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

　　沈从文《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

　　摘要：从叙述学的视角分析沈从文《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从表层结构、故事、事件、行动中，找出行动的动力结构，如责任与失落、追求与性格、自由与规约三大深层冲突，结合三大事件分析，揭示湘西边城人们的性格、风俗、生活方式、心灵冲突的深层根源。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叙述学;深层叙述结构

　　叙述学的名称，由法国文艺理论家托多罗夫(T.Todorov)在《〈十日谈〉语法》(1969年)一书中确定。叙述学主要研究叙事文本，淡化作者与读者。从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特别是普洛普(V.propp)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的理论、方法开始，到法国结构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对诗歌的研究等都关注对文本的批评。这给文艺批评提出了一个新的视野。《边城》是沈从文成熟的又具代表性的中篇小说。从叙述学的视角研究《边城》，会发现许多新的东西，扩大我们的眼界。

　　文学叙事的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和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是叙述学中的重要概念。表层结构主要由故事构成的，遵循时间的自然顺序与因果逻辑原则。深层叙述结构由共时性的动力要素构成，不直接表现行动，但是行动过程的根据和源泉。深层结构是借助当代语言学“转换生成”的理论提出来的。《边城》的表层结构是由湘西小镇茶峒的环境和三个事件组成的。

　　叙述人在小说的一、二、三章中，以全知型叙述人的身份介绍了这个湘西茶峒的秀美的自然景色，古朴、和谐的民风和端午节赛龙舟的热闹场面，令人神往。这使人想到巴尔扎克在《高老头》开篇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伏盖公寓的劲头。

　　故事是由一系列的事件组成的。事件有核心事件和催化事件。《边城》中核心事件是老船夫为女儿的遗腹女翠翠找合适婆家的事件。而船总的大儿子天保和二儿子傩送同时爱上翠翠的事件则为催化事件。老船夫为孙女翠翠婚事忙碌的事件，又与女儿与戍边士兵对歌而怀孕，前后双双殉情，留下翠翠有直接关系。这三个事件是表层叙述结构。

　　深层叙述结构则使我们由表及里，由事件到动力，由行动到心灵。从《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中，更能使我们看到湘西人的勤劳、勇敢、朴素、善良的优秀品德，同时也能从田园牧歌的生活中看到心灵的疼痛，在没有硝烟、没有刀光剑影中看到善良人的悲剧，引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

　　一、责任与失落

　　有故事必有事件，有事件必有行动，有行动也就必有动力。人的行动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动力存在人的心中，看不见，摸不着，属于深层结构，但可通过行动与语言表现出来。在老船夫的核心事件中引起老船夫一系列行动的依据是“责任”。

　　老船夫第一个责任是管理渡船。“渡船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老船夫说:“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人的行为有经常性行为和偶然行为之分。老船夫的经常性行为揭示了他的忠于职守的责任心。从二十岁开始到七十岁，无论晴天雨天，随叫随到，为过渡人服务，五十年皆如此，真难做到。叙述人在第一三章直接标示：“在职务上毫不儿戏的老船夫，因为明白过渡人皆是赶回城中吃饭的人，来一个就渡一个，不便要人就在那岸边呆等，故不上岸来。只站在船头告翠翠，不要叫他，只让他做点事，把人渡完事后，就会回家里来吃饭。”先人后己，责任第一，是老船夫的优秀品德的表现。但有时责任与私心也会发生矛盾，如管理渡船与看龙舟比赛有矛盾。端午节赛龙舟，每年只有一次，老船夫要看龙舟是偶然行动。但他能妥善处理，或做完事再走，或有人代理，总不放弃责任。老船夫经常行为第二个表现是过渡不收钱。叙述人用了“复述”和“叙述频率”的手段，叙述多次。但偶然的行动也有，新娘过渡按风俗可收钱，有的人硬要给钱不好拒绝，就买茶叶，置茶缸给过渡人解渴，买烟给过渡人抽，可以说”取之于人，用之于人“，自己不贪，淡薄财利，严守责任。

