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里富于地域色彩美感的辞格

　　“文学是籍语言文学作雕塑描写的艺术”，[6]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形象是否鲜明，是否新颖，就决定于作家对各种语言表达手段的运用。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新颖是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要求，构成“新”的因素，除了情节的变化性和表现的独创性外，就是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语言表达手段的特殊性。沈从文作品之所以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他恰当的调用了语言艺术的各种手段。

　　沈从文小说比喻艺术独树一帜，是一种凝眸远景的另类表达方式，喜用农村常见的植物形容笔下的人物，又善用民间言语表达思想感情，其比喻已摆脱自然主义的简单描摹，达到了高度的审美境界。沈从文恰当的在《边城》中运用了这一修辞手段。他对生命这一问题有过多次论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笔下的湘西人民身上，他们在生命这个舞台上，总是表现出一种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沈从文以山村田野的“陽光动物”和“陽光植物”为喻，描绘他笔下所钟爱的人物形象。《边城》中的翠翠、傩送，是大自然的儿女，代表着湘西人生姿态。他们无不带点野味和自然气息，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

　　比喻是最古老又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辞格，在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就有无数先例。比喻修辞因其历史而溶入鲜明的文化内涵。在本文中讨论的比喻艺术内涵，不仅仅是语法意义上的，而是更深的指向作品的文化环境和作者审美情趣及审美理想。比喻是一种技巧，一个手段，它所凝聚的作家的某些主观因素往往大于其本身所指，从而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同时比喻又是作家想象力高低的一个标志。沈从文是个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屈楚巫神的浪漫精神，沈从文无疑得以遗传与继承。他曾对此充满自信并直言不讳地说：“这乡下人反因从小飘江湖，各种奔路，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沈从文笔下的动植物形象更多是一种社会性的投影。这些动物有凶猛的野兽：虎、狮、豹之类;有美丽的飞禽：鹤、鸭、锦鸡;还有家常的猪、牛、羊、马及水生动物蚂蝗、鱼、海豹之类，这些动物无一不表现出来一种坚实自足的个体生命，与人类有某些相似的性格，比如勇敢、顽强，具有一种自然自在的美。《边城》中人物形象莫不印上了某些动物性格的特点，表现出一种自然的原始的生命律动。例如“有遇见生人作小鹿般逃入深山的淳朴姑娘翠翠”。沈从文喻人除爱用动物作比喻外，另一显著特点就是喜用农村常见的植物喻人。让读者随时追随其笔下的主人公走进山乡田野。这些植物有：桃子、葱、笋子、竹子、大树。如他懵懵懂懂地过日子，从小失去双亲疼爱、关怀，居然也长大成|人了，而随时于身边篁竹相衬托的翠翠在风日里也渐渐长大了。(《边城》)翠翠的生命如翠竹般单纯及忧郁。这些乡下的动植物的生存状态，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逢历史而生，随岁月而灭。二十世纪之初湘西社会经济落后，地方仍十分闭塞，闭塞的现实环境让外部的风很少吹进来，乡下人以质朴、简单的存活原则而活着、自生自灭。《边城》中老船夫时而发出叹息既代表生命的艰辛，更是生命的无奈与认同。从这些人格化的动植物身上，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湘西下层人民所持的愿望肯定和赞美。沈从文虽不言苦，而读者也从笔下人物自在生存状态中，感知“枯桑知天下寒”的境遇及生活的悲苦与忧郁，陽光般的动植物代表他们韧的一面美的一面，也是沈从文重塑民族品格的基础。

