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坛经考证”

胡适的“坛经考证”

　　《六祖坛经》，佛教禅宗典籍。亦称《坛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胡适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字适之,安徽积溪人。一九一零年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革,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一九一九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论文,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他还编写过“中国哲学史一,半途辍笔,因为他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

　　一九三零年一月七日,胡适写了“坛经考之一”是作为“曹溪大师别传”跋文的。后来又继续撰作“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八祖坛经’”)对被认为是中国禅宗的宗经——:八砠法宝坛经’进行了一番考证,虽然有些观点属于牵强附会,但有些见解确也有独到之处。今试作介绍,以供读者参考。

　　六租大师圆寂后,“坛经”几经窜改,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本子。胡适在“坛经考之一”中写道:

　　“我们试取教煌本“坛经’和明藏本相此较,可以知道明藏本此教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这多出的百分之四十,内中有一部份是宋以后陆续增加进去的。但其中有一部份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师别传\\\\\’的。”他列举了明藏本的行由第一、机缘第七、顿渐第八、宣诏第九、付嘱第十等五处与“别传”对勘,发现有很多变动。他因此得到结论说:

　　“我曾细细校勘‘坛经\\\\\’各本,试作一图,略表‘坛经\\\\\’的演变史:

　　从上表可以看到,胡适是根据宋郎简二八祖坛经序”中所说:“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言的。但现存的契嵩本“坛经”只有一卷,没有人见过二二卷本”的契嵩本“坛经”,恐怕连胡适自己也不曾见过。

　　还有,胡迈认为“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这是不妥的,因为明藏本坛经,并非一种,不能把契嵩本称“明藏本”。而且“曹溪大师别传”也不能与‘坛经”并列,因为它不是一种不同本子的“坛经”。还有在“坛经考之二”中被胡适认为“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的惠昕真本,他却末列入“表”内,在为表明“坛经的演变”史而作出的几种不同本子的“坛经”的图表,竟然没有这本“人间第二最古‘坛经\\\\\’”,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疏漏。

　　印顺老法师在他所着“中国禅宗史”第六章“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中说:

　　“‘坛经\\\\\’的各种本子,从大类上去分,可统摄为四种本子:教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

　　教煌本就是教煌写本,亦即法海本。印老认为它虽“已不是‘坛经\\\\\’原型”,但却是“现存各本中最古的”,特别是关于六祖事迹的记载“最为古朴”。而“古本”则将“别传”的传说编入,又将六砠与弟子们的问答机缘也采录进去,“这虽被称为古本,而成立的时代要比教煌本(七八〇—八〇〇),别传(七八一)宝林传(八〇一)迟些。且这一古本,“是从古人记述中知道其存在的。”惠昕本,系“参考古本而改编成的,所依底本,近于教煌本”。至一兀本,包括德异本和宗宝本。印老列举的四种本子中,没有契嵩本,但在叙述中也谈到了契嵩校改“坛经”的事实。

　　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在“禅宗史研究”中指出:“在现今的‘坛经\\\\\’里,大体可分为教煌本,惠昕本,德异本——宗实本的三个系统。”宇并把德异本说是“亦郎曹溪原本”,其实所谓“德异本”,不过是契嵩本的义一种传抄本而已,因此确切地说,“三个系统”实则上是教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四个系统”,其余的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翻刻本或传抄本吧了。胡适的考证与他作的图解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中在对教煌本(一万二千字),惠昕本(一万四千字)和明藏本(郎契嵩本,二万一千字)三本“坛经”的字数作了一个统计比较后说:“这可见……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咀真可令人骇怪了。”他还说:“惠昕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俊多沿用他的改本。……惠昕改动的`地方,大致都是这样‘添枝添叶\\\\\’的增加,但他也有删节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换原本各部份次第的地方。”胡适认为:

　　“总之,惠昕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末远\\\\\’之本,我们因此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那些部份是北宋增改的,那些部份是契嵩以俊的人增改的。”

　　胡适的这些看法反映了他的一定的历史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他在“坛经考之二”中又坚持说“坛经”系神会所作,却是荒唐而没有根据的。

　　印顺老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提出两种见解:一、“‘坛经\\\\\’是先径集成的,并有过修改与补充。”二、“从‘坛经\\\\\’原本到教煌本,至少已有二次重大的修补,此后流传中的‘坛经\\\\\’,不断的刊行,变化是非常多的。”印老对某些本子“坛经”的一些内容,竟然“大致与“景德传灯录’相近”感到惊异。他又指出:“现存的‘坛经\\\\\’应分别为二部份:一、‘坛经\\\\\’主体,是大梵寺开法纪录。二、‘坛经\\\\\’附录,是六祖平时与弟子的问答,临终付嘱,以及临终身后的情形。二者性质不同,集录也有先后的差别。在‘坛经\\\\\’的研究上,这是应该分别处理的。”这种分析,对从事“坛经”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在“禅学思想史”中对三本“坛经”的不同曾说:“作为慧能语录的‘坛经\\\\\’,由于传写时文字的改换,以致在‘坛经\\\\\’裹存在着‘玉石相混\\\\\’的情况。可见在“坛经’晚出的本子裹,确有膺品和私货,这是中外学者所公认的。

　　胡适在“坛经考之一”中对“曹溪大师别传”作了一番考证之俊,最后写道:

　　“总之,‘别傅\\\\\’的作者是一个无学问的陋僧,他闭门虚造曹溪大师的故事,装上许多年月,俨然像一部有根据的传记了。可惜他没有最浅近的算学知识,下笔便错,处处露出作伪的痕迹。不幸契嵩上了他的当,把此传认作‘曹溪古本\\\\\’,采取了不少材料到‘坛经\\\\\’里去,遂使此书欺骗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幸而一千多年前最澄大师留下了这一本,保存至今,使我们可以考证契嵩改本的根据。我们对于那位渡海求法的日本大师,不能不表示很深的谢意。”这段话倒是很客观、中肯的。

　　据说,胡适先生在晚年,对佛学也曾有过浓厚的兴趣,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可惜笔者手头没有可供引用的参考资料,待以后有机缘再作补充吧!

　　摘自《内明》第1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