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大师”的背后

季羡林 “大师”的背后

　　导语：季先生身上，叠着对故家、国族的深情，叠着许多学人的影子，还叠着一个尚能产生“大师”的年代，丝丝相扣、盘根错节的人物图谱。

　　季羡林先生去世几小时后，北大发布消息，称呼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经网络标题党人改造：一代国学大师去了。

　　2007年，季先生曾借《病榻杂记》出版，厘清了什么叫国学、什么叫泰斗，并向天下人昭告：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三项桂冠摘下;洗掉泡沫，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文中季羡林稍微考证了一下“国学大师”称谓的出处：“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正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误会是网络口水的趵突泉。一时间误会自己跟自己过招――就是先提出误会，再生产出一篇篇辩误的文章。好在，总有人能静下心来看看季先生的传记，听听他在90岁以后形容词越来越少、心思越来越澄明的话语，包括他在学界安身立命的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究竟是什么――复旦大学图书馆有关季老的书，几天内被借空。

　　文才舒展，数学4分

　　季羡林出生那一年，中国还有皇帝。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八，即1911年8月2日，他生在山东省西部最穷的清平县(今聊城临清市)官庄村，季家，是全村最穷的人家。他小名喜子，6岁之前跟一位叫马景恭的先生识得几个字。母亲娘家姓赵，没有名字，一生走过的最远距离是从娘家到夫家的5里路。

　　叔父季嗣诚没有儿子，将年仅6岁的季羡林接到济南去上学。他自己选编了一些宋明理学文章，辑成《课侄选文》。但直到进了小学，季羡林还是顽童一名。

　　初中成绩平平，高中转到山东大学附中以后，除了前清遗老，他遇到几位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老师。

　　教语文的是胡也频，给18岁的季羡林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下一次上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艺?”在胡也频指点下，季羡林接触了当时流行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

　　才教了3个月，有一天，突然不见了胡先生瘦小的身影，“小道消息说，胡先生被国民政府通缉，连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秘密杀害，身中十几枪。当时他只有28岁。”

　　接替胡也频的，是和鲁迅先生也有密切交往的董秋芳先生。董先生命学生写作文，题目只有一个：“随便写来。”他在季羡林的作文上写过不少批语，叫“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季羡林懂了，原来写文章是要讲究节奏的。

　　高中阶段，季羡林连续6个学期考得山东省第一名。

　　他在念高中时成婚，娶妻彭德华，这在当时很适龄。高中毕业后，他想找份工作养家糊口，去考邮政局，却没能考上。于是报考北大和清华。

　　那年高考，季羡林数学得4分(百分制)。这是钱文忠问出来的准确数字，他说，“比季羡林先生高一届的钱钟书先生，中英文俱佳，这是不必说的，可是老人家的数学考了15分。吴晗先生，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据说英文国文都是满分，但是老人家的数学是零分……在当时，只要有权威学者认可，还是照收不误。而这些人往往在后来都成了文史领域的大师。”

　　他被北大、清华同时录取。1930年，入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德语专业，学费全靠家乡。清平县虽穷，却很重视教育，对当地每位考上国立大学的学生，每年补助150块大洋。其时清华大学生一个月伙食费是6块大洋，据季先生回忆，这个标准是每天能吃到杏花丸子、叉烧或狮子头。

　　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曾告诉记者：今人特别怀念过去的大学，容易犯浪漫唯美的毛病，殊不知那时大学里混日子的教授也不少。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阶段的日记中，对西洋文学系外国教授的评价近于“哭笑不得”，对中国教授的品评也滋味复杂。

　　闻一多先生是当时名士，上课先掏烟火，问，“诸位有抽烟的吗?”大家一般都说不敢。他随即点起一支烟开讲《楚辞》。每讲之前，总有一句话：“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钱文忠说，季羡林先生对闻先生是非常崇敬的。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一次陪季先生在校内散步，经过大饭厅门口的空地时，看见地上堆着很多套《闻一多全集》，且打很大折扣。“季先生晚年是几乎不动怒的人，但当时他突然脸色涨到通红，对我讲，闻先生的书居然放到地上，居然还打这种折扣，简直是胡闹!当场命我把这一堆《闻一多全集》全部买下来。”

