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刘禹锡乐府诗创作的思想动因

分析刘禹锡乐府诗创作的思想动因

　　刘禹锡创作的乐府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成就很高。与他久居遐荒、壮志成空，长期生活在底层的贬谪生活有着直接的关联。

　　刘禹锡是中唐诗坛上成就卓著的杰出诗人,在其存世的800余首诗歌中。有129首是乐府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成就很高,得到世人的广泛赞誉。正如当代著名学者钟优民先生所说:刘禹锡“在乐府上功底深厚……在艺术表现上语言清新,朴素优美,风调自然,具有民间歌辞的特色,加上选材上重视特征性,故在新乐府派这一群体中,他的作品别具韵味,历来拥有广大读者。”高志忠先生也说:“禹锡之于乐府,自元、白诸人倡导新乐府后,再变而为求诸俚俗,返璞归真,翻新于旧……为唐诗中别开生面之作,为刘诗中精华之精华也。”刘禹锡的乐府诗之所以取得这么高的成就,纵观其创作历程,与他久居遐荒,壮志成空,长期生活在底层的贬谪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忠而被谤,贤而遭贬的残酷现实和漂泊生活,使刘禹锡郁积了满腔的悲苦和怨愤,正所谓“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为发泄怨愤,寻求内心的平衡和慰藉,他转而走向诗歌创作,托物以讽,抒怀泄怨,以诗济世,以诗立名,抒写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这就是他创作乐府诗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动因。

　　一、托物以讽。抒写被贬弃的怨愤之情

　　刘禹锡所生活的中唐时期,是一个宦官擅权、藩镇割据、朝政极端昏乱而腐朽的时期。永贞元年,刘禹锡以“忧国不谋身”的精神,参与了以王叔文为首的内抑宦官、外制藩镇的“永贞革新”运动。由于革新运动触及到宦官和藩镇势力的核心利益,遭到了他们的疯狂反对和破坏,致使革新运动归于失败。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旋再贬为朗州司马,人生理想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他被迫踏上了漫漫贬谪之路,前后竟达二十多年,直到五十五岁才结束噩梦般的贬谪生活。正当壮盛有为之年,却被无辜流贬荒隅。纵有满腹经纶壮志,也难免生命的沉沦和苦难的重压。在这场刻骨铭心的人生悲剧中,有与亲朋伤离的痛楚,也有理想成空的愤懑;有对权奸陷害的愤激,更有久谪思归的苦怨,所有的怨愤悲慨都郁积于胸,涌动于心。他在无助中寻觅。在风雨中挣扎,何处是苦难的彼岸?何时平复心灵的伤痛?何以宣泄内心的忧愤?在迷茫之中,刘禹锡发现诗文是寄慨泄怨最好的方式,于是他转而投向诗歌创作。

　　在《刘氏集略说》中,他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在《彭阳唱和集引》中,他又说:“鄙人少时,尝以词艺梯而航之,中途见险,流落不试,而胸中之气伊郁蜿蜒,泄为章句,以遣愁沮,惨然如桐孤竹,亦名闻于世间。”其实,不仅“谪于沅、湘间”,他将自己的人生遭际“泄为章句,以遣愁沮”,就是在漫长的贬谪期间,他也都是以诗文来寄托心志,宣泄忧愤。

