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文选别有天地》读书笔记

《顾城文选别有天地》读书笔记

　　作者及本书简介

　　顾城，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顾城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后期隐居激流岛，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因婚变误杀妻子谢烨后自杀。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作品译成英、法、德、西班牙、瑞典等十多种文字。

　　《顾城文选》共四卷，本卷名：别有天地，内容主要为作者早期诗论、童话、记者问答录音笔录。本卷书共35万字，主要阐释了顾城哲学的梗干。

　　感悟正文

　　一、语言是不够的。生命需要的是一个世界。

　　我慌张地翻开刚到手的文选，想了解一个完整的他。之所以一直企盼这样一套他的文选，是因为我觉得通过诗的篇目，我难以掌控一个立体的他。那些篇目就如同一个个瞬间的抓拍，平面的光影（甚至是黑白的）。他与北岛不同，北岛是桌子上明晃晃的银烛台。不听他自己讲述自己的哲学，我无法窥见月球的背面。

　　顾城很大方地用了一张调查表、一篇剪接的自传介绍了自己。他讲他小时候如何如何害羞，讲小时候看到自然的感受，讲J.H法布尔对他的启蒙、讲诗是如何发芽的（如何从片断到连续的）、讲随父亲到火道村下乡、讲第二次“恋爱”——爱上绘画、讲自己对城市的恐惧。后来，“春天来了”，姐姐告诉他：有人和他写一样的诗。一份区办小报使得他闯入了诗坛。最后他讲了明天。他讲他的使命、讲到祖国、讲到历史与不幸。我想这些就是使得一批人包括顾城、北岛、舒婷等加入到朦胧诗这个“体制”中主要诱因。他们在使命、历史与不幸中逐渐看不清了，于是他们走近，想亲自用眼睛辨别。但是，他们发现，结果是不遂人愿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给年轻的顾城带来名气的除了这首著名的《一代人》，还有《远和近》：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有好多人把这首诗理解为爱情诗，我不否认，你可以从里面读出来一种爱情的味道，这是朦胧诗的一种特点。但事实上，还有一种更为恰当的解释。引用顾城自己的句子:“世界上有一种引人遐想的东西，叫做‘云’；‘云’成其为‘云’是需要距离的，当人们真正走近它时，它就成了‘雾’……”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云”代表的是一种未知。而所谓远和近并没有使得这种未知变得清晰，反而变成了“雾”。其中，你、我、云，是组成顾城最初的哲学的三个部分，这是顾城思想中的三个不同的“我”的视角。在顾城最初的创作理念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回归自然”。人类最初的创造是不掺杂主观创造欲的，是一种自然而然，像呼吸一样平凡地表达。但是当人们认识到了“表达”之后、在有了语言之后，主观创造欲就跑出来了，宇宙和人就分家了，于是就有了你、我、云，即宇宙、主观的我和未知。注意，这里的未知是对于主观的我来说的，而对于宇宙，未知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作者会写：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

　　当创造是呼吸时，所创之物便是生命。因为语言是位于创造之后的，所以，对于生命来说，语言其实是次要的，而恢复原本的“宇宙——人”一体才是最紧要的。这就是顾城的思维与哲学。我十分能够理解这样一种思维，但是我难以预料这将是一种怎样的结果。一种艺术一种思维、哲学的散布是需要它的可解读性的；越容易解读就才越容易传播。或许顾城他也曾经在诗的传播与自我艺术当中抉择过，但是很明显他选择了后者。毕竟不是人人都是耶稣，有很多人甚至很多国家是希望烧死耶稣的。既然我站在这里，希望能够读懂顾城，那么我就必须试着还原自己，看看语言外还有什么，也许我需要经历整个世界。说和写是次要的，关键是去做些什么。

