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读后感

《季羡林：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读后感

　　引导语：季羡林说：“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老一辈的学者真的很令人敬佩，读完这篇文章，你有哪些感触呢?

　　读《季羡林：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有感

　　前段时间机缘巧合地读了季老先生关于大学生活的一篇文章：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看到这个题目时我很好奇，心想着季老这样的人物，大学里还有什么遗憾不成?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通读了整篇文章，季老说“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这个伪命题，他曾反复思考过很多年，曾一度有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二是仍然要上，而且还要“重操旧业”，仍做一个梵学学者。虽然这个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书，似乎也无补于国计民生。最终，季老还是选择了后者，学仍然要上，书依然要念，路依旧要走。

　　确定了要再上大学这个选择后，季老回顾了他大学时代令他收获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在准备论文时，季老用了三年的时间翻书读报，整理资料。为了不让自己的“辛苦”被辜负，季老费了很长时间在论文前加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既体现了文采又说出了辛劳，一举两得。可是在杳无信讯的几日之后，教授找到季老，对他说“这篇导言统统都不要，全是些华而不实的空话，别人要是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季老当场觉如晴天霹雳，打的他说不上话来。可在反省后却深觉教授这一棍打得好，一生受用。二是论文完成之后，学位也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包括引用的书报、杂志，一个标点都不能错。这让当时的季老内心烦腻，三年摘录的资料不是三个月，哪里那么好找，却也只能耐着性子、硬着头皮，一本一本借，一本一本查，一个字一个字审核。后来季老发现，德国(国内大学毕业之后季老去德国深造，上文所讲两件事都发生在季老德国学习时期)就是有这样的传统，一本书要一个研究室的人来校样以保证不出错，真是“愚”之致也啊!文章的最后季老说，若有年轻人问他有什么话对他们讲，他就说这两点。

　　读完文章之后我有一瞬间缓不过神来，脑子里许多念头飞过。文章中季老虽只说了两件事，可却藏着千千万万件事的影子。季老思考要不要再上一次大学，就像生活中我们常常在思索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是否是最捷径，是否性价比最高，是否最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是否对自己最大裨益......很多人常常会后悔，特别是在受到挫折，处于逆境时，他们总觉着当初若是弃A选B结局定能大相径庭，指不定自己“咸鱼翻身”!可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选择而是态度。我相信，若是季老没有三年著一文的精神，没有重头核一稿的严谨，不改掉“彰显辛苦”的心思，不学习德国人的“愚笨”，那么他也不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

　　我们常常被“选择”吓到，好像选项A和选项B的背后藏着天与地的极端差距，要么一路荆棘要么一路玫瑰，踌躇地站在十字路口，生怕一子错满盘皆输，余生用悔恨度过。其实，哪有那么严重!有人呢，康庄大道能走成死路一条。你呢，若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羊肠小道也终能走到开阔平原，就看你那一路上做了什么罢!(王妍)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文 | 季羡林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吗?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以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我搞的这一套东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利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消息耐人寻味。

　　我们不是提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吗?这一套天书确实能同这两句口号挂上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给我的散文集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中说到，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是相当落后的。可是近几年来，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攻其不备"之感。这是几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实际上，中国梵学学者同日本同行们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我们一没有"攻"，二没有争，只有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点成绩，日本学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觉得过去对中国南亚研究的评价过时了。我觉得，这里面既包含着"弘扬"，也包含着"发扬"。怎么能说，我们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话说远了，还是回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长的：在中国念了四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五年，才获得学位。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套"就是在国外学到的。我在国内时，对"这一套"就有兴趣。但苦无机会。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机会，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召唤我，我还要坚持学下去的。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毕业"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单而实则极严格的过程，一切决定于教授。在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进入任何大学。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过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最适合，于是才安定下来，在一个大学，从某一位教授学习。先听教授的课，后参加他的研讨班。最后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收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过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没有新见解，就不必写文章。见解不论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饾饤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饤、浪费读者的精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得好像蜜蜂采蜜，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法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照此办理。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了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我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教授在我的"导言"前面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但是，经过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觉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我毕生受用不尽。

　　第二件事情是，论文完成以后，口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要知道，在三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书籍和报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借误。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不出错误。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者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出点问题的。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出错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对，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这是责任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管他什么读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

　　我上了九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年届耄耋，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