　　饱经忧患的刘禹锡为免触怒权奸,陷入更深重的灾难,在创作乐府诗时特别讲究“兴”,他曾说:“寓言本多兴”,“风雅体变而兴同”。所以,他常以寓言体乐府诗来讽刺朝政,批判权奸。早在贬谪之前,刘禹锡就以寓言体乐府诗作为“见志之具”,创作了《昏镜词》《养鸷词》《磨镜篇》等几篇寓意颇深的作品。他认为“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这是一种讥刺批判的有力武器。所以贬谪之后,面对严酷的政治现实,刘禹锡还是以“托讽禽鸟,寄词草树”的方式来写乐府诗,并相继创作了《聚蚊谣》《百舌吟》《飞鸢操》《(是焉)(焉)吟》《秋莹引》《调瑟词》等优秀作品。这些乐府诗饱含着诗人对政敌的猛烈抨击,对腐败朝政的尖锐批判。而且展现出诗人更为深刻敏锐的思想锋芒,更加深邃幽远的现实寓意。如其《聚蚊谣》,诗人巧借寓言,以鄙夷的神态把那些趋炎附势、毫无人格、喜好躲在阴暗之处施放冷箭的权宦、藩镇、官僚比作利嘴伤人的聚蚊,他们“喧腾鼓舞喜昏黑”,结党营私,在暗地里肆虐,鼓噪喧嚣,对革新派人士进行恶毒攻击和迫害。“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但是,“天生有时不可遏”,黑暗不会长久,光明终将到来,“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待到秋风起,必定落得一命呜呼的可耻下场。在轻蔑的语调中,表达了诗人对权贵们卑鄙肮脏行为的蔑视和愤怒,表现了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百舌吟》则是以漫画式的夸饰笔法,借此喻彼,讽刺谴责那些厚颜无耻的幸进之徒。他们既无信仰,也无自立的本事,专靠玩弄如簧之舌,曲意奉承,以求生存。“笙簧百啭音韵多,黄鹂吞声燕无语”,“绵蛮宛转似娱人,一心百舌何纷纷。”弄巧娱人,逢迎权贵,或许也会得意一时,但是,“可怜光景何时尽,谁能低回避鹰隼。”“廷尉张罗自不关,潘郎挟弹无情损”,“南方朱鸟一朝见,索漠无言蒿下飞。”正像百舌鸟避免不了鹰隼和弹丸的袭击一样,奸佞以谗言暗害贤良也不会有好的下场。

　　《飞鸢操》借用《庄子》中惠子相粱的寓言故事,塑造了飞扬跋扈的飞鸢形象,揭露飞鸢凶残贪婪的本性和卑鄙龌龊的灵魂,其构思取譬更为新巧生动。诗人先以“鸢飞杳杳青云里,鸢鸣萧萧风四起。旗尾飘扬势渐高,箭头砉划声相似”的描写,刻画了飞鸢腾空青云的凛凛气势,再以“游鸥翔雁出其下,庆云清景相回旋”的描摹,表面看很有骄横威猛的气势,但一听到饥鸟噪聚,就原形毕露,“瞥下云中争腐鼠”,其实是最为卑污猥琐。诗歌最后写道:“天生众禽各有类,威风文章在仁义。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飞鸢只不过徒具鹰隼尊贵威武的外形而已,其心地却如蝼蚁一样的卑微,即使能飞到天上,又有什么值得炫耀呢?这是对当时那些身居高位而无恶不作的宦官专权现象进行了尖锐讽刺,表达了诗人极其厌恶之情。

　　类似的乐府诗还有《(是焉)(�焉)吟吟》《秋莹引》《调瑟词》等等,在这些咏物寓言乐府诗中,诗人都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托物以讽,在曲折隐晦的寓意中,寄托着诗人对社会弊端和丑恶现象的批判与讽刺,表达其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正如刘勰所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今人高志忠先生也说得好:“禹锡之于乐府,自老杜处一变而以寓言入诗,乃其以哲人之睿智,取诸子之所长,现诗歌之意境也。元、白、王、张崛起之后,刘积岁在湘、沅间,郁悒不怡,托讽禽鸟,寄词草树,以乐府之形式作寓言诗,日渐其多……《聚蚊谣》、《百舌吟》……皆实有所指,具为佳构。因其吐词托讽幽远,其格调含蕴深邃,故识者倍觉老辣深刻。”高先生对刘禹锡寓言乐府诗创作的.根由归纳得很好,直指关键点。

　　二、以诗济世。以慰壮志难酬的缺憾

　　刘禹锡是一位胸怀大志的诗人,虽然贬于远州僻壤,为时所弃,但其济世之心依然如故。拯时之志

　　也没有改变。这种执著精神不时流溢于诗文,如“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志坚”等等。即使到了晚年,也是矢志不移。“初服已惊玄发长,高情犹向碧云深。”正是怀抱坚定的用世之志,使他几经磨难和挫折,从不消解魏阙之心,重登朝堂是他始终不渝的追求。所以,他曾多次上书诉求量移,只是没有如愿。后只能以乐府述志寄怀,指陈时弊,弥补不能在朝堂上施展宏愿的缺憾。