　　二、死亡是没有的。死亡是文化的结果。

　　我们每天谈文化，文化是哪里来的?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生命的轨迹，因为只有有生命的系统才会有文化的衍生。我们要讲开始，要讲死亡，这是文化最根基的主题。人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了，世界是圆的。然而人的路是直的(至少在我们普通人的视角里是这样的)，人是渺小的。人每天在他的小圈子里转啊转，人是容易满足的。人作为一只可怜的容易满足的蚂蚁，一直是在文化流中飘荡的。我们谈死亡，会说今天哪个哪个学校又有学生跳楼了，然而死亡是死人的事情，我们是不能知道的，我们知道的只是文化所给予它的定义。我们说生命开始，那么你能否说清你最早的记忆是在什么时候?很难。它和死亡一样，一个是在你背后，文化流的无限远处的一个点；一个是在你前方，文化流的无限远处的一个点。而我们所无法名状的这一些事物都是我们顺从文化流的结果。它们的存在是文化告知我们的。那么，开始的开始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世界很奇妙：原子和星球的系统有着极相似的地方，一个单位人和人类这个群体也应当是这样的。“当人类在洞壁上画下第一个线条的时候，那时还没有文字，人们想获得内心的情感，获得一个自由，想画下在天上飞的感觉，鸟的感觉，树叶摇动的感觉”，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没有言语，看到月亮看到院子里的花，我们没有办法表达心情，于是我们就抓起蜡笔。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当家人看到的时候，性质就开始变化了，你为了得到赞赏开始追求更好：这里要用这个颜色，那里要凹进去一些。你自觉画得好些了，满心欢喜，家人开始传阅，开始有肯定与赞赏。文化就诞生了。人永远脱离了初始的自然状态。（不要误会，我们从来不否认文化的人是健康的。）文化产生的原因具体来说是“规矩”或者说“规律”这个东西。自然人把握住了规律就变成了文化人。圣经说，亚当和夏娃吃了苹果，知道了善恶，而被赶出了伊甸园，也就是这个意思。

　　而从文化人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文化也就开始了流动。开始有了文字，有了言语的规范。这个过程无疑是美丽的。作为一个文化人，维持文化的现状是有益的。因为文化使得人在通过语言文字交流的时候有了一定的方圆；人在接受外界信息的时候也有了一定的规律可循。然而对于一个诗人，或者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方便并不是他们所追寻的，他们所追寻的是他们所认可的美丽。那么到底是作为分支的文化美丽呢还是原始的自然美丽呢?顾城给出的答案，是后者。他说：“我很庆幸我放猪而不是去上学，这使我和语言有了一种自然的关系。”无疑，这显露着作者对于语言系统自然化的重视，对于现状他慨叹道：原来说话是有规定的，不是为了高兴和好听。他说：“对于诗的创作，唯一能给我启示的是我的梦，在梦里诗变成了一种很自然的表达，在那里，我变成了摄像机，变成了灯光，鸟是我，春天是我，河水是我，花香是我，这都不需要一个理由，因为在梦里不用去想。”他认为他获得了一种最自然的表达，他认为这是好的。说实在，我同意他的这一些观点。先前我在写诗的时候，总是能够写出一些从没经历过的场景与画面，我对于它们是完全没有感觉的。我承认，是所谓规律产生了它们，它们并非是从我的心里面流出来的，尤其是我最早期的一批作品。它们干涩，生硬；而最近产生的一些小作我还是很满意的，借用一位台湾朋友对于我朗诵的那篇《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的评价：我喜欢这种发自内心的感觉。

　　“自然人死去，文化人诞生。”这里为什么不用“自然人变化为文化人”呢？因为本质上，这两类人是不等价的。自然人属于宇宙，他和宇宙是一体的，他发出宇宙的声音服从内心的指向；文化人脱离了宇宙，属于自身，他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研究内心的指向（这里面不只包括他自己的内心）。如果说自然是生命的开始话，那么人自从开始接受文化流的影响便失去了作为自然人的生命，开始了自然人的死亡，开始了作为文化人的存在。作为文化人，每个人有他们每个人的“话”要说，他们离开原点开始运动（至于运动的方向之类，你可用什么“性格决定命运”一类的道理去解释）。对于开始运动后的结果，人类对此一无所知，于是，自称为科学的文化流根据他们所谓的规律提出：这一运动的结果很简单，就是肉身死亡。至于死亡之后的事情，便没有再说。对此，最初一些宗教的文化流倒则提出：成仙、圆寂成佛、转世等概念。文化流中的人由于惧怕结束，惧怕“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样的事情，便信了宗教的观点，主观地将其理解为对于肉身来说摆脱死亡的秘法。再之后，科学的文化流就跑出来用事实控诉：这是迷信！然而最初的宗教观点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它们所阐述的其实是区别于肉体存在的人的存在本质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最初的宗教和哲学的关系非常非常大。我理解，他们所说的就是要人们回归自然人。这种回归并非是倒退式的，而是前进式的。而至于回到原点方式，于佛教讲是“看破四谛”，于儒家讲是“格物致知”，与道家讲是“得道”，所以顾城说：“我要用我的脚走遍大地，世界就融入了我的生命（即成为自然人）”。而这时，一个文化人会终结生命，一个自然人就产生了。这才是死亡的真谛。所以说：生与死重合，自然人死，文化人生，回到原点，返死而生，生死乃是一种转变的两种体现，人怕转变所以害怕死亡，文化人研究了千年的规律，殊不知转变才是生命的规律。

