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诗词的鉴赏五篇

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

词牌名：朝中措|朝代：宋朝|作者：欧阳修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这首词是作者送别友人刘敞到扬州任职时所作。此词借酬赠友人之机，追忆起词人几年前在扬州所建的平山堂并抒发人生的感慨。全词通篇文字鲜明生动，情感豁达温愉，塑造了一个风流儒雅、豪放达观的“文章太守”形象。其格调疏宕豪迈，在欧词中极为少见，对后来苏轼的豪放词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相州昼锦堂记

朝代：宋朝|作者：欧阳修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x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

写作此文时，韩琦任丞相，欧阳修在翰林院供职。古人曾说，富贵归故乡，犹当昼而锦。《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的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魏国公韩琦是以武康节度使回老家任职，是富贵而归故乡。因此，他修建了“昼锦堂”。但他志向远大，轻富贵，不以昼锦为荣，并刻诗言志。欧阳修对此十分推崇。并且，他们都曾主张革新，有共同的抱负和政治见解。因此，欧阳修“乐公(指韩琦)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写了这篇文章。

泷冈阡表

朝代：宋朝|作者：欧阳修

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邪!呜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学，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泷冈。

太夫人姓郑氏，考讳德仪，世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初封福昌县太君，进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时，治其家以俭约，其后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养。又十有二年，烈官于朝，始得赠封其亲。又十年，修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枢密，遂参政事，又七年而罢。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盖自嘉祐以来，逢国大庆，必加宠锡。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虽不克有于其躬，而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实有三朝之锡命，是足以表见于后世，而庇赖其子孙矣。”乃列其世谱，具刻于碑，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并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 熙宁三年，岁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泷冈阡表》是欧阳修精心力作。由于欧阳修父亲亡故时，他才四岁，无法知悉亡父的生平行状，这就使他在撰述本文时遇到了困难。作者的高明之处亦即本文最大的特点之一，即是在文章中采取了避实就虚、以虚求实、以虚衬实的写作方法，巧妙地穿插了其母太夫人郑氏的言语，以她口代己口，从背面和侧面落笔。一方面以此为依据，追念和表彰其父的仁心惠政;另一方面，在表父阡的同时，也顺水行舟，同时颂扬其母德妇节，使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地凸现在读者眼前。父因母显，母受父成。文章构思高明的地方，即在于一碑双表，二水分流;明暗交叉，互衬互托。而其舒徐有致、简易平实的文风，其谦恭平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更使一切浮华失实的谀墓文字黯然失色。

诚如明人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录》所谓：“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辞》、武侯《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靖节诗、韩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欧阳公《泷冈阡表》，皆所谓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

文章的第一段，主要交待在他父亲葬后六十年才写这篇阡表的原因，即：“非敢缓也，盖有待也。”这“有待”二字极为重要，因为它是统摄全文的纲领，亦是纵观通篇的眼目。按照《宋史?职官志》关于“赠官”的规定，子孙显贵，其已亡故的父祖可有赠封赐爵的荣耀，所追封的世数(自一代至三代)和赠官阶级高低视子孙的官位而定。“待”也者，待己显贵，荣宗耀祖，然后上阡表，可以告慰于先灵。

也正因如此，文章的第二段，便拿稳“有待”二字大作文章，处处借助太夫人口中所反复出现的一个“知”字(“知汝父之能养”，“知汝父之必将有后”)，缅怀往事，追述亡父行状，如水之开闸，随势而走，分叉奔流。

近代桐城派散文家、翻译家林纾评注道：“文为表其父阡，实则表其母节，此不待言而知。那知通篇主意，注重即在一‘待’字，佐以无数‘知’字，公虽不见其父，而自贤母口中述之，则崇公之仁心惠政，栩栩如生。”(《林纾评点古文辞类纂》卷八)然而，作者并未将太夫人平日所举兼收并蓄、平铺直叙;而是经过仔细剪裁、精心筛选，抓住了居家廉洁、奉亲至孝、居官仁厚这三方面典型事例，援证母言，来说明其父之“能养”和“必将有后”，从而使篇首的“有待”二字落到了实处。诚如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四所指出的那样：“其有待处，即决于乃翁素行。因以死后之贫验其廉，以思亲之久验其孝，以治狱之叹验其仁。或反跌，或正叙，琐琐曲尽，无不极其斡旋。”而段末之“修泣而志之，不敢忘”一句，收束凝练，前呼后应，更提醒篇首的一个“教”字。同写“能养”、“有后”，两段叙述又各自不同。比如，叙其廉洁，取典型概括法，用“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简约言之，毫不拖泥带水。叙其奉亲，则取剥笋抽茧法，层层进逼，愈进愈深。而叙其居官仁厚，却取一波三折法，跌宕生姿，诚如林纾所云：“至崇公口中平反死狱，语凡数折：求而有得，是一折;不求而死有恨句，又一折;世常求其死句，又一折。凡造句知得逆折之笔，自然刺目。”(同上)文中一句「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不只传神地摹写刻画了其父断狱的谨慎和慎之又慎，而且，也是对千百年封建社会治狱官吏草菅人命的深刻概括总结，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与社会意义。

自“先公少孤力学”至“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行文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叙父略，叙母详。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前叙母言，即是父行，而太夫人本行未着也，故于此悉之”(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十二)，而且随风乘势，使人并不感觉突兀，也不感到多余。整篇文章虽因母显父，以父扬母，写来却详略得当，次序井然，不枝不蔓，融为一体，颇能显示作者谋篇布局、剪裁缝纫的老到功夫。

文章的最后两段补叙作者仕途历官，详载年数，与篇首“六十年”句首尾呼应。其次，作者也写了其先祖的“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并将自己“德薄能鲜”，终得“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的功劳一归于祖宗阴德。这在当时，无疑是很得体的话，毫无自矜自夸之意，一片归美先德之心。但在今天看来，作者所鼓吹的“积善成德，宜享其隆”，“善无不报，迟速有时”的因果报应观念，则有着很大的思想局限。

欧阳修于北宋皇裕年间(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便已写好《先君墓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任青州知州的时候，又对此墓表进行了精心修改，最终改名为《泷冈阡表》并刻在他父亲墓道前的石碑上。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这篇饱含深情、脍炙人口的名文为后世散文开拓了更为广泛、更富文学价值的领域。

伶官传序

朝代：宋朝|作者：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 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丰乐亭游春三首

朝代：宋朝|作者：欧阳修

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

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

春云淡淡日辉辉，草惹行襟絮拂衣。

行到亭西逢太守，篮舆酩酊插花归。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

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丰乐亭游春三首》是宋代诗人欧阳修创作的七言绝句组诗作品。第一首诗用拟人手法写鸟语花香，用夸张手法说“酒醒春已归”，感叹春天的短暂。第二首诗前两句形象地写出了春天的美景，后两句借太守插花醇归形象的塑造，侧重写醉春之态。第三首诗写暮春时节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美景，表达了游人对此怀着喜爱和恋恋不舍的感情。这三首诗都是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写景鲜艳斑斓，抒情含意深厚，情致缠绵，余音袅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