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作品中“梦幻湘西”形成的外部因素浅析

　　沈从文作品中“梦幻湘西”形成的外部因素浅析

　　作为一位作家，在二三十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坛，沈从文无疑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份独特的存在。在小学都没有毕业的知识积累与文化修养背景下，他以自己那一份极为独特而丰厚的边缘化乡村经验和边地土著部队的军伍生活经历为资源，以温和节制、自然素朴的叙事态度和清新秀丽、从容舒放的文学语言，在当时的文坛上吹奏出了一曲浪漫温馨、柔美婉约的乡村牧歌，为久居都市的文化精英及市井读者提供了一个远离喧哗与尘嚣的神秘奇特、淳朴自然而又清丽柔婉的“梦幻湘西”，为现代文坛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乡土世界。

　　从整体上来说，沈从文创作的乡土小说确是可以看成他所做的一个“梦”，只不过这个“梦”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其实，对于自己的湘西小说及一些自叙传性质的作品中具有的“梦幻”特质，沈从文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他曾这样写道：“……一个人单单做梦，做一切的梦……我是专做梦的人。”“我是一个但适宜于白日做梦的独行人。”“只能靠着做梦来填补痛苦的寂寞旅途”;沈从文：《沈从文散文全编》，凌宇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5、75、82页。在其后来的文字中，即使50年代那样严峻的政治环境中，他依然承认这一点：“至于文字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文集”第11卷，第70页。。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对沈氏作品中“梦幻湘西”内容的新奇性和形态的特异性作更深入的考察，而是要着重探索一下在当时文坛以鲁迅所开拓和领导的伟大“乡土批判”传统为主流形态的乡土小说领域，沈从文却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这样一个文学乡土的“梦幻世界”，其原因究竟何在。对于“诗意梦幻”这一创作倾向的取予，在沈从文身上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外在因素与机制提供了必要条件或发挥了重要作用呢?基于这样的疑问，本文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童年及少年兵士的视角

　　1923年，爱尔兰诗人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给他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基本是由其“在孩提时代的内心激情”决定的，少年时代的“感性和理性生活”极大地影响着其以后的创作道路和方向。毛信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应当说，这个观点概括了文学创作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许多作家的创作会受其少年孩童时期生活状况特别是情感经历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带有明显自叙传倾向的作品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胡适的《我的母亲》等，即使像鲁迅那样常以冷峻的目光、严肃的神情、批判的态度审视社会现实、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其作品中亦不乏充溢着以童年视角叙事时的天真烂漫、活泼生动。与沈从文同为“京派”小说作家的凌叔华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这样说：“我有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凌叔华：《凌叔华文存(下)》，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85页。在沈从文的创作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但是，这一情形在其作品中是以何种途径出现的，又究竟对他湘西小说的诗意、梦幻化特质带来了多大影响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方面是其湘西小说文本内容的构成。通过细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们将不难发现，其乡土诗化作品中有许多篇章是以其童年和少年的城乡生活经历为据所做。且不说像《从文自传》、《在私塾》等这种明显的回忆性文章，就是在《玫瑰与九妹》、《炉边》、《入伍后》、《传事兵》、《卒伍》等大量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明显见到作者少儿生活的身影。而另外那些描写湘西民俗风情和虚构人事命运的作品，如《阿黑小史》、《龙朱》，特别是《边城》，则是作者凭借其对湘西生活的美好回忆而做的，不过是他的旧有边地乡村经验在其追寻文学理想过程中的进一步诗化而已。几十年后，当沈从文回忆自己的创作时也曾写道：“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最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份乡村人事。”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文集”第11卷，第70页。这当然是对作者选材内容的最好注解了。

