会让人时刻掌握到时间的进度。就算这些都没有，劳作中劳累的程度、肚子里的辘辘饥肠响声的强弱，也会提醒人——午饭的时候到了。

　　一天的各个时刻，祖母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来判定；一年里各个季节的变换，她也可以根据物候的变化来准确判断。但是，有一点，祖母无法做到，那就是她不能根据经验，也不能根据物候的变化，来判定某一天是哪一天。除非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临近，比如春节、清明节、二月社等等这些节日，她就会每日留意，扳着指头进行倒计时：今天是初十了，离某某节还有多少多少天。万一哪天她忘记倒计时了，那就麻烦了，那日子就会紊乱，让她慌乱起来，似乎生怕她忘记了时间，那节日就不会来临似的。

　　那时，不识字的祖母，就会将求助的眼光，投向挂在墙上的日历。

　　那时候，我家跟村上大多数人家一样，唯一能够表示时间（准确地说，应该是标注日子）的物件，就是被挂在墙上某处显眼地方的日历本了。

　　那日历本一般有巴掌大，也可以有现在A4纸的一半那么大——这种版本的日历本是那个时代的高大上，比较殷实的人家才会买，而一般人家都只会选择最小版本的，比如我家。最小版本也不会像目下的那些迷你书，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那些蚂蚁般大的字。那时印制出版日历的人很讲诚信，最小的日历本挂在墙上，十步开外也能清晰得看到那醒目的数字。当然，更多的信息，比如今天是星期几、农历是初几、是什么节日等等，那些字就很小了，必得到近处才能看清。那日历本大多都被一根长钉子直接钉在厅堂的泥墙上，讲究的会想方设法找来一块彩色硬纸片，先将日历本固定在上面，再将硬纸片钉到墙上，这样要好看得多。

　　我家的日历本一般都是巴掌般大，直接就钉在泥墙上。一般都是临近公历新年，也就是元旦，我母亲到分界街上的供销社买回来的。在桂中农村，人们将元旦和春节分别叫做“新年”和“老年”。大多数人都认为“新年”是城里人和干部们的专有节日，跟自己无关。硬是要找到这个日子跟自己有关的，无非就那么一点：要买新的日历本了。因此，临近元旦，卖日历的供销社的柜台就有些拥挤，那些大小不一、样式不同的日历本让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农妇们眼花缭乱，她们根本拿不定主意该买哪一种。在供销社那高傲的售货员不耐烦地催促中，她们终于在犹犹豫豫中掏出油油腻腻的三五毛钱，不甘地递给售货员，然后将玻璃柜台上售货员扔过来的那本最便宜的日历本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小心地收进赶街专用的竹篮里。

　　那日历本虽然只有巴掌大，但那厚度却有一块砖头那么厚。那时的我们，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厚的纸本。最厚的，恐怕就是那本红皮面的《毛主席语录》了。但那语录最厚也就只有我们巴掌的厚度，再厚的，就非这本日历本莫属了。

　　这本新的日历本，封面自然是一些红色的文字和图案，这对我们意义不大，纯粹就是浪费了一张好端端的纸。但这张纸也是必需的。因为一般新日历买回来，还没到新的一年，这张“废纸”将新的一年的日子暂时挡住了。如果没有这张“废纸”，开宗明义第一页就是日期，那我们可能就会弄不清今夕何夕。

　　其实这张封面对我另有一番意义，它对我起到某种心理暗示。新的日历本挂上墙后，我每天看着它，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隐隐的期待。那封面的红色有一点喜庆，更有一点神秘，它就像演出前的红色大幕，遮掩着后面很多精彩的东西。我每日数十次地望着它，有时还将手触摸着它，期待着它的打开，甚至用拇指和食指拈住它，生生要将它一把撕掉但最后还是只能不甘地将它掀起，查看它背后的秘密。

　　其实背后并没有秘密，我们知道这张封面的后面，就是一个大大的“1”字，这字是红色的，因为这天是节日，凡是节日，都印的是红色。那大红的“1”字很醒目，摸过去，有一种凸出来的感觉。