　　在季羡林看来，反对白话文、主编《学衡》的吴宓教授是西洋文学系最有学问的，且“古貌古心，待人诚恳”。

　　受惠于“师叔”陈寅恪

　　西洋文学系的教授水平不高，却培养出曹禺、季羡林、钱钟书这样的人物，原因可能在于当时清华的自由选课制，即不一定只选本系的课程。那段时间，季羡林旁听过朱自清、郑振铎、冰心等先生的课，并与郑振铎结下终生的友谊。后来，他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和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

　　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与那些留洋归来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不同，他总是一袭朴素长袍，肘下夹一个布包，里面装着讲课用的书籍资料，常有人以为他是琉璃厂某书店来送书的老板。

　　季羡林从德国回来之后，穿了一辈子的中山装、圆口布鞋，曾有北大新生误以为他是老工友，让他帮忙照看行李。陈寅恪在天有知，或会一笑。

　　季羡林本在西洋文学系研习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名家，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后却一头钻进了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的故纸堆，这个转变来自陈寅恪的影响。旁听曲径通幽的《佛经翻译文学》，他渐渐萌生对佛学的兴趣。他在哥廷根大学师从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恰是陈寅恪柏林大学的同学，并且都是吕斯德教授的弟子。

　　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季羡林写道：“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我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

　　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10年，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英国治疗眼疾，即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研究情况。陈寅恪一听季羡林的指导老师竟是自己的同门，即复长信鼓励，后又推荐他去北大任教。

　　1949年之前，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以精通吐火罗文的优势，解决了胡适、陈垣都感困惑的难题。季羡林把文章读给陈寅恪听，陈大为赞赏，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能在这本当时国内最具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发文章，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之说。果然，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声名鹊起，他曾有言“受宠若惊”。在学术道路上，陈寅恪助他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陈寅恪还未完全失明、影影绰绰还能看到一团影子的某年春天，中山公园里藤萝开花了，花朵挂满藤，紫气弥漫。在兵荒马乱、朝不虑夕的年月里，一群弟子，周一良、王永兴、汪，还有季羡林，扶先生到“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散心赏花。那一天，陈寅恪兴致很高，师生谈笑风生，尽欢而散。

　　季羡林晚年仍不时拜读陈寅恪的诗文，总觉得“还未能登他的堂奥”。1995年，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

　　“先生”二字，没有勇气加上

　　胡适爱才，求贤若渴，当年赴台前，他从南京要了架专机，点名要接几位老朋友。他在南京机场恭候，机舱门一开，只一两位，他当即大哭。

　　季羡林到北大后受到胡适的礼遇。共事3年，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特别亲切和蔼。不论对教授、职员、学生、工友，都是满面笑容。

　　胡适去世，“(大陆)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儿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儿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次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政府和蒋jie石”，季羡林就写了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1999年，季羡林在“望九之年”赴台访问，拜谒了胡适陵墓，献花，行三叩大礼。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中研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此行他才发现，“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衷肠’了。”

　　有评论者委婉地说，季羡林先生成为“大师”，是因为他长寿。然而，如果那个年代的优秀学人都能享“米寿”、“茶寿”，今天的同行后辈及世人，会自惭吧?

　　沈从文先生与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了盛大宴席，还是学生的季羡林也被邀请了。季羡林对沈先生的作品是佩服的：“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

　　1946年夏，沈、季二人同回北大教书，沈先生住中老胡同，季先生住翠花胡同，见面渐频，并吃了顿难忘的云南汽锅鸡。饭间，沈先生的一个动作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弄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

　　这个小动作令季羡林引为同类：“土包子”。然而，“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

　　说到留洋，1935年8月，与季羡林同车赴德的还有5位，其中一位是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他后来担任过北大副校长，也是杨振宁的研究生导师;另一位是1974年位居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先生。

　　结识梁实秋先生是1946年夏，南京，借住李长之供职的国立编译馆办公室之时。恰逢梁实秋从重庆到南京，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季羡林听说后喜出望外。“见面之后，立刻对他的人品和谈吐十分倾倒。没有经过什么繁文缛节，我们成了朋友。”

　　谈到梁实秋与鲁迅的争论，季羡林直言：“今天，事实已经证明，鲁迅也有一些话是不正确的.，是形而上学的，是有偏见的。难道因为他对梁实秋有过批评意见，梁实秋这个人就应该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吗?”

