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文化心理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

梁实秋文化心理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

　　导语：梁实秋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大师，以其丰富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典雅的语言，写出了诸多独具风格的经典之作。在文化心理上，梁实秋坚持古典主义的文学立场，以旷达幽默的态度对待日常事物、世相人情、人生境遇，从而对其进行审美把握，在这种与日常生活事物的和谐相处中建构起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人生境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梁实秋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散文大家。人们在提及现代白话散文时，往往把更多的目光投射于周作人、鲁迅、朱自清等，而对梁实秋及其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包括续集、三集、四集)知之甚少，语焉不详。事实上，梁实秋的散文在海外长期风行，在专家读者中广受赞誉。如梁实秋代表作《雅舍小品》至今中文版已经再版超过五十多次，创造了散文出版的神话。对于《雅舍小品》的巨大意义，朱光潜曾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1]梁实秋的散文作品还有《雅舍杂文》《雅舍散文》《秋室杂忆》《雅舍谈吃》《秋室杂文》《槐园梦忆》等，可称中国现代散文的独具风格之作。

　　要全面客观地展示梁实秋散文的艺术魅力，就不能不提到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化心理。梁实秋赴美留学后，师从新人文主义祖师白壁德，并深受其影响，推崇古典主义，同时，“儒家的至圣先师孔丘的主张‘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为梁实秋所佩服，故而他的一生都别具一种士大夫的风范”[2]。在《文学的纪律》中，梁实秋强调“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3]因此他认为文学应该表现普遍永久的人性，只有深入发掘属于人性内蕴的真实，文学作品才能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同时，他强烈反对情感至上的浪漫主义，在文学批评中，不遗余力地强调理性的作用，强调要给情感、想象和欲望都套上理性的笼头。“情感与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表现出来的人性亦是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4]因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学表达成了梁实秋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梁实秋的这种文学观念，无疑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实践。

　　纵观梁实秋的散文创作，在文中他常以旷达幽默的态度对待日常事物、世相人情、人生境遇，从而对它们进行审美把握，在这种与日常生活事物的和谐相处中建构起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人生境界，从中展示梁实秋乐观旷达、优雅风趣的人生情怀。这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有关。

　　梁实秋自幼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后来就读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接受新式西方教育，又到美国留学，可以说他身上既有中国传统士子的精神情怀，又受到西方思维话语的浸染，因而具有某种开放的文学眼光和情感认知方式。从步入中国现代文坛开始，梁实秋就自觉承担了为中国现代文坛把脉问津的历史使命，他是“怀抱着救中国文学之弊的理想和建构中国现代批评新体系的愿望开始他的文学批评生涯的，这也便使他得以超越大多数文学者济世的启蒙和救亡立场，高蹈于焦灼激切的时代大氛围之上”[5]。但是梁实秋的古典主义在中国始终没有找到立足之地。他先因对五四新文学的刻薄批评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又因与文坛泰斗鲁迅数次针锋相对地论争，而落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骂名。三十年代因反对“文学的阶级性”遭到左翼理论家的围攻。在1938年又因一篇《编者的话》成为“与抗战无关论”的历史罪人。经过种种历史风波和无情的打击后，梁实秋在重庆北碚写作《雅舍小品》时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慷慨激昂的文坛斗士变为一名宠辱不惊、旷达恬适的中年学者，早年冲动进取的精神已经被平和沉稳所取代。

