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嘉兴人口数量最新统计,总人口及常住人口多少人

2022年最新的嘉兴人口统计数据暂未发布，下面是2020年公布的数据，可供参考！2020年嘉兴市常住人口达540.09万人，比2010年“六普”时增加89.92万人，增长20.0%，年均增长1.84%。

一、外来人口规模与区域分布情况

（一）外来人口持续快速增长。

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嘉兴市常住人口达540.09万人，比2010年“六普”时增加89.92万人，增长20.0%，年均增长1.84%。其中，外来人口193.75万人（不含港澳台居民），相当于本地人口的55.9%，比2010年增加71.34万人，相当于全部增量的79.3%，增长58.3%，高于全市常住人口增速38.3个百分点，高于嘉兴本地人口增速52.6个百分点，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27.2%提高到2020年到35.9%，提升了8.7个百分点。

从外来人口的户籍所在地看，省外户籍的外来人口增量大，省内其他市户籍的外来人口增速快。2020年，省外外来人口共计172.4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1.9%，占全部外来人口的89.0%，比2010年增加60.08万人，占外来人口增量的84.2%，增长53.5%，高于全市常住人口增速33.5个百分点，低于外来人口增速4.8个百分点。省内其他市的外来人口共计21.3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9%，占全部外来人口的11.0%，比2010年增加11.26万人，增长1.1倍，分别高于全市常住人口增速、外来人口增速和省外外来人口增速的91.8个、53.5个和58.3个百分点。

（二）外来人口区域分布明显。

分地区看，海宁、桐乡两地外来人口占比近4成。从嘉兴外来人口县（市、区）分布看，2020年，海宁市的外来人口41.14万人，占全市外来人口总量的21.2%；其次是桐乡（35.93万人），占比18.5%，海宁和桐乡两地的外来人口总量达77.07万人，占比近4成（39.7%）。南湖的外来人口有30.34万人，占比超15%，达15.5%。海盐县的外来人口最少，为11.04万人，占比5.7%。

分居住地城乡属性看，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城镇区域。2020年，嘉兴市193.75万外来人口中154.74万居住在城镇区域，占比达79.9%，而本地人口这一比重仅为66.6%。省内市外的外来人口居住在城镇的比例要高于省外外来人口。2020年，21.32万省内市外的外来人口中18.73万居住在城镇区域，比重高达87.9%，高于省外外来人口这一比重（78.9%）9.0个百分点。

二、外来人口主要来源与年龄性别结构特征

（一）省外户籍外来人口来源地较为集中。

2020年嘉兴省外户籍外来人口172.43万人，户籍地包含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省外户籍外来人口来源地集中度仍保持较高水平。安徽省超30万人，达33.16万，继续保持自2010年取代四川成为嘉兴外来人口第一来源省地位；河南和四川两省超20万，分别为28.90万和25.07万人；贵州、云南和江西三省超10万人，分别为15.58万、13.65万和10.43万人；江苏、重庆和湖南三省市超5万人，分别为7.88万、7.54万和6.05万人。山东省户籍的外来人口4.11万人，取代湖北，成为嘉兴外来人口第十大来源省。

嘉兴外来人口前十大来源省中，除山东省外，其他省份与“六普”相比没有变化，数量位次略有变动。前十大来源省的人口数均有所增长，其中河南和贵州近10年的年均增长为7.1%，在十大流入省份中最高，占全部省外外来人口的比重为16.8%和9.0%，分别比2010年提高3.8个和2.0个百分点。云南省占比提升1.0个百分点，安徽和江西占比保持不变，其他省市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嘉兴前十大来源省的外来人口合计152.37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加52.10万人，同比增长52.0%，年均增长4.3%，比全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高出2.5个百分点，占全部省外外来人口的88.4%，比2010年下降0.8个百分点。

（二）外来人口以青壮年为主，男女性别占比差异明显。

外来人口不仅数量快速增长，而且年龄构成也悄然变化。2010年以来，嘉兴外来人口以青壮年为主的格局没有变，但占比有所下降，少儿人口占比有所下降，老年人口比重有所提升。

2020年，嘉兴外来人口中15―59岁为168.15万人，比2010年“六普”时净增60.55万人，增长56.3%，年均增长4.6%，略低于外来人口年均增幅0.1个百分点；占外来人口总量的86.8%，较2010年回落了1.1百分点；0-14岁少儿人口18.07万人，年均增长3.4%，低于外来人口年均增幅1.3个百分点，占外来人口总量的9.3%，较2010年回落略1.3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速明显快于青壮年人口，年均增长率达14.9%，高于外来人口年均增幅的10.2个百分点,占外来人口的比重为3.9%，比2010年提高2.4个百分点，主要是与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举家迁移有关。

