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 《兵部尚书席上作》

秦风学老师

杜牧 《兵部尚书席上作》

  杜牧的《兵部尚书席上作》是一首朗吟于兵部尚书李司徒筵席上的即兴之作。虽然简单但也是韵味十足。

  兵部尚书席上作

  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

  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

  【赏析】

  这首诗最早见于唐孟棨《本事诗》。《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致。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向,瞪目注视,引满三巵,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传,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对诗的本事所记很详,有助于理解其意蕴。

  华丽的厅堂,盛美的筵席,烘托出当日非同一般的节日氛围。主人的华贵气派,宾客的名士身份,均在不言之中。虽则是“罢镇闲居”,李司徒的摆设、排场,仍不愧是“当时第一”。诗人当时任职洛阳,是分司东都的监察御史,官位显赫,李司徒不敢随便邀请他莅临“声伎豪华”的私宴。只是在诗人派人向他表示希望参加的意向后,李司徒才不得已相邀。了解这层背景,就能体会“谁唤”二字实在有着强烈的调侃意味。照理说,李司徒设筵相邀,客人自然是他“唤”来的。但是,事实上却是诗人自己要来的,李司徒则是被迫而为。倘若果真要寻究是“谁唤分司御史来”的话,实在不如说是“绝艺殊色”的歌伎“唤”他来的。这劈空一问,如异峰突起,使诗情徒现戏剧性变化。诗人自不无几分得意,李司徒则被将了一军,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诗人接到李司徒“驰书”相邀时,正好“对花独酌,亦已酣畅”,仗着几分酒意,匆促赴筵,当然更肆无顾忌。他“独坐南向”,一副傲然不群的意态;“瞪目注视”歌艺超群、姿色绝佳的歌妓,连饮满酒三杯,询问李司徒“闻有紫云者,孰是?”原来他是爱慕歌妓紫云之名而来。李司徒指给他看,他居然当众索讨名妓。唐突、清狂,无怪乎满座宾客皆惊骇不已。李司徒“俯首而笑”,无言可答;两边百余名粉墨献艺的歌妓也一下子“回首破颜”,忍俊不禁了。诗人却又连饮三杯,朗吟而起。他即席高声吟唱的,就是此诗。“意气闲逸,旁若无人”,刻画出一个风流俊爽、仪态非凡的诗人才子的形象。

  诗人登第后在扬州当幕僚时,曾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的诗句,对往日放浪形骸、沉湎酒色的生活表示自嘲和追悔。诗人借酒索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痼习。而即席吟诗,出口成章,捕捉住当时的场景、氛围,人物神情、意态,为寻芳猎艳留下真实的自我写照,又使人想起曹植七步为诗的.风度。全诗率口而成,不假雕饰而自有神韵,表明诗人在风流不羁的“清狂”之外,富有神奇俊迈的杰出才华。

  拓展阅读:杜牧生平

  家世背景

  杜牧生于世代官宦并很有文化传统的家庭。杜牧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曾祖杜希望为玄宗时边塞名将,爱好文学。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先后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一生好学,博古通今,著有《通典》二百卷。父亲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早逝。

  杜牧这样形容自己家庭:“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

  早期仕途

  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据唐人的习惯,被称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华出众,杜牧十几岁的时候,正值唐宪宗讨伐藩镇,振作国事。他在读书之余,关心军事,后来杜牧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特别是有一次献计平虏,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获成功。

  穆宗长庆二年(822),杜牧20岁时,博通经史,尤其专注于治乱与军事。杜牧23岁作出《阿房宫赋》。25岁时,杜牧又写下了长篇五言古诗《感怀诗》,表达他对藩镇问题的见解。此时的杜牧已经很有名气,作品流传。文宗大和二年(828),杜牧26岁,进士及第。同年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被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

  大和七年(833),杜牧被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职,后转为掌书记,负责节度使府的公文往来。京衔是监察御史里行。这时杜牧居住在扬州,特别喜欢宴游。大和九年,杜牧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赴长安任职,分司东都。八月在东都洛阳上任。因此逃过了十一月的甘露之变的险恶风波。在这里他遇到了宣州市的故人张好好,写下了著名的《张好好诗》。在洛阳期间,由于职务清闲,他四处凭吊古迹,写下了不少诗篇。开成二年(838),杜牧入宣徽观察使崔郸的幕下,被召为宣州团练判官。开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离开宣州,去长安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开成五年,杜牧升官为膳部员外郎。

  迁官外放

  会昌元年(841年)杜牧调任比部员外郎,武宗会昌二年(842),外放为黄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书上并无记载。杜牧自己认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挤。而李杜两家为世交,李德裕为何不喜欢杜牧,有人认为是杜牧为人倜傥,不拘小节,与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党争,杜牧与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认为是牛党。后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为政能兴利除弊,关心人民。宣宗大中二年(848),得宰柏周墀的帮助,入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

  暮年

  杜牧任司勋员外郎不到一年,就因为京官俸禄低,而难以养家请求外放杭州刺史,但是没有批准。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为吏部员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请求外放湖州刺史,连上三启,终于应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认为,杜牧请求外放并不仅仅是经济原因,而是不满意朝政,认为自己无法在朝中有所作为。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凭吊前贤,结识诗友,作了不少诗。一年后,他又被内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到长安第二年,迁中书舍人。这段时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别墅,并且闲暇之时经常在这里以文会友。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

  杜牧临死之时,心知大限将至,自撰墓志铭,但这篇短文写得却是平实无奇,丝毫不显文豪手笔。据《新唐书》载,墓志铭写就,杜牧闭门在家,搜罗生前文章,对火焚之,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或许,在外人看来,杜牧一生,俊朗豪健,而杜牧在强作笑颜、把酒尽兴的背后,却是不欲示人的悲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