　　另一方面，对于沈从文的家世背景及其幼时的家境状况，我们要尤加注意，因为这些无疑对他幼时感受生活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及态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进而映射在他“基本上一直在靠记忆写作”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59页。而成的湘西小说中。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一文中曾对自己的家世作了这样的介绍：祖父沈洪富曾得到过清朝提督衔，一度官至云南昭通镇守使，父亲也曾是一名军官;外祖父黄河清是一位贡生，“可以说是当地唯一的读书人”，母亲同样知书达理。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04106页。照这样来看，沈从文所出生的这个“文武兼备”的家庭在当地也应算是名门望族了。在此文的稍后他又写道“那时我家中每年还可收取租谷三百石左右，三个叔父二个姑母占两份，我家占一份”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03页。。《从文自传》由这些简要的描述，我们就可知沈从文在他那个湘西小城中到底居于什么地位了。像他这样一位“小少爷”，无论在城中的木匠铺、铁匠铺、染坊等，还是到乡下那些佃户或农民中去，自然会得到极大的厚待与尊重;他想讨要什么东西或跟着做些事情(如打猎、捕鱼等)，当然不会被拒绝或训斥，或许还因年龄小而受到特别的看护。如此一来，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也就与普通乡村孩童有所不同，而独具一种新奇与诗意色彩了。

　　再者，对于幼时的受教经历，沈从文曾一再写到极不情愿待在教室中学习，而是经常逃学去野外戏耍游玩，这当然使他难免受责罚，有时还会很严厉。然而一则是，多彩多姿的大自然对他的诱惑确实太大了，甚至能使他忘记受罚的痛苦，“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由于最容易神往到种种屋外东西上去，反而常把处罚的痛苦忘掉……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 111、112页。。另外，沈从文与自己老师的关系在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曾这样写到私塾中的一位先生，“这先生，是我的一个姨爹……容易管教是真的。但先生管教时也容易喊师母师姐救驾，这可不是我爹想到的事了。”“若是在什么事上我有了冤枉，到四姨跟前一哭，回头就可以见到表姐请先生进去，谁能断定这不是进去挨四姨一个耳光呢?”沈从文：《在私塾》，见《沈从文别集·凤凰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13、15页。当他转到城外学校上学时，则是“照情形看来，我已不必逃学，但学校既不严格，四个教员恰恰又有我两个表哥在内，想要到什么地方去时，我便请假”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30页。。这些无疑增加了他逃学的方便与勇气，也为他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感受与趣味，当他把这些经历写入作品，再由读者去阅读、品味时，体验就更为新奇了。

　　至于后来年幼离家，入伍做了一个士兵，远离了家庭的温暖与怀抱;军队又要不断移防迁徙，甚至经常要面对战斗、杀戮这些生与死的考验，沈从文无疑要承受身心上的一些痛苦，但是考虑这一问题时，我们也要看到沈从文自身的特殊情况。一是他的家庭因素。尽管其祖父的功绩与成就已成为往事，父亲事业也不是太顺利，但毕竟是军人世家，在当地军队中还是有许多家中的世交故友;加之他初入伍时年龄较小，自然也是在军中受到了较多照顾的原因。他在文章中虽没有过多地提及这个方面，但其中还是有迹可寻的，《从文自传》中这样写道：“当我母亲那么打算了一下……就去向一个杨姓军官谈及，得到了那方面的许可，应允尽我用补充兵的名义，同过辰州。”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50页。在另外的一篇小说中，他又对这件事作了详细的叙述，说这个团长是他家的亲戚，曾做过邻居，并且与团长的女儿是很好的小伙伴。沈从文，卒伍：《沈从文别集·贵生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其他还有作品写到他可以随意地出入军营到山野溪边游玩或去军队造械处闲耍(《从文自传》《鸭子集》《槐化镇》《沈从文甲集我的教育》)，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军队中行为是较为自由的。二是他以一个士兵的身份，从少年的视角去观察部队驻地的乡土风情、人事纠葛与体味当地民众五味杂陈的情感浮动时，往往只看到事件与现象的表面，心理感受上与身处其中的城乡居民自然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从而在作品中形成了一种把生活理想化的情形。早期北京生活中现实的挤压