　　老船夫第二个责任是把孙女翠翠抚养长大，嫁给一个合适人，不受委屈，自己就安心，了结女儿重托的心愿。叙述人把事件聚焦在老船夫七十岁，翠翠十五岁，端午节前后这段时间。叙述的直接时间只有几个月。对翠翠从一岁到十二岁的生活采取“零叙”手法，即略去不叙。又用回叙的方法，交代翠翠十三岁时与傩送偶遇，十四岁时与天保偶遇，兄弟两人都爱上翠翠，为矛盾埋下伏线。老船夫从表面上看，生活是平静的，白天管理渡船，晚上喝酒、吹笛、唱歌、给孙女讲故事，可内心深层却是焦虑的，激烈冲突的。首先是责任与孤独的矛盾，翠翠已长大到十五岁，按习俗可以嫁人了。翠翠嫁人了，有着落，老船夫就尽了责任，但翠翠与他相依为命，翠翠出嫁又会使自己孤独，自己在情感上又离不开翠翠。责任战胜孤独，因为翠翠总有一天要出嫁的。其次，责任与年老的冲突。老船夫年事已高，到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人太老了，应当休息了，凡是一个良善的中国乡下人，一生中生活下来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业已全到了。”“他以为死是应当快到了的，正因为翠翠人已长大了，证明自己也老了。可是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把她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如果他自己老死了，责任就没尽到。责任始终是老船夫行动的深层的心理依据。后来，当天保表明爱翠翠时，他提出走车路与马路的解决办法，天保走了车路即快车道，让父亲顺顺托人来提亲事。而天保的弟弟傩送也恋翠翠，兄弟交换意见，采用走马路的唱歌方法，天保失利，失望出船，在险滩上失手落水而亡。变化打乱了老船夫的计划。老船夫又转移到傩送身上，但傩送的冷淡，顺顺的拒绝，使老船夫绝望，在雷电交加的晚上离开人世，无奈地丢下孤独的翠翠。老船夫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呢?老船夫尽力了，顺顺，天保，傩送是好人，没错，翠翠未成年，不懂事，爱情朦胧，没有明确表态，谁都没错。老船夫对天保失足落水认为是“天意”。老船夫的死也是“天意”。这是命运的悲剧。

　　叙述人将核心事件聚焦在老船夫十岁，翠翠十五岁时的端午节前后，将密叙与约叙结合起来，慢叙与快叙交替使用，使情节集中，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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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的结构相似。特洛亚王子帕里斯掳去希腊美女海伦，引发了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亚的十年战争，但史诗叙述只从第十年开始，事件集中。《边城》的叙述也有相同的功效，使深层叙述结构集中展现。

　　二、追求与性格

　　老船夫的行动的动力是责任，而天保与傩送行动的动力是追求：对事业和情感的追求。天保，傩送不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经营父亲顺顺的船务是放在第一位的追求。 “两个年轻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能吃苦,“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吃的是干鱼、辣子、臭酸菜，睡的是硬邦邦的舱板。”傩送曾说：“有饭吃，爹爹说年青人也不应该在家白吃不作事!”

　　两兄弟的性格却有差异。“年纪较长的，性情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傩送长得美，被茶峒人视为戏台上的小生“岳云”。叙述人对兄弟的事业追求采用“约叙”的方法，写得不多，而对兄弟共同追求翠翠却采用“详叙”的方法。

　　感情追求，天保，傩送两人都是热情，执着的，不作“情人奉让”，不“如大都市懦怯男子爱与仇对面时作出可笑行为。“但这对难兄难弟，也不会照茶峒人规矩，来一次流血的挣扎。”在感情追求上有两个深层的选择。

　　第一、走车路还是走马路。走车路是由父母出面提亲，带有封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色彩。走马即唱歌、对歌，自由恋爱，自主选择。天保开始选择走车路，由父亲顺顺托人到老船夫那里提亲，主要原因是自己唱歌不是好手。但傩送后来提出公平的办法是唱歌，天保也同意：“好，就是这样子，我们各人轮流唱，我也不要你帮忙，一切我自己来吧。树林子里的猫头鹰，声音不动听，要老婆时，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不请人帮助的!”这就说明兄弟两人都能作出走马路的选择。