　　三、由大自由到文化架设与生命的降临

　　顾城表示：只有回归自然人才能脱离文化的束缚，才能表达出人类最初的最干净的愿望。我在前文中曾提到过，一个人作为个体，是不能够完全经历人类进化的“大圆”的，他只能够作为其中的一小段直线，无法独自回到起点。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回归自然？ 顾城给了提示：“这类新诗（指朦胧诗）的主要特征，还是真实——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地反应，倾向于主动地创造。”表面上，这是对朦胧诗特征的阐释，但是他实际上指出了一条使用文字体现自然人的思路：首先，由文化人创造的文艺形式是既定的。你写了一行字，那就是一行字；你用纸叠了玫瑰，事实上那就是玫瑰。但是，如果文化人对文字动动手脚，让你能产生“误解”，那么这个文字就发挥了自然人的功效。什么是“误解”？就是你在阅读时，心里的那个答案。一千一万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他们自己的愿望，那这就是自然、就是世界、就是你自己。学过初等数学的人应该都会记得，在规定向量的方向的时候，书上是这么写的：“零向量有任意的方向。”你可以说零向量与某个向量平行，但是你不能说：零向量和某个向量方向相同。零向量也就是这个问题的钥匙，在有限中创造无限。很有意思是不是？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一种中国式的自由——大自由。

　　既然要讨论自由，那么我们就弄弄明白，自由这个词是哪里来的？举一个都知道的例子“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意思是老子早就不爽了，能让你自作主张？）。古义的自由一般指的`是自作主张，直到了清末才有人把西方的自由主义引进中国，冠以“自由”的名号。那么你琢磨琢磨，西方的“自由”在中国本应该是个什么词？是自在！自在是区别于你们说的自由的。自在属于东方精神，自由属于西方精神。东方和西方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西方的精神，它是强烈地显示着‘人’的精神，它站在世界的对面，自然的对面，它说：我要这样！东方的精神呢？是：就是这样。它没有‘我要！’这种成分。”这么说有点难理解，我们换个说法：一种语言是能够充分体现它所处的文化环境的。以英语来讲，“should”这个词有表示推测、“应该”等意思。不管是在祈使句还是那些有着主语的句子里，这样的推测都有着一种较强的人类主观色彩。而在汉语里，“应该”这个词往往会有一些天注定的味道，是人所不能左右的。相对应的，我们就因该能够看到“自在”与“自由”的本质区别了。前者与自然有着莫大的关系，后者则更具人类的侵略性。

　　那么由此可以总结，所谓西方精神代表的是一种“探求”的看，而东方精神代表的是一种“观照”的看。而所谓相对于自由而言的大自由，就是一种强烈区别于西方精神下的“自由”的哲学观，是十分古老的东方哲学观点。“有名天地之始，无名天地之母。”无是一切的原形，是自然，用老子的话讲：即混沌，在佛家称：空。有是这一切自然、混沌的具象化，是四散纷飞的生命，即色。然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两者虽是不相同的形态，却是一样的本质。组成你和你身旁的杯子的元素，在千百年前恐怕是混在一起的，只不过你和它如今有了色像，成了实在。“探求”的看，看的就是色像。即使可能他在探求的是诸如“自由”的抽象概念，但在面对巨大的“空”时依旧是“色像”。有句话叫“自由是自由的枷锁”，不管你再如何探求，你永远是在这样一个维度，逃不出去。这就好比是骑驴找驴，其结果只能是自寻烦恼。而“观照”的看是一种脱离世界的看。是我们讲的“达观”。“我们在人世中间，我们才想像出一个历史，想像出时间。”生老病死在脱离了这个世界的维度之后会成为同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就站在驴的旁边，不需要找，它就在面前。当世界与你无关的时候，你才会看得到世界，你才能成为世界。此即大自由。