　　梁实秋曾说：“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者合流的产物。”无疑，他追求中和之度，正是立足三教之上的重构，也正是他自己清淡雅洁，随心所欲，以内心的丰赡适意为人生情趣的写照。写作《雅舍小品》时，梁实秋似乎更钟情于“道家”，他在行文中总是心平气和，随遇而安。“他以轻松自得的笔调玩味生活中的各种情趣，并把纯粹的生活体验化为人生的审美，即便是痛苦的经验也常常进入审美的视野。”[6]这种散淡平和的人生态度正是他《雅舍小品》的精神内核和独特风范。如《雅舍小品》的开篇之作《雅舍》，最能集中全面地体现梁实秋人到中年的`雍容心态和乐观旷达的人生情怀。雅舍是梁实秋在重庆北碚时与友人合资购买的一幢房子的名称。雅舍“篦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我岑寂”，而且“鼠子自由行动”，“聚蚊成雷”。是时，国运艰难，战火连绵，梁实秋心系国家之安危而身处此陋室，却还觉得“‘雅舍’还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于是“不论住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7]好感油然而生，在平凡简陋的环境中寻求乐趣，感悟一种旷达、安谧与亲切。梁实秋便是在这荒山辟野、安闲恬适的氛围之中，以一种普通人难以拥有的超然态度来体验人生和咀嚼、享受人生的种种滋味，将外部环境给人造成的无奈与痛苦变成虚幻缥缈、自得其乐的人生享受。在淡然一笑中忘怀得失，感受人生情趣，求的是精神上的丰腴与完满。这是因为梁实秋身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经历了世纪风云的变幻，受到了中西两种文化濡染，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在精神风貌上得到了改观。梁实秋对“雅舍”的眷恋之情，只因“住得稍久”而产生感情，完全超越了现实功利性，因此，梁实秋便在类似“雅舍”的世俗物质上培养了一种超越世俗的乐观心态。

　　梁实秋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还表现在他对现实人生的热爱，追求一种充分享受人生的艺术生活。于是理发、散步、请客、旅行、过年、饮酒、下棋、吸烟、喝茶以及中年、老年、退休都成了他津津乐道的话题。在他看来，这些平淡无奇的小事中体现着某种可以玩味的“人性”因素。梁实秋便是凭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及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宛如外科医生一样一丝不苟地解剖着日常生活中各种习俗和事件，并用优雅风趣的文学表达使之显露无遗，一切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在梁实秋的显微镜下都表现得格外荒诞和夸张。如在《谦让》一文中，梁实秋仔细剖析了人们在各种场合的礼让心理，得出结论：“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翻，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于人无损。”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人们在某些场合之下虚伪的心理和伪装的面目。在《旁若无人》中则惟妙惟肖地描摹了在某些公共场合中人的不雅行为，例如欠伸本是常事，但某些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张开血盆巨口，做吃人状，把口里的獠牙显露出来”，并且“伸胳膊伸腿，如演太极”，更有甚者打呵欠时还带着音乐“其声呜呜然，如吹号角，如鸣警报，如猿啼……”以滑稽幽默暗示着人应该遵守公共道德和规范。这些身边琐事，经由梁实秋艺术的体验和描述，便升华到了超越现实功利的境界，体现出独特的韵味和光彩。 　　对于一般的世风，梁实秋的笔调与针对官场的笔调有所不同，他总是以冷静的态度，去描写一种永恒不变的人性。因此在描摹世相人情的时候，语言显得比较温和委婉，表现出一种绅士之风。如《旁若无人》中细致地描写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某些不良行径时，梁实秋并没有板起脸孔，语重心长地训诫开导，而是以轻松诙谐的语调娓娓道来。在文章的末尾引用了叔本华的一段寓言提醒人们：“这世界上除了自己还有别人，人形的豪猪既不止我一个，最好是把自己的大大小小的刺毛收敛一下，不必像孔雀开屏似的把自己的刺毛都尽量伸张。”[8]在不动声色的背后隐含了自己强烈的感情，真正达到了鲁迅所称许的“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这类作品对人的讽刺虽然轻微，但却可明显看出梁实秋崇尚文明，反对愚昧落后的价值取向。

　　梁实秋散文的独特艺术魅力，正反映了这位现代文学巨人独特的文化修养和文化哲思。梁实秋虽然经历了时代风云的变幻和是是非非的冲击，接受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但在散文中他表现的始终是一种散淡平和的心态。对外界事物随遇而安，对生老病死取豁达之态，不消极避世，不贪图功名利禄，只追求内心的宁静和审美的享受，以一种超然自适的平和心态衡量着人性的真善美与生活中的苦乐。在对生老病死的感慨、世相人情的描摹中，梁实秋总是以一种雍容典雅、亦庄亦谐的笔调来深深地吸引住读者，让人在阅读时感觉就像在一盏油灯下与一位饱经磨砺的智者促膝谈心，闲话家常，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从他优雅风趣、温柔敦厚的语言风格中感受到他旷达乐观的情怀，从而达到心灵的净化。

　　在散文创作中，梁实秋以丰富的学识，深邃的思想，站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崭新高度，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创造了有别于文人散文和学者散文的崭新的散文范式，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