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漫谈读书

梁实秋漫谈读书

　　导语：梁实秋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人，他很擅长写作，读他写的文字总让人感到很舒服、很惬意,仿佛天下歌舞升平，一派风雅。

　　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

　　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缣素。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用韧皮贯联竹筒，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

　　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板、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

　　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是，宋太宗日理万机之暇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

　　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各人的兴趣和需要。

　　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的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

　　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的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餍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

　　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

　　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

　　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为何事，大概是陷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蔽，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

　　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成连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偕往，至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

　　伯牙延望无人，但闻海水洞崩拆之声，山林冥，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成，成连刺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异禀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

　　书，本身就是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分偏爱。吴稚晖先生曾主张把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

　　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诗版本，看到古逸丛书影印宋版蔡孟弼《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校勘上笺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确是无上的艺术品。

　　拓展阅读：梁实秋家教故事

　　晚年梁实秋在给女儿文蔷的一封信中说：“孩子长大了，如果一切事都肯坦白地和父母商谈。实在是最好的事。倒不一定是父母的指导就好，是孩子与父母建立互信的关系，这实在是真正的健全的伦理……”另外一封信中说：“×××哭诉儿子不孝顺。头脑落伍。‘孝顺’二字早该弃置不用了。如果孩子态度不好，那是做父母的教养之道有毛病，除了自责，别无话说。周作人说过一句话，‘五伦其实只有朋友一伦而已’。我深以为然。”

　　这段话道出了梁实秋的教子之道，即，把孩子当作一个正常的人，当作朋友来对待。此虽非什么惊天哲理，但能以之为原则坚持下来，也不是易事。尤其是梁实秋生活的年代，尚在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不将孩子看作私有财产已是先知先觉，走在了前面。

　　梁实秋本有三女一子，其中二女早天，剩下大女儿文茜、儿子文骐、小女儿文蔷。在儿女们的记忆里，梁实秋是一个慈父，而不是严父。他喜欢讲故事，儿女们很爱听，每天晚上都要凑到他的卧室里来缠着他讲故事。他常常即兴发挥，妙趣横生，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说到伤悲处，孩子们也会潸然泪下。一次，他讲一个孩子走丢了，找不到妈妈了。文蔷哭起来。梁实秋的妻子就责骂他总把孩子逗哭，于是梁实秋接着讲，后来有人在那孩子的额头上贴了一张邮票，把他寄回了家，文蔷才破涕为笑。听故事过程中，孩子们有时困极了，蜷缩在他的身边睡过去。粱实秋轻轻地把他们抱回床，给他们盖好被子，舔犊之情殷殷至深。

　　梁实秋夫妇不对孩子声色俱厉，他们采取以身作则，无为而治的办法。文蔷初中时留级，自己感觉很惭愧，但梁实秋只是叹了口气，并没责备她。文蔷回忆，当时只感到侥幸，日后才悟出父母对自己的慈爱、体贴和谅解。

　　1949年后，文茜和文骐因为要继续上学，留在了北京，小女儿文蔷则跟父母来到了台湾。对身边惟一的女儿，在性教育方面基本上是缺乏的。其实这也是该时代的总体特征。文蔷小时问的有关性的问题，都没得到回答。后来渐渐悟出这是不能提的事。因此，到了十二三岁仍糊里糊涂，不懂人事。等到她上了大学，有一天回家，看到客厅茶几上放着一本有关生理卫生的`杂志。她很奇怪，因为这种杂志是从来不进家门的，哪儿来的呢?她好奇地拿起来翻阅。一看，恍然大悟，里面有男女生殖器官的基本知识。文蔷看完后也不作声。过了几天，家中又出现一本，是第二期。这时她才明白，这是父母有计划的预谋，要给她一些必要的知识。这种神秘的杂志出现了几次之后，叉神秘地在家中消失。于是她的性教育也就圆满结束了。文蔷说，这种教法虽然不够理想，但是妈妈爸爸居然想到了，尽力而为了，已是不易。

　　不过，作为慈父的梁实秋也有极少的暴力的时候。在文蔷记忆中，有一年冬天大清早，她不肯穿裤子就要到院子里去玩儿，谁劝也不听。父亲火起，把她抓起来，猛扔到一大堆棉被上;然后再抓起来，再扔，把她扔得头昏眼花。棉被很软，摔上去一点也不疼，但是父亲的盛怒和暴力却让文蔷难忘。她说自此以后。她就学会了穿了裤子才能出门。这听起来有点好笑。我们当然不提倡父母对孩子使用暴力，但若辨证地看，似乎也有其事半功倍的一面。

　　大女儿文茜也有类似的经历。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天梁实秋正在午睡，文茜一个人在楼下客厅里描红模子练字。她低头看到墨极黑，抬头看墙很白，幼稚的她就想，如果在白白的墙上涂一个黑黑的十字，一定很好看。于是，她端起小凳子，站上去画了个十字，黑白分明，十分耀眼。正在独自欣赏的时候，梁实秋午睡后从楼上走下来，看到涂黑的墙，勃然大怒，打了女儿几杖，并令她罚跪不起。文茜吓哭了，哭了半天也没人理她，直到跪地沉沉睡去。后来，还是外婆替她把黑十字刮去，此事才作罢。文茜说，自己一辈子始终不敢在墙上题××到此一游的墨迹，“看到别人乱涂，也会下意识地想到父亲的竹手杖。此之谓家教。”她对父亲的责打没有怨言，甚或还有感激。

　　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只要因人施教，把孩子引上正途，这种家教就应该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