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喜洲

　　10月底，开车行在大丽路，大丽路是大理到丽江的公路的简称，听起来有种墨西哥大丽花的妖娆。大理有很多绚丽的地名，云龙、鹤庆、祥云、凤羽，令人遐思。喜洲，在大丽路旁。

　　这个时节的北方早已落叶飘零，秋风萧瑟，喜洲依然沉浸于初秋的富裕和纯净。路两边是金黄稻子和碧绿蚕豆齐整相间的农田，没有收割的稻田里插着稻草人，藏青衣衫在风中招展，有的白鹭飞来，有的白鹭飞走。农田上方是蓝天和白云，天空格外低，抬起头便是干净透亮的一块瓦蓝天空撞进眼眸，云是一朵朵棉花糖，大片，小团，远，近，厚，薄，无不轮廓鲜明。农田那边是洱海，深蓝平整得像一条路。

　　70年前，老舍来喜洲看到的是否也是这么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

　　那时，老舍在重庆害了严重的头晕病，无法写作，他到昆明住了两个月，头晕病好了，还写完了剧本《大地龙蛇》。老舍反复称赞昆明是一个像北京却胜过北京的城市，北京是老舍眷恋深厚的故乡，对昆明如此评价可见老舍内心的欢喜。老舍来大理游玩，看到喜洲的时候应该是惊呆了，他说喜洲是一个奇迹!倘使昆明的“跑警报”还带着些许抗战的硝烟气味，喜洲却是这般意想不到的和谐安宁。

　　“不到一里，便是洱海。不到五六里便是高山。山水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镇市，真是世外桃源啊!”

　　在这个山水间的小镇上，老舍应该找到了久违的心灵的恬静，有苍山的庇佑，有洱海的抚慰，在战火纷飞的中国，这个几乎与乱世隔绝的美丽家园真的算得上是奇迹。

　　“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警察局。有象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栋。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

　　70年后，喜洲依然整齐。镇中心是个四四方方的广场，叫四方街，各色摊子卖喜洲粑粑、豌豆粉、布扎娃娃和扎染布。严家大院的大门便对着四方街，三进院子，都是精雕细刻的木楼，后花园一座西式小洋楼。不管是木楼还是洋楼，无人居住久矣，正在修葺中，不过，院子里的桑树、木槿、梅子葱郁茂盛。喜洲人善经商，主要经营药材、布匹、茶叶，形成了号称“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的商人群体。所以，全镇有明代、清代、民国以及当代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上百院白族民居建筑，俏丽飞檐，白色墙壁，手绘上各种图案，充满了水墨情调。四条主要街道通往镇子各处，又衍生出无数街巷彼此相连，像蛛网，像八卦阵，把房屋和人脉密密箍在一起

　　沿一条街慢慢走，路面整洁，沿街沟渠流淌着溪水。走进一条小巷，随意抬头看见的一家是进士府第，曾经的雕梁画栋已随着岁月色彩剥落，别有沧桑韵味。石板路的缝隙里生出茸茸青草，一个穿着靛蓝褂子包着粉蓝底洒满暗紫花朵头巾的大妈蹲在巷子的尽头做煤饼，耳垂挂着晶亮的黄金与翡翠相间的耳环，她回头看到我，我们相视一笑。

　　“妇女的装束略同汉人，但喜戴些零七八碎的小装饰。很穷的小姑娘老太婆，尽管衣裙破旧，也戴着手镯。草帽子必缀上两根红绿的绸带。”

　　岁月和苍山的水一起流过，女人们还是那么的美。

　　巷子里时时有女人走过，年轻女子穿着白色裤褂，袖口与裤腿上镶了繁丽的红花绿叶刺绣花边，大红坎肩，年长些的女人则是蓝布裤褂，紫红或者暗红坎肩，一例的手腕上带着翠绿玉镯和白亮亮银镯子，腰间束着花团锦簇蝴蝶乱飞围裙，扎围裙的带子绕到身后打个结扣再长长地垂下，带子上亦洒满花儿。

　　她们安静地走着，对面迎上，不管认识与否，在唇边含一点笑，拥挤处侧一侧身。有女人负了大捆柴草，从背后看去，柴草几乎把整个人掩住，用一根绳子捆好柴草勒在额头上，弯着腰，极慢走着，看到陌生人便羞涩一笑。傍晚时分，这背回来的柴草就噼噼啪啪点燃了，热出一锅香喷喷的饭菜，淡白的炊烟从屋顶飘到田间。

　　老舍在喜洲的晚饭也该端上了桌吧。

　　住了四天，天天有人请吃鱼：洱海的'鱼拿到市上还欢跳着。“留神破产呀!”客人发出警告。可是主人们说：“谁能想到你会来呢?!破产也要痛快一下呀!”