　　初到北京学艺的几年里，由于身无长技，默默无闻，沈从文经历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生活磨难和强烈的心灵冲击与震撼，这种身心双重的历练是一般人难以承受，也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那么，在这样残酷恶劣的境遇中，沈从文作品中应该透出更多阴冷、抑郁、沉闷的情绪才是;然而恰恰相反，在他写及湘西故土的作品中，所有的更多却是欢快、乐观与轻松，其间一缕缕的清纯秀丽之风扑面而来。那么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我想如果对他当时的生活状况与文学创作道路进行重新审视与观照，或许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有些帮助。

　　沈从文本是满怀了理想来到北京，他设想能够考上大学，先去接受系统的现代化知识教育和当时先进的思想理念。但对于这样一个小学都没毕业，连新式标点符号都一窍不通的人来说，结果是毫无悬念的：他一连在几个学校的招考中得了零分。很快，身上带的盘缠用光了，他又不甘心无功而返，只有靠向亲友告贷或同乡大学生的帮助维持生计了，或寄住会馆，或租住廉价的房屋，饥饱更是不定，以致数年后当沈从文回忆这段生活时还充满了辛酸：“人究竟是生物，每天总得有点什么消化消化，体力才可望支持得下去。当时这件事就毫无办法，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文集”第11卷，第69页。如果说物质上的缺乏还能靠行伍几年练就的体魄勉强支撑住，那么来自精神、心理和人格上的各种屈辱、贬损和打击是更为令人痛苦的：茶房的奚落与嘲讽、势利之徒的挑衅与欺侮、感情的无所依靠等，这些都促使沈从文不断地从昔日的湘西城乡生活经历和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去寻找心灵的寄托与慰藉;但是他这时的文学创作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现实呢?

　　在20年代前中期也就是沈从文初到北京的几年中，中国文坛上的乡土小说领域，由鲁迅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敏锐的洞察力开拓的“乡土批判”传统无疑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对于刚从十几年的边地生活中走来的沈从文而言，他最熟悉的文学题材当然是乡土领域的。就人的心理习惯来说，一方面沈从文首要选择的文学表现对象与内容应该是他熟悉的湘西生活(沈从文后来的文学创作也从客观上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对于才开始学习写作的他来说，从众、跟风等社会性心理倾向同样会促使他极力追随鲁迅等人的 “乡土批判”流派的，在后来的一些文字中，他也曾多次公开承认鲁迅“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对他的启示性意义，“使他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同上。然而，最终沈从文却走向了与“乡土批判”截然相反的“乡土抒情”的文学道路，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也就是当时“乡土批判”派文人群体对待沈从文的态度。

　　尽管都是来自乡村小城镇，有大致相同的出身，但由于人生经历、教育背景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文学理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鲁迅及其周围的文人对初学写作的沈从文并无好感，而且还较为主观和草率地对沈从文的创作给予了批评和否定，自然也拒绝了给予其“乡土批判”派文人身份认定的机会。鲁迅在1925年7月致钱玄同的信中曾批评沈从文“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说其写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6、452页。使沈从文更为不快的是，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对他的大量投稿默然以待，甚至极为不屑地加以讥讽嘲弄。文学创作上的冷遇反过来与生活的艰辛交错混杂，生活的压迫、命运的多蹇、理想的渺茫使沈从文只能是一次次回到那温馨自由、轻松快乐的旧有乡村经验中去寻求灵魂的解脱，通过笔下的文字去呼吸乡间泥土的芬芳、感受山野的气息、聆听自然的声音，对于遥远内地城乡生活的温情追怀与诗意描绘成了他寻求精神避难的特有方式。

