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人杜甫的家境并不糟糕

大诗人杜甫的家境并不糟糕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们感叹杜甫的心怀天下的同时，或许也对他的遭遇表示过同情，但是大诗人杜甫的家境真的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吗?

　　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杜甫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这个认识，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是，既不全面，也不准确。一些人根据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幼子饥已卒”和《八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布衾多年冷似铁”“床床屋漏无干处”等诗句，把杜甫一家想象成贫农无产阶级，则明显违背了史实。由于中年以后仕途坎坷，兼之遭逢长达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很多时候，杜甫心情糟糕，漂泊路上，杜家老小吃过不少苦。因此说杜甫穷困潦倒，也不为过。但是，有两个事实不容否认：一是，杜甫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有在当地担任地方官员的亲友会给予他以物质上的帮助;二是，杜甫家并非赤贫之家，一直是有房地产业的。

　　那么，杜甫家都有过哪些房地产业呢?

　　作于公元763年(当年杜甫52岁，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便下襄阳向洛阳”一句，杜甫自注云“余田园在东京”;作于公元767年(当年杜甫56岁，在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诗有“两京犹薄产”一句。这都说明，杜甫家在长安、洛阳两个当时的都城辖境，都是有房地产业的。产业不见得有多大，但是，所在地都不寻常。打个比方，相当于今天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地产。

　　杜甫家在洛阳的房地产业，有可能指陆浑庄，也可能除陆浑庄外，另有洛阳城里的产业。公元741年，杜甫写作《祭当阳君文》，“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庶刻丰石，树此大道，论次昭穆，载阳显号”云云。这是新居落成，昭告远祖。《寄河南韦尹》“甫有故庐在偃师”，《忆弟二首》原注“时归在河南陆浑庄”，指的大概是同一个地方。陆浑庄是杜家老宅所在地，也是杜甫与弘农杨怡之女结婚成家之地，除了房产，应该还有一些土地。

　　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都是杜甫一家漂泊路上的短暂居留地，应该没有置办什么产业。

　　而翻越秦岭，抵达成都后，因为有一帮亲友的帮助，浣花溪一带气候景物宜人，杜甫曾有长住的打算，在那里建设了一个不错的家园。这一时期，给予杜甫家以经济帮助的，除了裴冕(裴冕是否照顾过杜甫，学者间有不同意见)、高适、严武等当地高级长官外，还有亲戚、邻居。《酬高使君相赠》“故人分禄米，邻舍与园蔬”，《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都是很好的证据。这位王十五司马，是杜甫的表弟。初到成都，杜甫写了一系列描写经营草堂情形的诗歌，《萧明府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处觅绵竹》、《凭何少府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诣徐卿觅果栽》等。归纳一下，杜甫种植的树木品种有桃、绵竹、松树、果树等，其中，光是桃树杜甫就种了一百株，桤木占地十亩，松树四棵。根据这些数字，可以想象，杜甫的成都草堂，附宅之地，得有数十亩。郭沫若先生称杜甫这一时期过的是“地主阶级生活”，动机固然不纯，但结论并没有冤枉杜甫。

　　离开成都之后，杜甫一家经忠州、云安，到夔州，在那里逗留了两年。这两年里，因为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关系，杜甫家先后在瀼溪、东屯拥有过带四十亩果园的住宅，负责耕种过一百顷公田，有过阿段、信行、伯夷、阿稽等男女仆役。这些情况，在《示獠奴阿段》、《信行远修水筒》、《驱竖子摘苍耳》、《夔州歌十绝句》、《缚鸡行》、《竖子至》、《课伐木》、《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相举，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等诗中，都有所记载。种种迹象表明，杜甫一家在夔州期间的生活，较之成都期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上可见，杜甫家的经济情况，虽然很不景气，但是，比起李白家来，似乎要略好一些。听到朝廷军队收复河南河北地区的假消息时，杜甫第一时间就萌生了返回洛阳的念头。这说明，在洛阳，杜甫有养活一家人的条件。李白晚年，老无所依，只能投奔做当涂县令的族叔李阳冰，最终病死在那里。显然，杜甫是有家不能归，而李白则是无家可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