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河上亭壁古诗鉴赏

书河上亭壁古诗鉴赏

　　峰阔樯稀波渺茫，独凭危槛思何长!

　　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

　　《升庵诗话》载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明代的“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是个顽固的“诗必盛唐”派，“尝言宋人诗不必观”。有一天，杨慎抄了四首诗给他看，并问他这是何人诗。何看后不假思索地就说：“唐诗也。”其实这四首都是宋诗，其中有一首就是寇准的《江南曲》。诗曰：“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惆怅汀州日暮时，柔情不断如春水。”这首诗气象阔大，感情缠绵而真挚，确有“唐诗”的风韵，遗憾的是何景明一味尊唐抑宋，差一点把寇准埋没了。结果招来杨慎的一顿讥讽：“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

　　这个故事意在为宋诗“正名”，批评了一些人对宋诗评价的偏颇。不过，何景明也并不是诗的门外汉，他把这几首诗看成是“唐诗”，固然有他“不观宋诗”态度偏激的一面，但也有他毕竟看出了这些诗中唐人气象和风格。如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和评价寇准乃至宋初的某些诗人的诗作，就会比较中肯。

　　寇准（961~1023），字平仲，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人。北宋前期著名的宰相，民间流传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如寇准背靴，寇准罢宴等。他是个有着多方面才干的人物，不仅有着忠贞廉洁的品格和杰出政治才干，诗文写得也很好。七岁时随父登华山所写的五绝：“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就传诵人口，被目为神童；十四岁时所作的一首《寓居有怀》：“疏林频落叶，孤僻继离骚。独坐闻鸿远，闲吟见月高。梦回更自永，思苦夜何劳。寂寂西郊内，披衣听海涛”已可侪入宋初佳作行列。寇准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阆﹑魏野﹑“九僧”等为友﹐诗风近似﹐被列入晚唐派。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类﹐情思凄婉﹐确实很有贾岛诗的风味。他的七言绝句意新语工，最有韵味，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等，情景交融，清丽深婉，都是值得玩味的佳作。有《寇莱公集》七卷存世（《两宋名贤小集》本）；《寇忠愍公诗集》3卷（宋知河阳军范雍初刻、有序，清代有圣香楼刊本及辨义堂刊本）。

　　《书河上亭壁》写于真宗咸平元年（998）五月，寇准在被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又出知河阳军之时。诗前原有序，序云：“予顷从穰下移莅河阳，洎出中书，复领分陕。惟兹二镇俯接洛都，皆山河襟带之地也。每凭高极望，思以诗句状其景物，久而方成四绝句，书于河上亭壁。”

　　穰下即邓州，今河南邓县。太宗至道二年闰七月，寇准知此州。河阳即河阳军，今河南孟县、孟津、夹滩及沁阳县一带。真宗咸平元年（998）五月，寇准在被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又出知河阳军。“分陕”即是“分陕而治”的意思，《公羊传．隐公五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后来“分陕”就成了出任地方官的代名词。陕州、河阳、均濒临黄河，附近又有嵩山、茅山从东西两侧下控西都洛阳，形势险要。寇准出知两地，经常登临观览，指顾吟咏，积久而成四首七绝，分别吟咏春、夏、秋、冬四时之景，并书于黄河边一个亭子的墙壁上。这是其中的第三首，吟咏黄河秋景。

　　这首诗以写景为主，全诗四句，有三句皆是景物描写，其构图上最大的特点是画面宏大，线条壮阔，色彩斑烂。首句“峰阔樯稀波渺茫”虽着眼于远山、帆船、河水，但对这些物体并不作工笔细描，而是用“阔”、“稀”、“渺茫”状其空寂博大。这种画面对欣赏者来说，可以产生两种效果；一是由此寥廓而生“壮美”之慨；一是以此空寂而有惆怅空虚之感。