　　就在这个时候，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应该是郁达夫的推荐)，以徐志摩、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月派文人群体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为他提供了最充分的练笔和表现机会，并对他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极高的评价。在徐志摩任《晨报副刊》编辑的期间(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沈从文的作品得到了大量的发表，每月五六篇是常事，与先前孙伏园任编辑时相比真可谓是天壤之别;并且还有让沈从文自己也感到“受来背膊发麻”(《关于“集市”的声明》) 的作品赏析——“志摩的欣赏”(《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1日)。一方面，新月派文人的鼓励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和坚定了沿着这一创作方向走下去的信念;另一方面，新月派文人的情感体验方式和文学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沈从文，使其形成了具有新月派文人文化叙事和社会叙事特点的叙事手法，即“温柔与感伤交杂的怀旧和诗意”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41页。抒情。与故乡的隔膜

　　在1934年初回湘西时所作的一篇文章中，沈从文曾这样写道：“我坐到后舱口日光下，向着河流清算我对于这条河水这个地方的一切旧账。原来我离开这地方已十六年。”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文集”第九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253页。其中“十六年”虽是指离开沅陵附近地域的时间，但是对于整个的湘西土地而言，自1922年夏天去北京算起，他也有将近12年的时间没有亲身接触过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也写到了这一点，“民国二十二年旧历十二月十九日，距我同那座大桥(沈从文故乡凤凰的一座桥——作者注)分别时将近十二年，我又回到了那个桥头了”沈从文：《滕回生堂今昔》，“文集”第9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324页。。

　　沈从文与故乡的这种隔离，既是时间上的，同时也是空间上的。在这十几年中，他最初到了北京，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文坛上站住了脚跟，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新月派文人的青睐。后于1928年移居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共同创办刊物，并在1929年经徐志摩介绍到了由胡适任校长的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1930年应聘去武汉大学任教不到半年的时间。1931年夏又受聘于青岛大学，本人随之移居青岛，1933年秋又回到了北京。这几处地方中，即使离湘西较近的武汉距其也不止千里之遥。这种与故乡长时间，远空间的隔离，使得沈从文在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以及感知方式上都与在湘西生活时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同时也造成了他对当时湘西社会现状理性认识的滞后与偏差。当然，这期间沈从文与故乡的交流并不是完全阻隔的，他也不断地从家人与一些朋友那里得到关于湘西的新的信息，但这些印象毕竟是相当点滴、散乱的，所以他对湘西的认识与理解主要还是来自于那旧有的湘西城乡生活经验。

　　当他身处湘西，在那边地城乡与土著部队中生活时，或许会经常感到些许的烦忧和无奈，甚至会不断产生逃离这种生活的冲动。但当他真正远离了湘西，以回忆的方式重新感受和咀嚼这些生活经历时，实际上就完成了情感的某种超越，在心理感受上也就带有了很大的距离，以致当时那些本来就微不足道的忧愁与烦恼被掩盖、遮蔽或大大淡化了。再加以作者特有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他的乡土小说呈现出某种诗意、梦幻的意境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证实。当沈从文结束了与故乡的隔膜，再次近距离接触故乡时，他的对故乡的情感认识就变得相当现实了。在1934初年回湘西时他就深切感受到沿途所见已是物是人非：“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为实为利庸俗人生观”沈从文：《长河·题记》，“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2页。，真是一片触目惊心。他当时心情十分沉重，对于家乡水手纤夫的“过去和当前”都产生了“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与隐忧”，沈从文：《散文选译·序》，“文集”第 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85页。充分认识到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沈从文：《边城·题记》，“文集”第6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72页。与《边城》前的作品相比，他后来写作的《顾问官》、《新与旧》及未完成的《小砦》等，其间的人事命运与乡土风情则全是另一番情形了，再也难保持原有的“轻松和愉快”了。

　　当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构建这样一个诗意、梦幻的“湘西世界”，并不仅仅是这些外部因素所决定的，这与作家自身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独特的艺术个性息息相关，他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审美趣味，特别是他那特有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是当我们把沈从文的这一创作倾向置于文学史的视野，与其他在艺术才情、气质禀赋等方面相近的作家(如废名、孙犁等)相比较时，对其文学创作过程中这些外部条件与环境进行探讨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