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语言风格

白居易诗歌语言风格

　　白居易是中唐诗人，一生共创作了近三千首诗，分为杂律诗、闲适诗、感伤诗、讽喻诗四类，我们看看下面的白居易诗歌语言风格吧！

　　白居易诗歌语言风格

　　他不但是个多产的作家，还提出了一套诗歌理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国势衰微，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并加剧，白居易总结了陈子昂、杜甫等人关于诗歌的进步理论，结合时代的需要，把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及社会作用阐述得很明确。他认为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积极反映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明确诗歌创作的目的应是“补察时政”与“泄导人情”，语言力求浅显易懂。白居易富有战斗性的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历来都为学界所关注，文学界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创作褒贬不一，评价忽左忽右。

　　早在与白居易同时期的作品中，刘禹锡就在《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中这样评价：“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肯定了白诗语言的自然流畅，不过分雕饰。吴融在《贯休禅月集序》中评论道：“厥后白乐天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德大化教主，不错矣。”对白居易“颂美讽刺之道”表示赞扬，从思想旨向和表现形式上对其进行了肯定。

　　晚唐杜牧与以上两者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在《唐故平庐军节度便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说：“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指责白居易在创作上流于柔艳，易引人邪思。同样，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也言：“抑又其次，元白力劲而气羼，乃都市豪估耳。”认为白诗平浅，缺乏力道，没有气势。

　　由此可以看出，中晚唐诗论家们围绕白诗的创作旨向、审美特征进行评论，对其在思想旨向上比较肯定，但在语言浅近上持否定态度。

　　宋代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首次用“俗”字概括出白诗的表现特征，可见他对白诗俗浅特点的不赞成。同样，陈辅的《陈辅之诗话》记：“楚老云：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仍认为白诗“俗”。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说：“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认为白诗太过浅近，易让人厌倦。许剀《彦周诗话》言：“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认为白诗浅近，气格不高。这些都是在指责白诗太过浅近。

　　进入明代，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说：“质而不俚，是诗家难事……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王世贞《艺苑厄言》认为：“张为称白乐天‘广大教化主’。用语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长，极有冗易可厌者，少年与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他抓住白居易早、晚年诗的缺失予以渲染，认为前者逞强使能，后者程式化倾向严重。

　　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夫白之易厌，更甚于李。然有作意处，寄托深远。”指出白诗虽然有容易令人生厌的毛病，但是创作旨向上合乎风人之旨，值得肯定。

　　从上面的评论看来，从宋到清，评论者仍主要是围绕白诗的浅俗进行指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于1921年在《白话文学史》中明确指出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是“写实主义”的。他充分肯定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认为白居易有意于作文学革新的人，给予其很高评价。

　　建国以后，学术界对白居易的评价再度掀起热潮，且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这一阶段白居易一度被高标为“人民诗人”，因为他倡导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这正适合了那个年代人们苦大仇深的心理需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旨向给了人们心灵慰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白居易诗论的研究中有一种影响力很大的思潮，即认为白居易没有意识到诗歌的社会功能是多样的，他的现实主义诗论局限性过重。各种贬斥的声音源源不断的传来，这也许是因为文革刚刚结束，这个荒谬时代给民众造成的肉体、心灵上的创伤极重，民众心中有太多积怨，对“诗歌应积极反映政治”这条本属于文学社会功能之一的原理极为反感，对白居易的评价一再压低。这种看法其实忽视了白居易诗论中对其他诗歌（杂律诗、闲适诗、感伤诗）的有关论述，这对白居易的评价很不公正。

　　就在反对白居易最为激烈的时候，王拾遗先生在《白居易》里指出白居易并没有把为政治服务看作诗歌的唯一功能，这从他的“闲适诗”中可以看出。可见，王拾遗已经注意到白居易诗论中重视愉悦人心、给人带来美好感受的情感功能的一面，这样的评论才是比较稳妥的。

　　综上，以上历代学者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创作情况、诗歌特点进行了不同的评价，总览这些评价，我们发现，受到不同社会思潮和创作风气的影响，人们总是避免不了用狭隘地眼光看待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作品，所以对他的评价时高时低，忽左忽右。尤其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这种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化的观点，正是历代文人对白居易评价飘忽不定的原因。当某个时代需要文学积极为政治服务的时候，白居易就普遍被人们抬高，反之就压低。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与政治从根本上说是无法隔断联系的，统治阶级需要文学为其政权服务，而文学的发展动向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上层统治阶级政策的牵制和影响。所以说，任何时刻，文学的功利化在一定程度上必将存在，况且评论者所处的时代不同、观点角度不同、个人的兴趣不同，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白居易的思想和创作本身也呈现出复杂的状态。