　　3年前季羡林忆及巴金，“巴老是我的师辈，同我的老师郑振铎是一辈人。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已经读过他的作品，并且认识了他本人。当时，他是一个大作家，我是一个穷学生。然而他却一点架子都没有，不多言多语，给人一个老实巴交的印象。这更引起了我的敬重。”“巴老，你的作品和人格却会永远永远地留下来。在学习你的作品时，有一个人决不会掉队，这就是95岁的季羡林。”

　　与胡乔木的“君子之交”

　　清华物理系(后转入历史系)的胡鼎新也是季羡林往来较多的外系同学。胡鼎新当时在从事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的地下活动，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为比较贫苦的人补习，季羡林也应邀去讲过课。

　　有天夜里，胡鼎新摸黑坐在季羡林的床头说，你出身贫苦，应该参加革命活动啊。季羡林后来对弟子钱文忠说，他当然痛恨腐朽的国民政府政府，但当时第一是觉悟低，第二实在怕风险，所以不敢答应。最后，胡鼎新叹了一口气，离开了季羡林的房间。

　　1950年代初，他在北大教书，有天收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的信，开头是这样的：“你还记得当年你有个清华的同学吗?今天的胡乔木，当年的胡鼎新。”

　　“不久，胡乔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来看我。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们不习惯于说‘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一个词儿。我当时就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不忘。”

　　胡乔木跟季羡林商量，当时的新中国无论是外交方面，还是文化方面，急需研究东方语言的人才，中央想把南京的东方语专、中央大学的边政系以及当时的边疆学院并入北大，问季羡林愿不愿意。

　　季羡林当然愿意。结果，1950年代东语系成为北大第一大系，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所以季羡林90寿辰那天，到场100多位外交官。

　　“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有了新大米、螃蟹之类的好东西，都不忘给季羡林捎一点。很多年里，季羡林一次也没有回访过，他称二人之间这种保持终生的同学友谊是“君子之交”。

　　季羡林说，“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

　　但胡乔木是不同的。对大陆和香港一些人士封胡为“左王”，季羡林说：“我总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1991年他破例给胡乔木写信求助，故乡山东临清一座濒临倒塌的古塔需要立即修复。后来国家文物局拨款40万元，古塔得救。

　　他去胡家吃过一顿饭，“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

　　胡乔木最后一次走访季羡林，由夫人谷羽陪同，在季羡林那“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再次并肩晤叙。胡乔木赞扬季羡林的学术成就时，用了几个比较隆重的词，令季羡林“顿感觳觫不安”，忙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又多呀。”胡乔木微微叹了口气，慢声细语说，“那是另一码事儿。”

　　1992年八九月间，住院的胡乔木捎信给季羡林，希望他去。季羡林到了医院，胡乔木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见季羡林来了，胡乔木抓住他的手，久久不松开。

　　从内心有火到“和”

　　季羡林写了一辈子日记，除了“文革”中抄家遗失几本，其余都在。从学生时代起，他内心的火气、他的激愤，他对环境的大不满，都在日记里留存下来。

　　譬如解放前，因在文坛上已有声名，所以有机会参加当时名流的聚会。对出席的好多名流他很不以为然，有这么一段记述：“北平文艺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发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东招西呼，认识人，有的仰面朝天，一个也不理。”

　　对一些混日子的同学他的话挺厉害：“没热情，没思想，死木头一块，没有生命力，丝毫也没有。”还有段话：“早晨上了一课古代文学，有百余人之多，个个歪头斜眼，不成东西，真讨厌死了。”

　　当时出身富家的一些学生，整天热衷于跳舞、音乐会，或者谈恋爱。到了德国，他亲眼看见许多国民政府高官子弟是如何留学的：从不上课，把毛巾、牙刷都放在某家中餐馆里，每天早晨到中餐馆洗脸刷牙，该吃什么吃什么，上午出去逛街，中午回来吃饭，下午再逛街，晚上再回到中餐馆吃晚饭，洗完脸刷完牙回去睡觉，或者去赌博，甚至嫖――等于把在国内的习气照搬到德国。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留德学生是这样，回国后连德文都不会讲。

　　这样的留学生怎么能让季羡林瞧得起?在1935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在柏林看到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学生，每人手里提着照相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谈话，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做了科长了，某某人做了司长了。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学生的真面目!”

　　他曾经打算写一本小说，叫《新留西外史》，来描写当时柏林那群所谓的留学生的丑态，后来没有写成。

　　据弟子钱文忠总结，他在日记里经常用的句式(大概有近百次之多)是：滑天下之大稽，笑天下之大话，糟天下之大糕，混天下之大蛋。

　　季先生晚年的一些话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比如：“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几十年过去，季羡林归于谦和、仁爱，并用一个字概括中华文化：“和”――“和气”、“和为贵”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