　　元和元年,远贬朗州司马的刘禹锡,因读《改元元和赦文》,心有所感,遂致书司徒杜佑,请求量移:“伏读赦令,许移近效。……得奉安舆而西,拜先人松,誓当赍志没齿,尽力于井臼之间,斯遂心之愿也。……伏惟降意详察,择可行者处之。”言意恳切,充满了悲婉之情。但由于唐宪宗对“永贞革新”人士深为怨恨,杜佑也无奈帮不了他。元和四年,同为被贬的程异,在吏部尚书李巽的奏荐下被召回。刘禹锡再次看到希望,便托程异给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上书,恳求帮助奏荐:“岂意天未剿绝,仁人登庸。……私感窃�,积于穷年。化权礼绝,孤志莫伸。今幸伍中牵复,司存宇下。”李吉甫对刘禹锡素有好感,有意为其奏荐。后因武元衡入朝为相,对量移之事力持异议而作罢。这对刘禹锡打击很大,但他并没有屈从于命运的摆布,而是直接上书武元衡,申述得罪之由及眼前处境,望其援手。武元衡与革新派政见不同,素来心存排斥,但对刘禹锡却又表现出矛盾的心情。刘禹锡被贬后,武元衡曾致书慰问,并赠送衣服缯彩等物品,其情其意真挚而友善。正是基于此,刘禹锡希望他能感念旧情,加以奏荐:“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旧之怀。……伏惟发肤寸之阴,成弥天之泽;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诚无补于多士之时,庶有助于阴施之德。”言辞之痛切,呼救之急迫,几近哀诉,表达了在量移问题上对武元衡的无限寄望。

　　但是,刘禹锡的投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命运的转机,政见的分歧使他与执政者之间的隔阂更深,量移也变得更为渺茫。这对刘禹锡的心理打击是沉重的,可这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其理想信念,也没有降低其政治热情。诗人一再表示“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其一),“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在《望夫石》中,他还借妇人望夫化为石的民间故事,表明自己的执著信念:“望来已是几千年,只似当初初望时。”虽说身居荒隅,远离政治中心,手无权柄,可他依然不忘时政,心系朝廷,不甘于寂寞。不能在朝堂上参政议事,他就以诗文来述志抒怀,反映现实,通过曲折的方式来参与政治。正如卞孝萱在《刘禹锡评传》中所说:“刘禹锡一生并不甘心于当一个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所以,其诗大多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特别是乐府诗,体现得更为突出。他觉得乐府诗“导下情而通比兴”,具有悠久的讽刺传统,理应光大,或能补察时政,弥补内心的缺憾。在《董氏武陵集纪》中,他说:自建安距永明已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有以“朔风”、“零雨”高视天下,“蝉噪”、“鸟鸣”蔚在史策。“国朝因之,粲然复兴,由篇章以跻贵仕者,相踵而起。兵兴已还,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寝息。乐府协律,不能足新词以度曲,夜讽之职,寂寥无纪。”刘禹锡深感当时的乐府创作太过薄弱,不利于朝廷执政“观风俗,知薄厚”。于是决意打破这“寂寥”的局面,倾注心力去创作,以丰富乐府新辞。

　　刘禹锡受古乐府的启发,为使朝廷对社会现实和远州僻壤的民众生活和民风习俗有更真实的了解,他有针对性地创作了一批很有地方特色的乐府诗,如《莫徭歌》《蛮子歌》《畲田歌》《插田歌》《采菱行》等等,在这些诗中,他既描绘了异于中原地区的自然风貌,表现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也反映了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在诗中他注意融人民间俚语,化俗为雅,以吸引朝廷的关注和重视。如其在《插田歌》引言中所说:“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其意图很清楚,就是让“采诗者”带把诗歌带回朝廷,使执政能深入了解社会和民生问题。所以《插田歌》中,他一方面写了鸡鸣犬吠的乡村野趣和田夫农妇的农田劳作,另一方面也写了田夫与上计吏的对话,并以两者的对话来反映社会现实。诗中的上计吏,是地方官府派往京城办理例行公差的小吏。他自豪地对田夫炫耀:“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依人无度数;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诗中写上计吏所补之卫士,是付出了“筒竹布”的代价而得到的。实际上就是买官鬻爵,揭露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腐败。诗人虽为贬官,偏居荒隅,但仍时刻关注时政,从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看到社会存在的弊端,并以诗歌形式表现出来。以期引起朝廷执政的注意,采取措施消除社会弊端。