　　三、四两句“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亦是写景，仍然用写意的笔法。就景而言，这是第一句的继续，就情而言，这是第二句的补注。“萧萧”、“疏”与“樯稀”互补互应，“一半”与“独凭”又机契暗合。所有这些状貌的形容词使用的结果，使笔调空灵，境界幽阔。这些形容词看似重迭雷同，但就是在这一笔又一笔的抹盖下，悽婉之情浓重欲溢了。

　　这首绝句的第二个特点是把自然之景和人的感慨紧密结合，因此使画面带有更多的“写意”的色调。诗的第二句“独凭危槛思何长”即是对上句“峰阔樯稀波渺茫”的感慨抒情。与描写的宏大壮阔之景相比，诗人所抒发的并非慷慨豪迈之气，而是惆怅凄婉之情。不少分析文章都认为，这里采用的是反衬法：“景美而情恶”。认为这是由于寇准在澶渊之战立下殊勋后，遭到王钦若等的嫉妒打击，加上为人“与人无城府，接物无崖岸”，“喜风干，善议论，不但多次得罪了太宗，更招怨于同僚。因此，他始终有用非所宜之慨，此时虽被真宗赏识进为尚书工部侍郎，但立刻又‘分陕’于地方，这不能不使他对自己的前途产生疑虑，这就是‘思何长’的内涵”。因此诗人面对大好河山，抒发自己叠遭小人攻讦，被放外任，壮志难遂的苦闷之情。其实，这是由诗人后来遭王钦若等人陷害，流放海南的人生结局而产生的主观臆测。因为此时的寇准不但没有壮志难遂，相反因为立储之事备受太宗恩宠，并受登上帝位的襄王（英宗）万分感激，准备膺于重任的人生上升期。我们只要大略考察一下当时的背景，就不难得知：当时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储。

　　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按照兄弟二人在母亲面前的约定，由弟弟赵匡义（太宗）践祚。太祖之子德昭要等到太宗百年之后。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违背当初誓言，立自己的儿子；还是违背自己心愿，立太祖的儿子。当时一般大臣都讳言立储一事。大臣冯拯曾上疏请立皇储，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议论此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足疾，让寇准看过伤情后，先是深情地询问：“你怎么现在才回京？”接着便问起应立谁为皇太子。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早已成竹在胸，但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寇准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确立太子后，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

　　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恍然大悟，赏寇准对饮，大醉而罢。此后太宗更加依重寇准。有人献给太宗一个通天犀，太宗令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此事被确立为太子的襄王自然深知而心存感激。咸平元年（998）即位后即将寇准由邓州迁为工部侍郎；不久又出知黄河沿线军事要地河阳军，让他历练理政治军本领，以堪大用。三年后，景德元年（1004）即与参知政事毕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同平章事）。所以，说寇准在河阳登临诗中的“思何长”，是抒发自己叠遭小人攻讦，被放外任，壮志难遂的苦闷之情，恐怕没有什么现实依据作为支撑。

　　那么，这个“思何长”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面对大好河山又是人生的上升期，为何又要“景美而情恶”呢？我以为与下面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与宋代的边患有关。北宋前期，最大的边患是北方的契丹。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唐末乘中原之乱统一各部即可汗位，创建奴隶制国家，国号契丹。太祖阿保机统治时期，确定皇权世袭，建立军队，制定法律，修建都城，制造文字，此后继续向外扩张。辽极盛时期的版图，北至今克鲁伦河、色楞格河流域，东临黄海，南至河北中部，山西北部，西近阿尔泰山，幅员万里。乾亨四年（982），辽景宗崩，圣宗继位，时年12岁，由皇太后萧绰摄政。萧绰时年30岁时，是位极为能干的女政治家。萧太后执政期间，进行了改革，并且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少赋税，整顿吏治，训练军队，使辽朝百姓富裕，国势强盛。西吞并甘州回鹘，东灭亡渤海国，向南占领燕云十六州，以白沟河（今河北省境内的拒马河、大清河、海河）与北宋对峙。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朝进攻北汉，辽军支援北汉，辽宋两国正式开打。北宋打败辽军，消灭北汉，并乘胜进攻辽国。但先胜后败，在高梁河功亏一篑。雍熙三年（986），宋太宗二次伐辽，宋军统帅潘美（杨家将故事中的潘仁美）败于飞狐口；先锋杨业（小说中的杨老令公）战死，契丹占领山西云、朔、寰、应四州。在此之后，契丹不断南侵。