　　白居易强调诗歌要为“时”、为“事”而作，这里所说的“事”，是指政教的得失、国家的兴衰、民生的疾苦，具体到创作方法上就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泄导人情”是诗人的创作导向，“补察时政”是执政者的观诗施政。本着这一原则，白居易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优秀之作。《秦中吟》十首中，可以说全部是描写上层统治者和达官显贵的奢侈贪暴，以及下层人民的饥寒交迫和士人被排挤的。《新乐府》通过“美刺诗”来讽刺当朝执政者的庸碌无能。白居易提倡诗人应该努力创作出为“时”、“事”、封建政治发挥“美刺”作用的诗歌，“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他强调了诗歌要大力表现人民的疾苦，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这一点是很可贵的。

　　白居易提倡诗歌要为社会、政治服务，要反映现实，在语言上必然要通俗、浅近、自然，从而便于传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新乐府诗“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尽可能地开篇点题，让人一目了然。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了一些题意上端绪繁杂的弊病。这种做法，在当时整个诗坛变革中起到了瓦解旧的诗歌语言范型与格套的作用。但是还应该充分看到，白居易的有些诗太过浅显和直露，不给读者多留一点点想象的余地。这样读者固然理解起来毫不费力，可是因为言已尽意，也就缺失了诗歌本应留给读者的余蕴和回味。

　　白居易一生的主导思想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入仕时，可以说是“志在兼济”时期，社会和个人见闻，使诗人感到有责任“为民请命”，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积极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和社会矛盾，他还要求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从实用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这个时期他的诗闪耀着为民生、为天下的光芒，有着巨大的感染力。白居易曾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见，这一思想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

　　被贬为江州司马后，白居易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政治上的跌宕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落差，政治环境的黑暗和险恶，使诗人认识到“独善其身”是何其明智和重要。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是非多”，于是“换尽旧心肠”，不再过问政治，“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此时“独善”与“兼济”发生了换位，他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独善”取代了“兼济”，在白居易的精神历程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渡阶段。在后期不问政治、不问他事的思想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不像早年那样锋芒毕露，大量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代替了前期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意激气烈的“讽喻诗”。例如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大林寺桃花》、《问刘十九》、《钱塘湖春行》等。

　　白居易前期积极创作讽喻诗，后期转向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从其创作体裁的转变上可以清楚地窥见其从“为国谋”到“为身谋”的转向。纵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浮沉人生，大都有“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两个方面，如李白和苏轼，兼济天下的时候，期冀大显身手、报效国家，一旦仕途不顺，就转向“独善其身”，不再或很少过问政治，以求自保。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代表了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复杂心路历程。

　　在当今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对白居易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评价应中正、全面，笔者认为要一分为二地评价元白的诗歌理论：

　　一、白居易在提倡讽喻诗的时候提出诗歌要反映现实，为社会、政治服务，为“时”、“事”而作，诗歌要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效，这些理论对强调诗歌的现实主义性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上文已经有过论述。在这里主要略谈其缺陷和局限性。首先他过分地强调诗歌的创作必须要“合于时”、“俾补时阙”，完全从政治与教化的作用来看待诗歌的功能，使诗歌处于从属性和工具性的地位，把为封建统治服务当作诗歌的唯一功能，而忽视了诗歌应多方面反映现实人生、抒写个人感情，把诗歌严重功利化地当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对内容要求到“核实”的程度，这样做的结果是直接导致诗歌变成真人真事的记录，失去诗歌本身的特点，变成近似押韵的奏章，并且这些诗常常忽视虚构、夸张、幻想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导致诗歌创作缺乏浪漫主义色彩。白居易主张的“为君、为臣、为民、为事、为物而作”，归根结底是“为君”服务，将“为君而作”当作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再如他对诗歌历史的论断也很狭隘，他认为屈原与汉代五言诗归于怨思，止于伤别，“六义始缺”；评价李白和杜甫的诗歌虽有比兴之作，但数量太少，李白是“十无一焉”，杜甫“亦不过三四十首”，结论是诗道崩坏，一代不如一代，这就未免太偏激了。

　　二、前人一般对白居易后期的诗歌认识不足，甚至存在偏见，认为白居易后期没有将“人民性”和“兼济天下”的立场坚持到底，最后转向了“独善其身”，认为这是白居易的遗憾。笔者认为应该对白居易后期的闲适诗、感伤诗等作品的创作给予全面的评价，应该充分看到他的成就，而不是一概的贬低。例如他被贬之后写的《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宿简寂观》、《咏意》等，以颇具审美的眼光和较为清新的笔调观察自然，抒发感受，排遣忧愁，超然物外，表现出“逸韵谐奇趣”的特点。他的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可谓绝笔，《长恨歌》运用想象虚构仙境，《琵琶行》运用比喻描写琵琶乐声都可谓绝妙之极。这两篇作品在意境、声情、色彩、内容上都远过前人，据说在作品完成之后就已经得到许多人的赏识并广泛传诵，宣宗李忱曾写诗称赏：“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篇长诗成就非同一般，连小孩子都耳熟能详，进一步说明了白居易诗深受百姓喜爱。

　　令人欣慰的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学术界对白居易的评价渐渐趋于缓和，不同的声音之间也不再剑拔弩张，人们已经能够抛开特定时期政治的影响来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我们期待对白居易诗歌理论的评价趋于更全面、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