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边城》的生命节奏

沈从文小说《边城》的生命节奏

　　如果说沈从文的生命之旅是在故乡与他乡之间孤独的摆渡，那么他作品中的边城意象则浓缩了沈从文逝者如斯的悲叹。其小说创作中的时空意识充盈着中国诗画的神韵和节奏，是“音乐化和节奏化的时空统一体”。我们为大家整理了沈从文小说《边城》的生命节奏，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沈从文小说《边城》的生命节奏

　　如果说沈从文的生命之旅是在故乡与他乡之间孤独的摆渡，那么他作品中的边城意象则浓缩了沈从文逝者如斯的悲叹。同萧红的呼兰河小城一样，沈从文小说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创作的主要源泉，而真正标志沈从文创作走向成熟的作品是《边城》。

　　一、边城渡船――逝者如斯

　　《边城》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以具有楚地特色的端午节作为自然时间的分割点，以地域空间――茶峒码头和碧溪作为小说叙事的空间结构，叙事节奏舒缓轻盈，山歌、傩辞、鼓声、唢呐声，使得《边城》别具中国诗画的特色，其时空意识表现为具有音乐化、节奏化的时空统一体。宗白华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写道：“时间的节奏(一岁二十四节)率领着空间方位(东南西北等)以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画家在画面所欲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建筑意味的空间“宇”而须同时具有音乐意味的时间节奏‘宙’。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境界。”[1]综观宗白华的美学著作，我们发现，“生命节奏”一词出现的频率极高。“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2]中国画的透视法是提神太虚，从世外鸟瞰的立场观照全整的律动的大自然，他的空间立场是在时间中徘徊移动，游目周览，集合数层与多方的视点谱成一幅超象虚灵的诗情画境。

　　《边城》是以自然时间来联结小说的叙事框架，以地域空间作为小说叙事的空间结构。端午节的鼓声是边城岁月流逝的鼓点，辰水酉水作为自然界的景物联结了时空。不同的叙事时间形成不同的叙事节奏，由于《边城》以具有楚地特色的端午节赛龙舟作为主要事件，与湘西人民特有的生活方式相符合，舒缓的叙事节奏与湘西的生活方式相符合。《边城》中人们活动的空间有两个：碧溪渡口和茶峒码头。叙述者先在第一章里写渡口的自然环境，在第二章里介绍茶峒码头，在第三章里进一步讲述码头长潭里的端午节划舟。划舟的鼓声是边城时间变换的鼓点，而翠翠的思绪和行踪则是叙述者实现叙事空间转换的明线。

　　由于湘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封闭的文化历史环境，使它为更具有原始色彩的自然人性的生存提供了可能。与世隔绝的湘西孕育了古朴、完美的人性，湘西人民特有的人性美和外来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湘西人民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他们在社会理性上较为缺乏，更重于自然本能的感受，具有重义轻利的生活态度和亲密自然的人际关系。《边城》恍如一幅展现生动淋漓湘西生命的水墨画。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固守的生活方式受到外界的冲击，生命的节奏戛然而止，时间与空间的自然节奏都被改写，充盈着音乐感的叙述在不可知的迷惘中接近尾声。缆绳被河流冲断，船无所系而顺水漂流，天保葬送在滚滚激流中，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与自然相契合的原始生命节奏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不可知的恐惧与忧虑。在自然时间的交替中，茶峒小城保持着和谐内在的节奏与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但是河岸上白塔的倒塌、老船夫在暴风雷雨之夜悄然逝去，都代表亲密自然的人际关系已经被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所替代。

　　以《长河》命名的小说表现沈从文对于边城命运的进一步思考，渗透了更多理性内涵。1943年在《大公报・战线》上发表的《长河》题记中，他这样说道:“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3]“长河”指代湘西历史的长河，长河的流动不息象征着湘西历史长河的变迁。但是湘西的隔绝不会是永远的，虽然传统乡村残留着美好自然的人性，却终究不可能在隔绝中永恒存在。南长城已残破，溪州铜柱也已斑驳，湘西的历史长河却不会停滞。传统的孤立隔绝状态终将打破，民族隔离政策锁得住边城人的脚步，却锁不住历史长河的奔流。

　　二、归去来兮――生命节奏

　　沈从文在《边城》中用中国水墨画的笔法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相得相融，优美和谐的画卷，流露出作者对生命存在和人类命运的的忧虑与哲思，也表现了作者对无法返顾的时间意义上故乡的眷恋。和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一样，同样拥有甘美的丧失美学与精神病魔这两种意义，同时又在空间、时间、文化等多种层面上演奏出故事的主旋律。一九三四年冬，离开家乡十八年的沈从文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在回凤凰的船上，望着辰河边上的人和事，他终于明白，记忆中的故乡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触摸的梦境。“黄昏时闻湖边人家竹园里有画眉鸣哄，使我感觉悲哀。因为这些声音对于我实在极熟习，又似乎完全陌生。二十年前这种声音常常把我灵魂带向高楼大厦灯火辉煌的城下里，事实上那时节我却是个小流氓，正坐在辰水支流一条小河边大石头上，面对一派清波做白日梦。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梦境里，而且感到厌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4]至此，沈从文已经无可挽回的失去了自己精神故乡和文化故乡，成了名副其实的精神流浪者与文化漂泊者，愈到创作后期，孤独感就愈重。一如朱光潜在评论《边城》时所说:“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5]

　　这种尴尬和困惑是从乡村走向都市的一代知识分子共有的。鲁迅在《故乡》一文中也记叙了返乡的情形：“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从此以后，鲁迅就再没有回过绍兴，与故乡在时间和空间上，还有心理上的距离使他永久地离别了他的老屋，永久地离别了的故乡。但故乡的影子却时时追萦着他，在作品中他们重现记忆中的故乡，表现故乡的人和事，不拘是出于“引起疗救的注意”还是要“建一座人性的神庙”，他们都是在精神返乡的归途上介绍着沿途风光，故乡的一点一滴已深深地刻在他们脑海里，深入到他们的血里和梦里。船愈行愈近，故乡却愈来愈远，“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象征了作者悲凉的心绪，老屋的残破，自然的洗礼和时光的流转使作者记忆中的老屋成为现在的模样。沈从文在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也发现这样一种“淡淡的孤独的悲哀”，这种悲悯感和孤独感也渗透在《边城》的叙事节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