　　就在寇准出知河阳军的真宗咸平元年（998）的前一年二月，将河北梁门、遂城（今河北徐水）、泰州（今保定市）、北平（今和河北完县）居民掳往契丹内地；同月，契丹将领韩德威率兵攻破西北党项，党项归附契丹，北宋失西北屏障；到了咸平元年三月，女真派使者向契丹纳贡，五月，铁骊（在混同江北）向契丹纳贡。契丹又解除北方和东北的后顾之忧，更全力准备南侵。因此，宋与契丹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就在此时，寇准由工部侍郎出知黄河沿线军事要地河阳军。河阳军所在地属河东路孟州，与同属河东路的宁化军均在与已被契丹占领的山云、朔、寰、应四州对冲之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身为河阳军最高长官的寇准此时“思何长”的内涵了。这当中，可能包括一位政治家对边患的忧虑，也可能包含一位身为黄河沿线军事要地最高长官的御敌乃至杀敌之策，更可能对国家如何长治久安的思考与谋划。事实上，在这首诗后不到六年，身为宰相的寇准就力排和议，劝真宗“御驾亲征”，结果大败契丹，射杀敌帅挞览。只是由于真宗“厌倦”急于回京，才缔结“澶渊之盟”与敌言和。澶渊之盟本身并不值得称道，但在这次战争中，宋军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契丹就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宁息，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准平寇之功，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正如后来的宰相王安石在《澶州》一诗中所歌颂的.：“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首七绝不仅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席之地，在北宋史乃至中国民族史上也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二是与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有关。因为此诗不仅是“景美而情恶”，而且景色的本身，疏林远树、峰阔波渺、夕阳远山，危栏独眺就有种凄迷和伤感，也就是说，诗人在构图和画面上刻意追求一种凄清之美。前面说过，寇准写诗，是有意识地模仿唐人，尤其是贾岛的“瘦骨”所呈现凄清美给他影响极大。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举寇准在十九岁时做的《书山馆壁》为证，诗云：“秋作西南使，千林覆去程。四时无日影，终夜有猿声。路入溪云过，人穿鸟道行。不堪孤驿望，风雨动乡情。”这首诗所创造的意境，本来应当是很优美的，但末联却有意抹上一层淡淡的哀愁的色调。此时的寇准刚刚进士及第，少年得志，又无坎坷可言，何以有如此的凄惋之情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他在努力追求他的“凄婉美”，有意学习唐人尤其是贾岛的清清美。试举贾岛的《暮过山村》诗为例：“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就风格的总的基调看，寇准的《书河上亭壁》确有与此首贾诗相近之处。然而，寇诗的情感虽“婉”却“陵”，它是借助于疏林远树、峰阔波渺、夕阳远山，渲染出一种苍茫却很壮阔的意境，又用放眼远眺、独凭危槛来突显诗人孤独哀怨却又伟岸倨傲的形象，这与贾岛在诗中通过“怪禽啼”、“行人恐”，刻意营造一种阴森荒寂的气氛，辞寒语苦的境界，还是有所不为的。所以南宋诗论家胡仔在论诗的“悽婉”一格时，就以寇准的这首《书河上亭壁》以及《书山馆壁》为代表，（见《苕溪渔隐丛话·诗思》）正是看到了寇准的这种诗学追求，而将其作为“悽婉”风格的代表之作。

　　但诗人在第二句中发出的感慨却，而是那末，诗人此时此地所思的是什么呢?是景的“荒凉”引起诗人“茫茫然”的感慨，还是因为心情惆怅才把秋景看得如此“渺茫”呢?从诗歌创作角度看，这二者当然都是下一诗句出现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要

　　“思”的真正内容，不至于见仁见智地主观臆断，就得寇准的经历和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