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经典化的历程

杜甫诗歌经典化的历程

　　杜甫诗歌在唐宋两朝具有迥然不同遭遇，在宋朝经历全面经典化具备深刻的原因，其经典化的几个关键环节具有深刻的文学发展意义。

　　时下的文学经典问题已经渐渐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单向思维转向为“文学经典是怎样形成的”的综合思维。杜甫诗歌并非写出来就是经典，同样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尤其是宋代儒学对杜甫忠君爱民的士大夫形象进行完美塑造，杜甫更是被推崇为诗家之祖，杜甫诗歌也被奉为诗家之经。

　　一、杜甫诗歌在唐宋两朝的不同遭遇

　　在唐朝的三百年间，时兴的知人论世之学在唐人文集序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是综合了先秦两汉以来运用政教伦理作为基础的和魏晋南北朝以来以作家的才情论为基础的两种知人论世的研究类型。流露在唐代人的笔记小说对于诗歌本身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就可以看出促使经典化产生的知人论世之学的复苏的情况。但研究表明，杜甫诗歌的唐朝当代的接受情况并不是很理想;杜甫本人的个人形象在唐代大概也就可以只能够定位于一般诗人、狂士与落魄才子之类[1]。而且杜甫个人诗集的编撰也不很理想，杜甫诗集多是以抄本的形式进行流传，况且在诗歌的编次上也比较混乱。真正对于杜甫诗歌的开始经典式的解读直到宋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因此，杜甫的诗歌在宋之前的经典地位并没有完全确立，可以从唐代现存的诗歌选本对杜甫的诗歌的冷漠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晚唐时代还缺乏一种对杜甫诗歌进行的经典式解读，还没有开始从诗人的意图到诗本事、诗集编年、诗人与诗文年谱、年表等常规的解读方式。

　　宋代的儒学复兴并重新取得统治地位，诗经与杜甫诗歌开始并进一步显赫，应该均与儒家的思想统治密切相关。先秦两汉盛行的知人论世理论作为基础的先秦儒家人性论同时复苏也给杜甫诗歌的接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典化机遇。宋代学者的崇经辨杜与对杜甫诗歌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解读风气开始全面兴盛，从而标志着杜甫诗歌经典地位在宋代的事实上的建立。应该讲，首次将杜甫诗歌与《诗经》进行比附的.做法可追溯到中唐时期的学者樊晃，开始以“大雅”来比附杜甫诗歌。延伸到宋代之后，宗经辨杜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和流行。

　　二、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及其原因

　　一般从文学经典化得历史可以看出，古人或文化名人对经典的称引不仅仅可以强化经典本身的文学权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广泛地称引原来的经典同时也是新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单单就六经之后的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产生而言，一般是以宗经为主要方式，形成以六经为经典化的合法来源与渠道，应该是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的必经之路径。在我国古代的学术渊源中向来有推源溯流的传统做法，从“深从六艺溯流别”当然就成为推源的主要方向。宋朝名人宗经辨杜的主要依据一般为《诗经》、《春秋》与《楚辞》三部公认的古代经典，通过运用上述三部经典在杜诗学中的升沉与宋人凭借这三部经典从而对杜甫诗歌渗透的经典元素进行深入发掘正反映体现了杜诗进行经典化历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2]。

　　宋朝人尊崇杜甫诗歌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杜甫是诗艺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是基于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北宋在开国之初，众多宋朝人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渐发现中晚唐的流行诗风基本源于杜甫诗歌，杜甫诗歌以其地负海涵和包罗万象的集大成的气势与姿态征服了宋朝学者。在宋代的开国之初，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客观存在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宋人易被杜甫诗歌中忧国忧民的爱国忠君精神所激荡从而产生了心理共鸣而折服。就杜甫诗歌集大成艺术成就自元稹进行首倡之后，一直到苏轼和秦观等人地尽情发挥，从而成为历代尊杜的通行之说。就宋朝人对于杜甫的忠君爱民思想的发掘还不仅仅单是一种心理共鸣与佩服，而且也是北宋士人进行自觉参政与议政意识达到空前高涨所致，具体在诗歌领域体现出来就是对诗歌中关于叙事与批评时政自然理性依据和表现手法的关注关切。因此对杜甫诗歌的叙事抱有浓厚兴趣，对直陈时事于实录史实感慨，同时又为这种杜诗这种叙事特征诗歌寻找出艺术风格上的含蓄之美与抑扬褒贬等方面的微言大义。

　　三、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的关键环节

　　首先，宋朝以《诗经》《楚辞》为宗作比附以尊杜。一方面借《诗经》的风雅正特有韵味以及《楚辞》的高洁来标榜杜甫性情之正的为人，而且进一步以杜甫的性情之正作为他的诗歌进行褒贬的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以《诗经》特有的委婉和含蓄的美等具体的手法来解读杜诗叙写时事与批评时政的功能。

　　其次，宋朝以《春秋》为宗作比附以尊杜。此手法亦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借《春秋》的圣人删述具有的批评权威地位来给予杜甫诗歌以叙事褒贬赋予合法性合理性。另一方面以微婉显晦的春秋笔法来解读杜甫诗歌中可能存在的惩恶劝善等进行微言大义的表现手法与技巧。在宋代甚至盛行以杜诗补史和证史的风气催生和巩固经典化过程。

　　第三，以特有的编年法对杜诗进行解读以尊杜。用编年法的方式也许就是宋朝人重塑杜甫形象的又一重要手段，这对于杜甫的个人形象从传统文人进一步发展到儒家士大夫的角色转换所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3]。在北宋的中后期诗歌领域内盛行以编年法德阅读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宋人对于诗歌作品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要求，同时对诗人的人品方面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由此更加大了杜甫诗歌的经典化力量与影响力。

　　总之，在中国的古代文学经典生成发展方式的惯例应该是源于儒家说《诗》的方法。儒家创立的文学经典化理论与方法，在宋代被学者发扬光大对杜甫诗歌进行全方位的经典化，杜甫诗歌经典化的过程，既是一种文学解读与重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经世致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