　　第二、碾坊与渡头的选择。从深层次看，这是选择金钱，还是选择爱情的问题。王团总有钱，嫁女用碾坊陪嫁，顺顺有心让傩送去做王团总的女婿。傩送不选碾坊，说：“我早就那么打算了。家中不答应，那边若答应了，我当真预备去弄渡船的。”而兄弟都是富家子弟却愿意摆弄穷渡船，表明不羡慕物质诱惑，追求心爱恋人的思想。

　　竞争总有输赢，天保与傩送同时去唱歌，“两人凭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天保性格豪爽，让弟弟先唱，可弟弟一开口，哥哥却因为明知不是敌手，更不能开口了。为了忘却这不如意之事，驾新游船运货去了。不幸的是：“天保大老坐下水船到茨滩出了事，闪不知这个人掉到滩下游水里就淹坏了。”天保是自杀还是失手落水?天保之死不是翠翠父亲的那种自杀，而是失手。据与他同时下水的人说：“十六中上，船搁到石包子上，船头进了水，大老想把篙撇着，人就弹到水中去了。” 平时天保是泅水的好手，因为唱歌失败的打击，心情不舒畅，“这几天来他都不说话”，可能精神不集中，睡不好，气力不济，又遇漩涡，所以丧命。天保之死与追求恋情失败有关，但不是自杀。天保将事业的追求放在第一位。

　　天保之死与其性格有些关系。天保性格豪放豁达，粗鲁爽直，“他就知道马路只二老有分，他自己的事不能提了。”他不愿傩送代唱歌，后又自知不行，主动放弃，不白刃相见，对弟弟的宽容，表现茶峒人善良的一面。弟弟必然要争翠翠，也是茶峒人的敢于追求的性格，这才造成兄弟竞争的矛盾。兄弟二人都没错，性格是影响天保出事的因素之一，也有性格悲剧的色彩。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是性格悲剧的`代表作之一。奥赛罗是威尼斯公国的一员勇将，道德高尚，嫉恶如仇，由于性格中的轻信的弱点，被艰险的阴谋家阿古挑拨，怀疑善良，美丽的妻子苔丝狄蒙娜对爱情不忠，将妻子掐死。而天保的悲剧没有受人陷害，是善良人性格的悲剧。

　　三，自由与规约

　　叙述人对翠翠父母双双殉情之事件，总体上采用“约叙”的方法，叙述很简略，但震撼人心。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自由与规约的矛盾。追求爱情自由是翠翠父母行动的重要动力，但自由不是绝对的，受有形的或无形的规约的限制，这就产生矛盾冲突。

　　唱歌、对歌是茶峒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一种方式和民族的风俗习惯，即所谓车路与马路中的马路，为社会所认可。对歌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心愿和要求，又能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直接交流和了解对方的思想和意愿。对歌以艺术性的声音，带有浪漫、温情的色彩。翠翠的父亲是茶峒的军人，会唱歌的屯戍兵士。祖父对翠翠讲故事：“翠翠的父亲，便是当地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这些事也说到了。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未认识以前在白日里对歌，一个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这些事也都说到了。”但，乐极生悲，翠翠的母亲怀孕了，没有与憨厚的爸爸商量就私定终身，但老船夫知道这事后，宽宏大量，没有责备的字眼。问题在于翠翠的父亲有违军规，想与恋人向下游逃走，私奔，远走他乡，但这又“违背军人的责任”，成了逃兵。老船夫的女儿也不想抛下孤独的父亲出走，不愿违背伦理的责任。伦理的责任是一种道德规范，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受众人指责，违者会羞愧难当。这些规约是社会的历史的规约。

　　屯戍士兵追求爱情自由与军人责任与荣誉的规约发生矛盾。老船夫的女儿又不愿离开孤独的父亲，不愿违伦理。屯戍士兵经过一番考虑后，“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把爱情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老船夫的女儿也追求爱情自由，但没有马上自杀，既怜父亲，又关心腹中的孩子，这是做女儿和做母亲的责任。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如果老船夫的女儿与那个屯戍士兵生活在法律规定婚姻自由的文明的社会就不会出现悲剧。他们惨死地殉情可看做是社会的悲剧。但这种社会悲剧，与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同，与鲁迅的《伤逝》也不同，他带有湘西民族的特点，这是善良人们在有形与无形的社会规约下的无奈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

　　[2]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3]沈从文•边城•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