外来人口中男性人数远多于女性人数，这与男性外出就业机会高于女性的规律较一致。受产业结构影响，2010年，嘉兴市外来人口性别比已达114.0，2020年更是达到137.4，特别是青壮年外来人口性别比由2010年时的112.7提高到2020年140.3，十年提高27.6。

（三）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但仍以初中学历为主。

嘉兴市6岁及以上外来人口中超半数是初中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占比达75.1%，比2010年下降10.4个百分点，高出本地人口8.0个百分点；其中51.2%是初中文化程度，比2010年下降7.4个百分点，高出本地人口22.2个百分点。

按不同受教育程度规定的教育时间测算，2020年嘉兴市6岁及以上外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7年，比2010年提升了0.67年，比本地人口高出0.05年。本地人口由于老龄化程度高，老年人口占比远高于外地人口，且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而外来人口青壮年占比高，导致了整体上外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本地，但差距已经不明显。分年龄看，20-29岁，30-39岁，40-49岁和50-59岁等各个年龄段本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高于外地人口，且年龄越低差距越大，分别高出3.32年、3.07年、1.97年、0.97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外地人口（7.07年）高于本地人口（6.21年）。

（四）外来人口离开户籍地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

从外来人口离开户籍地原因分析，78.8%的外来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原因是工作就业，其中属于16-59岁之间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占了87.6%，他们为嘉兴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资源，也为嘉兴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动力；离开户籍地原因为随同离开和学习培训的外来人口占比分别为8.3%和5.3%，是除工作就业外比重最高的两个原因。

分性别看，男性和女性迁移的主要原因都是工作就业，在随同离开、照料孙子女、学习培训和婚姻嫁娶等几个方面男女存在一定差异，且均是女性高于男性，分别高出2.4个、1.9个、1.4个和1.4个百分点。

三、外来人口经济活动特点

（一）外来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参与率高。

2020年，嘉兴外来主要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有工作（含在工作和在休假）的占比达87.6%，比本地人口（77.5%）高出10.1个百分点，但比2010年下降5.3个百分点，主要是原因是嘉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环境与公共服务良好，举家流入的外来人口也日渐增多所致。

16-59岁主要劳动年龄段的外来人口中有12.4%的人未工作，主要原因是“料理家务”和“在校学习”，分别占未工作外来人口的42.7%和26.4%。其中，女性占未工作人口的69.6%，未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料理家务”（55.7%）、“在校学习”（20.3%）；40.5%的男性未工作原因是“在校学习”。78.2%的未工作人口主要生活来源是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二）外来人口从事的行业以第二产业为主。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汇总资料表明，69.2%外来就业人口从事的行业属于第二产业，比本地人口高出21.6个百分点，比2010年下降10.2个百分点。这与嘉兴市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从地区生产总值构成看，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从2010年的58.2%下降到2020年的51.9%，占比有所下降，但仍是最大的产业。这些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纺织服装服饰业、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三个行业吸纳了31.7%的外来就业人口。29.8%外来就业人口从事的行业属于第三产业，比本地人口低了18.0个百分点，但比2010年提高了10.3个百分点，主要集中在零售业、批发业和餐饮业，这三个行业吸纳了15.7%的外来就业人口，占外来人口三产从业人员的52.5%。在本地劳动人口无法满足产业发展需求下，吸纳了大量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来人口。

（三）外来人口的职业以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为主。

2020年嘉兴市外来就业人口中，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占比最高，为63.0%；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次之，占比为28.8%。根据国家职业分类标准，将“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这三类职业定义为智力型劳动者，其他为体力型劳动者。按此分类，嘉兴市外来人口智力型劳动者所占比重仅占7.2%，较本地人口智力型劳动者占比（26.0%）低了18.8个百分点，较2010年外地人口智力型劳动者占比（5.6%）高出1.6个百分点，比重有所上升，但变化并不显著，主要也是由于嘉兴市外来人口以低学历、低技能人员为主。

2010年以来，嘉兴市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了健康快速增长，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就业岗位不断增加，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吸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为嘉兴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缓解了部分行业的劳动力供求矛盾，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推动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延缓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增加了城市公用设施的负担和城市管理的难度，医疗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生育健康、治安管理等方面都面临较大的压力，需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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