　　不甘地放下后，我侧头看了一下旁边的老日历。那日历很薄了，只有寥寥几张，勉为其难地贴在墙上，就像冬天树上残存的几片黄叶，摇摇晃晃的，风一吹，似乎瞬间就会凋落。这种感觉突然间袭上心头，我就涌上一阵莫名的惆怅。

　　我的祖母每天早上起来，必然习惯性地先看日历，将一张日历撕掉，看着刚刚露面的那个陌生的数字，然后掐指算算今日是哪一日。那张撕掉的日历她会将它跟原先的攒到一起，塞到作为床垫的稻草的下面。她不一定觉得它们会有用，她或许是受到我那识文断字、已故去多年的祖父的影响，潜意识里有“敬惜字纸”的观念。凡是有字的纸张，她都很珍惜。也许，她将每一张撕下的日历积攒，也会觉得，她积攒了很多的日子？

　　我不知道祖母看着那厚厚的日历本是什么感觉。但对于我来说，这本日历本却给一个乡村少年很多的触动。那时我跟同龄人一样，懵懂无知，但却有一点异于同龄人，那就是天生具有某种敏感气质，一些物事本是平常，在我眼里有时却是某种触媒，撩动我心的深处某些莫名其妙、无法明确指出、没有办法捉摸、说不清理还乱的某种思绪来。面对大家熟视无睹的日历本，我却敏感有加，种种思绪像是傍晚缭乱风中的炊烟，袅袅升起却四处乱飘，看得见却捉不住。

　　新的日历本刚买回来，放在厅堂的桌子上。我将它捧起，不断地掂量着，慢慢体会手中那种沉甸甸的感觉，那纸单张薄弱柔软，一张张摞起来，将它们紧紧钉在一起却坚硬无比，用手触摸那些边缘，竟隐隐有割手的错觉；将它凑近鼻子，好闻的油墨香味慢慢沁入鼻腔，这让我想起了刚读小学第一次拿到课本时闻到的那种香味，它们两者是何其相似啊。

　　关键是，那种沉甸甸的厚实感，让我有了某种踏实的感觉，似乎日子都是这么坚实和淡定。那时候，父母们每天为我们的温饱操劳，一年到头的忙碌奔波和锅碗里的稀薄不成正比，让我们心头忐忑，老是觉得自己的日子就像挑在柔弱的母亲肩上的那对木水桶，老是咣当咣当地晃荡着，哪里会有踏实的日子。

　　新日历本开始使用后，初始，那踏实感依然在，因为那日历本还厚着呢。这种感觉，就像当年我们面对时光时，因为知道自己还很青涩、很稚嫩，只盼着时光快点溜走，让自己快点长大。时光那么充裕，简直就是太多了，心里哪里会有什么“珍惜”的感觉？

　　可有时候，日历本还是让我感到有点压力。比如过了两个月、三个月，再去看日历，发觉它还是那么厚。但手一摸过去，原先的那种厚实感就很可疑了，撕去了几十页，装订线上剩下的纸头参差着，看起来那参差的纸头也有相当的厚度了。这种明显的消减让我不由得有些紧张。

　　但这种紧张感很快就被那尚还显得厚实的日历给消解了，小孩儿的忘性让那些紧张感一会儿就烟消云散了。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让我们老是觉得日子艰难，老在想，快点快点啊。似乎日子就是我们每天去野地里放牧的那头大水牛，用鞭子一甩，它就会走得快一些似的。

　　大水牛是如此笨拙。它的四只大蹄子迈在大地上，慢悠悠的，似乎半天走不出半步。这样的速度给了我们某种错觉，因此，我们就将心放到路上一些有趣的物事上。

　　但日子其实是不用我们催促的。当我们投身在五荒六月的日子里，尽力将裤带勒紧的时候，那日历本不知不觉地就变得薄了。当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以半空的肚子、单薄的衣着，以青春年少的躯体、天生的炽热，去忍受抵抗北风的寒冷的时候，才猛然发觉，墙上的日历本已经悄然变得只剩薄薄的几张了。