　　沈从文常用农民的比喻表达乡下人的思想和说法。如《边城》中写湘西地区男女求爱方式叫“出车”，管媒人说亲叫“跳马”，是用象棋的比喻。在《边城》这部小说中，俗语、比喻、手法运用之多，续接之妙，令人叹为观止。傩送二佬与翠翠第一次在河边邂逅，翠翠误会了二佬，她一语双关的借狗骂人：“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意即“那轻薄男子还不值得叫。”但男子听去却是另一番好意，男的以为她要狗莫向好人乱叫，于是他放肆的笑了，走了。二佬的伙计也笑着对翠翠说：“你那只狗不识吕洞宾。”从此以后，翠翠的心事多了，经常无故发呆，凝望天空。爷爷若问，她又巧妙的`避开话题说：“在看水鸭子打架”。此为当地俗语，意思是什么也不想。欲盖弥彰的掩饰，却是爱情悄悄地到来的必然心理。哪知大佬先与爷爷摊牌，后捷足先登，表示他要的是“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的好”，既是会唱歌的情人，又是会操持家务的媳妇。而二佬也不是个俗物，被当地人称为“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出类拔萃，是舞台上的美男子岳云，和翠翠一见钟情。毫不知情的老船夫按当地规矩提醒大佬“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意思是要么走车路，由家长出面提点心正式提亲;要么走马路，以唱歌形式，唱三年六个月歌来赢得姑娘的心。当说亲人走后，老船夫也有心思，想到自己像日头一样快落下去了，翠翠也得找个可靠的婆家，自己才能放心的离去。正如“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每一只雀儿得有个巢。”然而好事多磨，两兄弟爱上的竟是同一个翠翠;在兄弟倆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但“老的口上含李子，说不明白”，因翠翠未表态，老人也未给大佬肯定答复。兄弟倆既不愿采取古老的流血决斗的方式，也不愿绅士般虚伪地拱手相让爱情，最后决定采取公平竞争的方法轮流为翠翠唱一夜山歌，翠翠答应谁，谁就拥有翠翠。天生不是竹雀的大佬仍表现出对爱情的一片赤子之情，“自己不是竹雀，还请老弟做雀，树林里的猫头鹰，声音不动听，要老婆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不请别人帮忙。”初生牛犊的黄花女唱一夜歌时，翠翠却做着摘虎耳草的好梦去了。虎耳草就像刺玫瑰一样，此处既象征爱情又暗示危险。但“炒菜要人吃，唱歌要人听。”二佬唱了一夜却未得到翠翠回答半句，误会了她，不再理解翠翠。大佬失恋后架船下辰州又被水淹死了，二佬父子固执地认为此事与老而好事的船夫有关。在“渡船”与“碾房”竞争中，老人不堪重荷在雷雨之夜猝然死去，作为老人人世象征的白塔也随之倒塌。，翠翠还在溪边凄苦的等待，二佬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好的比喻，可以启发读者丰富的联想，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往往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它具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可以使事物突然清新起来，复杂的道理突然简洁明了起来，而且形象生动，耐人寻味。例如：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触目为清

　　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养她且教育她，为

　　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

　　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8]

　　这里以“水晶”比喻翠翠那清澈明净的眼睛，以“小兽物”和山上的“黄鹿”来比喻翠翠那天真活泼、乐观善良的性格特征，把她的善良的乐观的性格描述的淋漓尽致，对翠翠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边城》中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段来刻画人物，描绘环境，抒发情感，其中最突出的是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排比运用。例如“火是各处可烧的，不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这段话是由四个主谓句组成的自由式排比，突出了边地人民的风俗民情的质朴和爱情生活的自由。“她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说到关于新嫁娘的故事，喜欢把野花戴到头上去，还喜欢听人唱歌。”这是以四个述宾词组构成的自由式排比，表露了翠翠内心萌生的初恋，以强烈的节奏与和谐的声律，抒发了深厚而浓烈的感情，语言气势畅达，有一泻千里之势。在这些构成排比的整齐的句式或词语中，都离不开“水”，离不开“歌”突出了边地水滨人民能歌善舞的淳朴风情。

　　由此可见，沈从文先生运用比喻、排比等辞格时一方面特别注意突出地域色彩，选用的词语及喻体都是湘西人民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事物，给人以亲切感和新鲜感。另一方面特别注意感情|色彩。从比喻和排比中，作者为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而具体的印象，对淳朴、憨厚、亲切善良的湘西人民倾注的无限情愫，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读者，使他们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无不历历在目。《边城》基本上用民间的俗语、俚语为喻，暗示故事情节的发展，所引与故事内容天衣无缝得融合，浓浓的抒情|色彩洋溢在字里行间，这也是显著的“沈从文体小说”。实践证明，对民间语言恰如其分的运用，确实能形成作品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个人风格。沈从文通过对其小说中比喻艺术别出心裁的选择和处理，使其小说又洋溢着浓郁的生命之力，陽刚之气和含蓄之美。同时映射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追求，使小说达到了高度的审美境界。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佳作，作者以他那浸透情感的笔墨，酣畅淋漓地展现了湘西茶峒人的喜怒哀乐，抒发了湘西的风土人情所寄予的无限眷恋与挚爱，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清新淡远、古朴自然的风俗画。整个作品是一座语言艺术的宝库，无论是对词语的锤炼，还是对每一句式的选择，对任何一个辞格的运用都是别具匠心的。沈从文语言艺术无论是生动风趣的人物对话，还是叙述语言中的新鲜活泼、贴切自然的各种修辞手段都特别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