　　洱海水好鱼也好，只清水放进一棵葱拍两块姜煮上一锅鱼，半个小时后，便成奶白的香气萦绕的一锅汤，鱼肉鲜嫩，有甜丝丝的味道。此地喜欢酸辣做法，酸味来自青梅和黄澄澄的木瓜，汤面上飘一层红艳艳的辣椒，舀一勺汤拌在米饭里，一边吃，一边说着那句洱海边的谚语：家财万贯抵不过鱼汤拌饭。

　　除却洱海鱼的鲜美，让老舍念念不忘的是朋友们的热诚与学校的文化气息。华中大学在文庙和一座祠堂里，学校有电灯，在那些黑夜里亮着。老舍在华中大学和五台中学做了讲演。老舍和五台中学之间，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远远的就看见几所楼房，孤立在镇外，看样子必是一所大学校。我心中暗喜;到喜洲来，原为访在华中大学的朋友们;假若华中大学有这么阔气的楼房，我与查先生便可以舒舒服服的过几天了。及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五台中学，地方上士绅捐资建筑的，花费了一百多万，学校正对着五台高峰，故以五台名。”

　　70年后，我走进五台中学，校园中心是个月形湖，前面有曲折雅静的廊亭，后建有高大的“华中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两旁是教室。华中大学给喜洲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还有人记得老舍吗?多年之后，喜洲人回忆：“请名家来作报告，也请了老舍，全校老师、学生都爱听，他讲得好，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两句话，一是他讲什么是文化?不是读书写字才是文化，吃饭穿衣都是文化!这种理论当时学生听着很新鲜。他又说中国的说书先生会讲故事，讲武松，只潘金莲下楼这个情节，说书先生说了一个星期了，潘金莲才走了两个台阶。”

　　演讲时候的老舍是多么幽默风趣。抗战时期，老舍经历的各项事务无不粗粝鄙陋，国破家残，文协经费捉襟见肘，更有重重人为的阻力令他心力交瘁。在喜洲，老舍能够轻松地谈文化谈文学了，明显的，老舍心境舒展开来了。

　　“游了一回洱海，可惜不是月夜。湖边有不少稻田，也有小小的村落。也游了一次山，山上到处响着溪水，东一个西一个的好多水磨。水比山还好看!苍山的积雪化为清溪，水浅绿，随处在石块左右，翻起白花，水的声色，有点象瑞士的。”

　　在喜洲，老舍不再想起他的故乡北京，不再想起他盛赞的昆明，而是他想起了年轻时代游历的伦敦和瑞士。不到30岁的老舍漂洋过海到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做讲师，第一次感受到了现代理性规约下的城市发展，古老中国所匮乏的生气和力量，令他印象深刻。瑞士，这个和平美丽的国家，在二战的炮火纷飞中，几乎是所有人的终极梦想。此刻的伦敦与瑞士，不再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名字，而是一个表征着诗意栖居的文化符号。

　　老舍在战火中疲惫的心灵在喜洲有过安静的睡眠和彩色的梦吗?

　　我轻轻叩问喜洲清凉的空气。

　　随老舍曾经的脚步走过苍逸图书馆，看见一株巨树。白族的村寨喜欢在村口种两棵大青树，叶子终年碧绿，极快就能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树下是村人们商议事情或者乘凉休憩的好地方。这棵大青树有几十米高，傍晚，千只白鹭从四面八方飞来，翅膀飞翔的震动与归巢的鸣叫和着炊烟成尘世自然的喧嚣，它们栖息于此。

　　喜洲的人们便在这喧嚣的傍晚等待着一如既往极安静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