　　一种突如其来的紧张感袭来，让人疑惑那日历本是不是让谁给乱扯掉了。我们都将怀疑的目光投向祖母但顷刻间，我们就都觉出了自己的`无理。可不是么，日子就是这样来到了日历上的今天．哪怕祖母没有将那些过期的日历扯掉．日子依然会走到今天。

　　父亲和母亲望着那薄薄的日历，忧郁地对望了一眼。我们知道父母的艰难，但我们无法体会他们此刻的心情。一阵风吹来，那几张日历被吹得哗啦啦地乱舞——后来我猜想，那张牙舞爪的日历，在父母的眼里，一定是一帮催命鬼，催促着奔忙了将近一年依然两手空空的父母想办法“屙”出几张钞票来，以迎接那更加催命的年节的到来

　　这时候，我们就觉出了日子的紧迫了。

　　但当父亲将一本崭新的日历本挂到旧日历本旁边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种紧迫感就悄然消失了。因为，当我们故意忽略旧日历，而将所有的热情都投放到新日历上，新日历那厚实而新鲜的感觉让我们感到了空前的充实，转而盼着那日历快点撕掉好些张，让那几张紧连在在一起代表年节的红色日历快点呈现出来——那是贫困的乡村少年一年之中的最大期盼。在那几个红色的日子里，我们的口腹之欲会得到空前的满足。

　　不知不觉间，那几个能让我们满足口腹之欲的红色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日子又开始了它庸常的行程。墙上的日历一张一张地被祖母撕了下来。偶尔有一天她忘记了，便会问我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待我们回答之后，她就小心翼翼地将旧的日历撕掉，然后再仔细地看着那张当天的日历，之后才走进她的房间，掀起床上的稻草垫子，将那几张刚撕下的日历小心地塞了进去

　　日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在日历一张一张地撕落的过程中，父亲母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时还需要披星戴月，含辛茹苦地养育着我们一大群兄弟姐妹，完全没有心思去看那墙上的日历。只有当某个需要他们必须从本就羞涩的口袋里多抠出几张钞票来应付的日子快到来时，他们才关注那本日历。哦，离某日子还有多少天，离某某日子还有多少多少天，倒计时似的。那种紧张感从他们看似平淡的话语中透了出来，让我们也跟着心里紧张起来。

　　只有祖母一个人对那日历十分重视。我们那时正是处于没心没肺的年月，完全没有也无暇去体会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的心思。但我注意到，她每天打日历本前面走过时，再忙都要看上一眼，好像多看上一眼那日历，她的日子就会多上一天似的。

　　但祖母的日子就像一本日历，撕完了就没有了。不知道撕去了多少本墙上的日历之后，祖母自己的那本日历，最终被日子一页一页地慢慢撕薄，最后终于在1982年的某一天被完全撕掉了。

　　在清理祖母的房间时，我们从她的席子底下，清出了一摞又一摞撕下来的日历。我们将那些日历一张一张小心地收拾好，找一个地方，将它们烧了。看着袅袅清烟带着被烧得卷曲的纸灰飞上蓝天，我们感到了那些失效了的日历的内在力量。

　　路旁的油桐叶沙沙作响，那阔大的叶子似乎在向我们招手。落在地上的，还有厚厚的枯叶。这些落叶，今年落的，去年落的，还有多年前落的，一层一层地，都叠在一起，任由风吹日晒，在悠长的岁月里慢慢地腐化，成为一棵棵油桐树或其他树以及众多野草们丰富的养料。这些养料，日积月累，一直在滋养着这片滋养了它们的大地。而祖母累积的那些日历，以及附着在日历上的那些辛劳，那些汗水，那些希冀，那些梦想，其实也像这些落叶一样。它们丰富而营养，让我们这些子子孙孙，得以生生不息地尽享它们绵延不绝的恩泽。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日历。至于怎么撕掉它，是每一个人穷其一生之后才会揭晓的答案。可惜，到那时，揭晓的是什么，怕是自己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