　　而正是人的大自由的想法产生了文化与生命之间紧密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大自由使得自然的人分离出文化与生命两部分。我们知道，顾城的哲学主要是来回答三个问题：1.文化（文化人）是怎么来的？2.文化出现前的生命（自然人）是怎么一回事？3.文化与生命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顾城试图从回答这三个问题开始，解释人如何从自然人到文化人，又怎样才能从文化人回归到自然人。对于前两个问题，我在前文的“一、二”中已经仔细阐述了，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文化与生命之间的关系。顾城在书中曾这样指出：“这个‘未知’无形无名，是万物之母，也是文化之母。万物产生，有了分别，有了名称，有了概念；这个时候文化产生了，文化人也就产生了；人也就从和万物浑然一体的自然生命中分离了出来，犹如杯子和水的分别，它们成了两个事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句话：“未知”、“无”、“自然”和最初的“我”这四者在顾城的哲学中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在这个“我”具有了“分别心”后，万物有了分类，产生了文化，人类的“我”脱离自然的“我”而出现。再进而，顾城给出了一个很奇妙的比喻进行解释：杯子和水。顾城说，他用水果来比喻自然的生命，“一个果子中的水不会因为倾翻而泼洒出来，在人还没有思想、还与自然一体的时候，他的生命之水就是他本身，不管如何震荡都不会离开。当人有了“分别心”，生命之水就会离开，以析出的方式离开‘我’”。（而产生“分别心”的正是大自由的想法，大家对此肯定有疑问，我们放到过后解释。）思想使得人同万物分离，而分离更加强了思想，思想又加强了分离。在这个过程中，概念与分类被强化到了极致，生命之水也析出到了极致。此时杯子与水出现了。所谓的杯子就是文化，而水就是生命的精华（大体等同于精神）。生命之水会随着人的积累而变化，这种变化就产生了涨溢的现象，这就出现了艺术、革命、爱情等等。而这样一个运动过程其实就是文化本身的体现。所以说，文化一方面是为生命之水降临而架设的场所，另一方面又是生命之水运动的结果。两者在最初始的状态下的存在就是自然的生命。于此，这样一个分离的过程大抵是解释完毕了，但是大家会有疑问，关于大自由的作用，似乎有着某种矛盾。

　　思路清晰的朋友可能会指出：我在前文中曾经说过，顾城给出的回归自然人的方法是源于大自由，那么怎么又说文化人脱离自然人的缘由也是出于大自由呢？这岂不前后相异互而矛盾？其实不是的。文化人脱离自然人的缘由是出于人本性对大自由的渴望。人在处于自然人的状态时是在一种“未识一切”的状态中的，人对一切没有概念（包括什么是我）。所以，人需要了解这一切的时候就造出了一个“我”，这个“我”立于自然人之外，人们不知觉地利用它来观看一切，进而人类进行了对这个世界的分类、概念的建立，从而出现了文化人。而当人站在了大自由的终点的时候，在对所有概念建立并深入了解之后，人会到达一个“已知一切”的状态当中，人就不再需要这样一个旁观的“我”，这样就回到了自然人。在这样一个漫长无期的过程中，人虽然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人类对于大自由的渴望已经消失，人们获得了它和所附属的已知。社会与文明本身就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的，在那样一个终点，我们将面临的会是一个发达的自然文明。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十分需要这样一种体系：以文化为架设，令生命降临、运动，以一种假似恢复自然生命的状态建立、利用概念。这种假似态可以使得各种形式的文化有着更强的生命力，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知未知。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