　　《采菱行》也是很有特色的一首乐府诗,诗歌以生动的笔墨描写了武陵一带采陵人的生活习俗:“家家竹楼l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但诗人显然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在引言中就说:“武陵俗嗜芰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马湖,薄言采之,归以御客。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之以俟采诗者。”就是想让采诗官将之纳为乐府新辞,被以音乐,在朝廷中传唱,或能得到赏识和重视,改变贬谪的命运。诗的最后两句就写得很明白:“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诗歌以浓郁的愁思来表现对遥远家乡的怀念,透露出诗人把古曲翻新的个中深意,就是提醒执政者要重视贤才,广纳贤才,才能振兴朝政。

　　在《团扇郎》《阿娇怨》《代靖安佳人怨二首》等乐府诗中,刘禹锡也都以不同的意象表达了回归朝廷,一展怀抱的愿望。

　　三、以诗立名。赋予人生更高的价值和意义

　　在刘禹锡的人生经历中,屈原对他的影响最为深广。刘禹锡初贬的朗州恰是当年屈原流放之地。他到贬所后,就住在后人为纪念屈原而修建的招屈亭附近。耳濡目染,抚今追昔,使他对屈原身处逆境而能坚持信念,放逐蛮荒依然顽强抗争的精神更为敬仰。屈原精神就犹如一座丰碑耸立于刘禹锡的心中,成为其人生追求的方向和动力。他思想由此而升华,他的人生道路也因此而改变。不仅像屈原那样忠直守洁,不畏逆境,坚持节操,与黑暗势力抗争,而且有意效法屈原,证明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刘禹锡生性豪爽乐观,面对贬谪生活的精神重压和残酷现实的打击,他依然故我,没有屈服,也没有被压垮,壮志成空,仕进之路被阻隔,他就转而追求人生的另一个目标,以诗名世。贬谪虽说不幸,但却也使诗人得以领略各地的自然风光,感受各地民俗风情的淳美。其心境因此而渐趋平和,内心的伤痛也得到了抚慰。故而能以超脱的情怀随物感兴,描绘出优美清丽的民俗风情画,唱出优美动人的歌,成就了他乐府诗的辉煌。《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在朗州十年,惟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

　　作,为新词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由于刘禹锡能“依骚人之作”,并善于从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从民歌中吸取新鲜养料,成功地创作了一批传世的佳作。主要有《竹枝词九首》《竹枝词二首》《堤上行三首》《杨柳枝词八首》《杨柳枝词二首》《踏歌词四首》《浪淘沙词九首》《纥那曲词二首》等等,这些乐府诗均以民间口语、俗语人诗,语言清丽自然,平易通俗,深受民众喜爱。如其两组《竹枝词》,诗中既描写了巴蜀优美的自然风物,也表现了青年男女踏歌传情的迷人风俗,还反映了农家刀耕火种的生活等,深受人们喜爱,并广为流传。宋人黄庭坚给予很高的评价:“刘梦得《竹枝词》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这一评价中肯而恰如其分。

　　刘禹锡创作乐府诗的意图很明确,在《竹枝词》序引中,他就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飚之。”就是以屈原作《九歌》而名扬后世作为鞭策,开创新诗风,创作新歌辞,“俾善歌者飚之”,以流芳于世。他对自己的创作也很自信,曾自豪地说:“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八首》)又说:“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他希望自己所创作的乐府诗能得到大家的喜欢,能在民间大众中传唱。事实上,刘禹锡的乐府诗篇不仅流传于当地,为民众所喜爱,而且还广为流传,受到文人雅士的追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在《梦得得新诗》中写道:“池上今宵风月凉,闲教少乐理霓裳。集仙殿里新词到,便播笙歌作乐章。”是说本来冷闲无聊的乐府里,因传来梦得的新词,一时为做新的音乐而热闹忙活起来。可见刘禹锡乐府诗篇在朝中也极受欢迎,给乐府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温庭筠在《秘书刘尚书挽歌词二首》其二中曾写有:“京口贵公子,襄阳诸女儿,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词。”诗中“柳郎”是指梁代吴兴太守柳恽,以诗名世,其《江南曲》清新秀美,流传极广,此以借指刘禹锡。京口与襄阳,都不是刘禹锡所居之处,但那里的青年男女,不分贵贱,都爱唱刘禹锡的诗歌。这说明刘禹锡的乐府诗流传很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因此而独步诗坛,享誉于世。